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春天，我們即將初中畢業了，就在我們即將離開學校之際，云南生產建設兵團就派出工作組到我們成都來招工，據說當時云南和四川兩省勞動部門達成協議，將分別從成都和重慶(當時重慶屬于四川)招大批知識青年去云南支援邊疆建設。

記得當時云南招工團在學校進行了聲勢浩大的宣傳，著重介紹去農場比去農村插隊落戶要好得多，還有邊疆美麗的景色，少數民族的風土人情等等，一下吸引了我們的目光，特別是中國人民解放軍云南生產建設兵團的頭銜，知青去農場有工資有集體宿舍，吃飯有伙房，這樣的條件比下鄉插隊要好很多，也特別令我們心動。

看到這些，不少家長和同學都有點動心了，大家都覺得既然要下鄉，就不如去云南支邊，兵團組織紀律嚴明，最主要的是吃住有保障。

最終，在學校及班主任老師的宣傳鼓舞下，我們班也掀起了到云南生產建設兵團支邊的報名熱潮，全班差不多有一半的男女同學報名，按照招工人員的授意，男女生報名比例保持了平衡，目的是為今后扎根邊彊創造條件。
經過招工團隊緊張的政審挑選，我們學校赴云南支邊名單也很快張榜公布了，沒有特殊原因的同學，悉數得以順利通過。

馬上就要遠赴云南了，每一位同學的家長都傾其所有為自己的孩子準備了被褥、衣物和生活用品，條件好的家庭還為自己的孩子買了很多食品，準備下了零花錢。一切準備就緒，也就到了出發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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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發時間是1971年3月23日，那天，成都火車站擠滿了送行的人群，每一位家長的眼中都滿是擔憂與不舍，反復叮囑自家的孩子要照顧好自己，好好吃飯，注意安全。千言萬語，都是每一位家長對孩子的牽掛和關愛。

下午三點多，火車緩緩開動，站臺上頓時一片哽咽聲和撕心裂肺的哭喊聲，車廂里的同學們也都抹起了眼淚，哽咽聲哭泣聲連成一片。滿載支邊青年的列車駛出了城區，車廂里才漸漸平靜下來，那些還不知道憂愁的青年學生又嘰嘰喳喳說個不停。

經過漫長的旅程，火車抵達了昆明。在昆明住宿一晚，還沒來得及好好感受這座春城的風光，我們又坐上了開往滇西的大卡車。大卡車沿著蜿蜒的山路顛簸前行，車窗外的景色從繁華的城市逐漸變成了連綿的山巒和茂密的森林。道路崎嶇不平，每一次顛簸都讓人心驚膽戰。隨著車輛深入滇西，空氣變得愈發濕潤，亞熱帶的氣息撲面而來。經過幾天幾夜的奔波，我們終于到達了滇西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州境內的潞西縣，一部分同學留在了遮放農場，一部分同學去了距離市區二十多公里遠的弄坎農場。

當時的遮放農場隸屬中國人民解放軍云南生產建設兵團三師十二團， 我們美其名是兵團戰士，實際上就是農場工人，我們的任務就是砍壩燒荒栽種橡膠樹，為祖國的橡膠事業出力流汗。

潞西農場坐落在群山密林中，茂密的原始森林和新栽種的橡膠林交織在一起。初到農場，我們被被眼前壯麗的自然景色所震撼，但很快，現實的困難就擺在了面前。居住的地方是簡陋的茅草屋，屋頂漏雨，墻壁透風。睡的是簡易的竹竿架子床，吃飯雖然有食堂，可飯菜飯簡單粗糙，簡直是難以下咽。

安頓下來，經過短暫的學習和軍訓，我們就投入到繁重的生產勞動中去了。

不管是砍壩燒荒還是挖樹穴（栽種橡膠樹的樹坑），勞動量都很大，我們真的是很難適應這么艱苦的生活環境。剛到農場的那段時間，每到夜深人靜的時候，時常能聽到女生的哭泣聲。

然而，生活再苦，生產勞動再艱難也只能頑強面對，因為除了頑強面對，別無選擇。

每天天剛亮，起床的哨聲就吹響了，早操、洗漱、吃飯，緊接著就是上工砍壩燒荒挖樹穴，天天重復著同樣的勞動，天天都是難以下咽的伙食，天天看著太陽從東方升起又西墜云海，最令我們期盼的就是每月一次的改善伙食，那個年代，一個月能吃上幾片肥肉，也算是我們最幸福的事情了。

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我們天天在熾熱的陽光下，他揮舞著砍刀鋤頭，鏟除雜草，伐樹砍樹，汗水濕透了衣衫，蚊蟲叮咬得渾身是包，但我們只能咬牙堅持，因為抱怨也解決不了任何問題。在這片陌生的土地上，我們成都青年用青春和汗水，書寫著屬于我們的奮斗篇章，因為我們心中始終有一個信仰—屯墾戍邊，鞏固南疆，使命肩上扛，為國種橡膠。

經過了三年多的勞動鍛煉，我們漸漸適應了云南的生活習慣，也漸漸適應了農場艱苦繁重的生產勞動，看著我們親手栽下的橡膠樹苗一天天長高長大，我們心里的那種自豪和成就感油然而生。

