《陽光照耀青春里》（后文簡稱《青春里》），英文名“the way out”。

直譯是“出路”，也能翻譯成“逃生之路”。

被確診為精神障礙的何立為，已經逃無可逃。

在片中，何立為從精神康復院偷跑回家，哥哥容不下他，街坊鄰居視他為不安全因素，趕他走。

很顯然，何立為已經被熟人社會除名了，只有他想逃離的康復院青春里才歡迎他。

在重回青春里之前，何立為遇見了主動打招呼的小侄女小樹。

起初，小樹的小伙伴們阻止她靠近何立為。

小侄女掙脫了小伙伴們的阻攔，主動跑到何立為身邊，告訴何立為：“她們都覺得你很酷，因為你跟別人不一樣。”

“不一樣”是雙關語，在大多數眼中，何立為是精神障礙患者，而在小侄女眼中，何立為是卓爾不群。

荒唐的是，不一樣的何立為，明明是天才程序員，他本可以為公司創造更大的財富，然而他卻被公司開除，成為青春里的病患。

一、不一樣的何立為

何立為與公司的其他員工不一樣。

影片開頭，同事按時下班，何立為一直在寫代碼，墻壁鐘表的特寫鏡頭顯示他忙到23點15分。值得一提的是，這兩年，小組成員離開他，公司已經三個月沒有給何立為發工資了。

中式職場智慧有云，先跟對人，再做對事。何立為很不一樣，盡管領導曹經理不看好他，他始終覺得自己在做對的事。

領導的要求是，不管是盜版侵權還是抄襲，只要能成功融資，這就是好產品。

而何立為對自己的要求是，堅持做原創，堅決對盜版侵權抄襲說不。

兩者代表截然不同的價值觀。領導遵循的是工具理性（馬克斯·韋伯語），簡單概括就是為達目的不擇手段，何立為遵循的是價值理性，簡單概括則是為守信念不計后果。

馬克斯·韋伯認為，工具理性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占據主導地位，因為它推動了效率和經濟增長，但也可能導致道德或人文價值的淡化。

價值觀的不同，注定了何立為被公司除名的悲劇。

1999年，在大鬧融資會議后，何立為變成青春里的一員。

在青春里，有一群像何立為一樣被主流社會定義為“不一樣”的人。

影片通過青春里提出一個問題，不一樣就代表不正常，一樣就代表正常嗎？

恐怕，并非如此。

在青春里，何立為是唯一一個戴手表的人，一則這是他母親的遺物，二則何立為想要通過手表獲得時間自主權，是他想要離開青春里，像以前一樣工作生活的內心象征。

在強調時間就是金錢的當代社會，手表本是時間管理的工具。手表也像是一種被異化的時間符號，它隱喻社會規則對個體的壓迫。

何立為想要恢復的正常生活，就真的正常嗎？

影片中，家庭是何立為睡覺的地方，公司是何立為干活的場所。何立為把自己活成兩點一線的牛馬，這樣的生活，正常嗎？

何立為一直想要證明自己是正常人，然而，誰是正常標準的制定者呢？

是青春里代表的康復院？還是黃曉明飾演的專家？

有趣的是，專家似乎也無法給正常人下定義。

這也符合米歇爾·福柯對瘋癲（18世紀后被視為精神障礙）的認知。

福柯認為，瘋癲并不是客觀存在的“疾病”，而是一種歷史性的構建。在《瘋癲與文明》的結尾，福柯如此寫道。

瘋癲的策略及其獲得的新勝利就在于，世界試圖通過心理學來評估瘋癲和辨明它的合理性，但是它必須首先在瘋癲面前證明自身的合理性，因為充滿斗爭和痛苦的世界是根據像尼采、凡·高、阿爾托這樣的人的作品大量涌現這一事實來評估自身的。而世界本身的任何東西，尤其是它對瘋癲的認識，不能使世界確信它可以用這類瘋癲的作品來證明自身的合理性。