1974年下半年，上級撤銷了我們云南生產建設兵團的兵團建制，我們所在連隊劃歸到地方國營農場，我們成了名副其實的農場工人。也是那年秋天，我被抽調到分場一個偏遠的小學當了老師。

所謂的小學，就是幾間簡陋的草棚和幾十名學生，我來學校任教時，學校有一位姓林的女老師，她是六十年代隨同父母從保山農村來到遮放農場的，當年十八歲，已在學校教書快兩年了。林老師很熱情也很善良，她知道我之前沒有教書經驗，就主動告訴我怎樣給學生上課，怎樣備課，怎樣給學生批改作業。在林老師的幫助指導下，我才慢慢熟悉了教書流程，站在講臺上也輕松自然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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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的分場小學規模很小，一共三個年級，三個年級的學生還不到五十人。林老師教一二年級的學生，一二年級的學生在一間教室里上課。林老師說三年級的學生聽話，讓我教三年級的學生。林老師家離學校不遠，她在家吃住。我們生產小隊離分場小學太遠，我只好住在學校里，一日三餐也在學校吃。

我教的三年級一共十七名學生，有幾名學生還不是我們農場的子弟，他們是附近村寨的孩子。孩子們都很聽話，來到學校先把教室里打掃干凈，還幫我抬兩桶水放到辦公室里。附近村寨的那幾個學生來上課的時候，不是給我送香蕉、木瓜就是給我送雞蛋，但凡有點好吃的，學生們都會想到老師，就連我吃的蔬菜，都是學生從家里拿來的。

林老師對我也特別好，空閑時間經常幫我燒飯洗碗，她家有什么好吃的也會給我帶到學校來，我發自內心地感激林老師。

記得是1977年秋天，學校擴建教室，我和林老師還有年齡大一點的學生都去山上割茅草苫房頂。那天割茅草的時候，我不小心割破了手，林老師急忙用她的手絹幫我包扎好傷口，回到學校，還拉著我去衛生室讓衛生員幫我消毒處置傷口。就是從那天起，我發自內心地愛上了淳樸善良又漂亮的林老師。

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和林老師的感情越來越深厚，我們一起計劃著未來，希望能早一天步入婚姻的殿堂，一起為農場的教學工作做貢獻，在農場扎根，為邊疆建設貢獻自己的一生。

可有些事情是不能以個人意志為轉移的，1979 年春天，就在我準備和林老師領取結婚證的時候，知青大返城的消息如同三月春風，吹遍了農場的每一個角落，在農場里引起了軒然大波。

聽到這個消息，我也陷入了兩難的抉擇。一方面，我對這片生活了八年的土地有著深厚的感情，這里有我青春的回憶和奮斗的足跡，還有我深愛的林老師。另一方面，我也思念著遠方的家鄉和親人，我也很想回成都。

一晃就是一個月，就在我終于下定決心和林老師登記結婚的時候，我突然收到了我父母發來的加急電報，讓我火速辦理回成都的手續，回去接我母親的班進郵電局工作。

林老師看我左右為難，就難受地對我說：“劉老師，要不你就回成都吧，你的父母都在成都，畢竟城里要比農場的生活條件好，我不能……”

看看同學們接二連三都陸續回城了，緊接著我又收到了父母追加的加急電報，我扎根農場一輩子的決心開始動搖了，最終還是現實打敗了愛情，我決定放棄和林老師結婚的打算回成都。

5月的一天，我拿到了返城手續，也可以回家了！那天給學生上了最后一堂課后，我將自己購買的作業本，鉛筆，橡皮等文具分別送給每個學生，然后難受地對同學們說：“同學們，老師就要回成都了，不能繼續給你們上課了，希望你們以后聽林老師的話，好好學習……”

教室里忽然安靜下來，同學們都用疑惑的目光看著我，一名女學生眼含淚水問我：“老師，你為什么要回成都？我們舍不得你走……”我無言以對，我能說什么呀？我什么都說不出來，只好眼含淚水像逃跑一樣走出了教室，我聽到了教室里學生的哭泣聲。

離開農場的那天，天空飄著蒙蒙細雨，仿佛也在為我的離去而傷感。林老師和同學們送我到分場場部，幫我把行李裝上了農場開往縣城的拖拉機。拖拉機啟動的剎那間，學生們的哭喊聲令我心碎，我不敢直視在掩面而泣的林老師，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緒，我趴在自己的行李上嗚嗚痛哭起來。

回到成都后，我心里難受了很久，也很愧疚，曾經和林老師海誓山盟，最終我卻沒能信守扎根農場一輩子的誓言。每當想起淳樸善良的林老師，每當想起農場小學那些天真爛漫的孩子們，我心里就像刀割一樣疼。

離開滇西以后，我再也沒回去過，因為我無顏再見林老師，我辜負了她對我的一片真情，今生今世，我永遠對她心存感激，也永遠對她心存愧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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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光荏苒，日月如梭，幾十年的時間似乎就在轉眼間，當年的我們已步入了老年，我們的子女也都已長大成人，各自有著美好的生活。每當回憶起在遮放農場的那段歲月，我心中都會涌起一股暖流，也會涌起一陣陣憂傷和愧疚。林老師，你生活得好嗎？

作者：草根作家（講述人：劉曉明老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