福柯要質疑的是，如果心理學要評估瘋癲、判定它是否合理，它必須先回答自身的一個更根本的問題：心理學本身的理性是如何建立的？它憑什么自認為是衡量瘋癲的標準？

此外，不同時代對于瘋癲的認知也不一樣。

在中世紀，瘋癲可能被視為某種宗教啟示或超自然現象，文藝復興時期，瘋癲可能是藝術靈感的源泉，而到了18世紀后，瘋癲則成為醫學要診斷和治療的“精神疾病”。

可見，瘋癲的“真理”并不是固定的，而是隨著社會歷史變化的。

我們在影片中也能看到時代變化對精神障礙患者的影響。

2011年，《精神衛生法草案》明確規定，精神障礙患者的人格尊嚴、人身安全等憲法規定的公民基本權利不受侵犯，享有的受教育勞動醫療隱私等合法權益受法律保護。

二、青春里的眾生相

在青春里，大家叫春春“公主”。

春春告訴何立為，她可以幫何立為逃跑，具體方法是用易拉罐的拉環，劃傷春春滿是傷痕的胳膊。

何立為震驚，春春卻覺得絕妙。

為什么這樣說？因為春春認為自己是一棵樹，她是用樹的邏輯來思考的。

園丁有一種刺激果樹多結果的方法，就是在樹皮上劃淺淺的口子。對樹來說，輕微劃傷是可以刺激樹木生長反應的。春春知道劃傷自己，工作人員會把自己送進醫院。

劃傷可以理解為春春的“自愈”手段。

李大宇身上有濃厚的學生氣質，他的背包，他的考試答題卡都說明他是教育體制的不適應者。

他背誦“獨在異鄉為異客”的詩句，說出異客就是我們這幫人的解讀，是影片中最動人的時刻之一。

李大宇的解釋拓寬了詩歌的表達疆域。這種“異地”不是地理上的異鄉，而是精神上的疏離。他們覺得自己像“異客”，是不被理解、不被接納。

據福柯考證，在文藝復興時期，瘋癲還能作為真理的衛士站在舞臺中央，在十八世紀后，瘋癲只能被視為禁閉的精神障礙患者。李大宇對詩句的看法，是充滿哲思的靈光一現。

關于《青春里》主要角色的設置，比如李大宇春春，酗酒喪女的朱朱，為了找爸爸逃離的方寧，這些人從不同性別和年齡的維度，都無法組合成一個普通美好的家庭。一個普通人平淡幸福的一生。

他們因為各種理由被主流社會驅逐，《青春里》與其說導演拍的是異類的瘋狂，不如說，他更想要表達的是普通人都會遇到的困境。

春春的擁抱，讓我反思，我們有多久沒有充滿愛意的擁抱他人了？

《青春里》拍出動人的親密關系。

何立為最終離開青春里時，他并沒有一種新生的愉悅。因為他無法確定，外面的世界并不能給他像青春里一樣的暖意。

在青春里，形象最復雜的反而是被打倒的洪兆慶。

洪兆慶被關禁閉后，何立為去看望他，他關心的是英姐該怎么活啊。

扣子的小細節，證明英姐與洪兆慶的愛情，他們有組建家庭的感情基礎。然而，在中秋節那一夜，洪兆慶拒絕英姐的就餐邀請。不敢踏入社會，像正常人一樣組建家庭，強勢的洪兆慶也有懦弱的一面，他把青春里當做自己的保護傘。

比起何立為和春春ta們，洪兆慶更離不開青春里。

青春里能看得見陽光，是洪兆慶給的自由。

何立為能借助采購的名義接私活，帶領第七病室一起打游戲賺錢。

不是洪兆慶眼瞎，是他給第七病室的自由。

中秋夜，洪兆慶沒有買夠月餅，更可能是他要對青春里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只是他沒想到，大家玩得太嗨了。

于是，雙方默認的平衡被打破了。

按照主流觀點看，洪兆慶同樣是不正常的人。

但正是這個不正常的人，讓青春里成為溫暖大家庭的可能。

這是多么諷刺，又多么現實的設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