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暑期，我考入國立北平藝專(校址在西單西京畿道﹐即現在民族事務委員會所在地)，先入藝術師范科。一年后，該科撤銷，同學分頭轉系，我轉入國畫系。我們這系，頂多不過二十人，教授多是大師級或著名畫家，如教花鳥的有齊白石、王雪濤、邵逸軒、楊洛川等；教山水的有溥心畬、黃賓虹、吳鏡汀、汪采白等；教人物的有陳緣督、吳光宇等。先生教課認真，學校管的亦嚴，每課教務處都有人去巡看點名(暗地)。學生出人學校，須把校門口掛的名牌翻一下(到校翻黑字的，出校翻紅字的)，使校方一目了然，誰也不敢疏懶或無故缺課。

我系的老師，好像齊白石先生的年齡最長，那時已七十歲左右。鶴發紅顏，長須飄拂胸前，夏天穿一襲白長衫，白褲，布底皂鞋，手持龍頭拐杖，移步較緩而穩，很有風度，一看就知道是個大畫家。

白石先生每周給我班上兩次課，每課連著兩小時。先生來校時，總是雇兩輛洋車(黃包車)，自己的一輛在前，后一輛坐著夫人胡寶珠。車到校門口剛停，門丁(穿黑制服，扎皮帶，打綁腿，戴大沿帽，跟警察差不多)立即過來，把老先生攙著送進校門，然后夫人再扶持著步入教室。

看樣子學校是有意識地尊敬老先生，只要有齊先生的課，堂伏(管教室的勤務員)總是在講臺的下邊一側臨時放上一把太師椅，齊先生就坐在那里休息，夫人陪坐著。冬天天冷，就在那里圍爐取暖，有時還吃烤白薯。

那時的校風好，老師的藝德亦好，往往是上課的鐘聲未落，齊先生就坐在教室里了，從不遲到早退。若有事不能前來上課，也要派人送來畫稿，不讓學生荒廢學業。

齊先生的教學方法很簡單，每次帶來一張自己的得意作品(那時的規格一般通行四尺條、三尺條、二尺條，要不就是四尺整張，沒有現在通行的四尺三裁或四尺方對開)，用夾子夾住掛在講臺上，叫大家看著臨摹。班上的學生不多，距講臺不遠，都能看得清楚。大家共臨一張畫，很容易看出學生的臨摹水平，便于指導。

齊先生很少講理論，他的教法是叫學生在實踐中體會，摸索經驗，沒有什么一套一套的夸夸其談。學生若提問，先生也是“叩之以大則大鳴，叩之以小則小鳴”，針對具體情況，指出要害，不作云山霧罩，故弄玄虛；態度和藹，神色威嚴，不由你不認真聽、不認真領會、不認真臨摹。

先生大部分時間是坐在臺前休息，眼看著學生做作業，有時也到學生位子上坐坐，看看具體作業。發現問題就給改幾筆，同時指出為什么要這樣而不是那樣。如有次一位同學臨的一張杏花，總的看和先生畫的樣子差不多，先生看了，拿起筆對他說：你畫的葉子都成了平面的，而杏花的枝葉結構卻不如此，至少有些花后要畫上葉子，就圓起來了。又說，你看你畫的枝干銜接處，描得光光溜溜，這不好，畫要畫不要描，要看出似不連接而氣勢連接，這樣就不類似“畫匠”畫了，格調就高了。

白石老人日常作畫，對于所畫對象，雖然不一定連陰陽向背都了如指掌，但一定要心中有數才動筆。解放初《人民畫報》請他畫一幅《和平鴿》，他沒有立刻下筆，請他們過幾天再來取畫。等他細心觀察了兒子所養的鴿子的飛立仰俯各種動態，心有全鴿了，才畫出那幅傳世的佳作。

齊先生的畫，從不輕易送人。他有“交易不論情面”之語，因之有人說他愛財。其實他是自重自愛。那種見人就送的畫,大概不是什么好畫。但是我們班的同學，每人手中都有他贈送的一幅。為了教學生掌握基本技法，如怎樣用筆、墨、水、色，怎樣構圖等，他言明輪流給每人畫一幅，作為紀念。當這次該給誰畫了，這位同學就早作準備，紙張筆墨都擺好，齊先生就在他的位子作畫，同學們圍攏來瞧，瞧不見的就站在椅子上，伸著脖子看，看得都非常認真，生怕錯過了學習機會。齊先生畫時，向來不說話，畫得入神時，遇上不順手處，往往是脖子一挺，“嗯”一聲就過。先生行筆很慢，枝葉花朵，處處都有出處和著落。如所畫藤蘿，枝條如龍飛鳳舞，但都能找到它的脈絡。有時他題自己的畫說“一揮而就"，那是指精神貫注，一氣呵成，并不是大筆一甩就“得”。給同學作的畫，他一定認真地題寫上下款，然后帶回家用印，下次上課時帶來。

課下同學們若要習作，齊先生并不另拿畫給他們去臨。課下臨的，都是先生給同學畫的，大家互相借著來臨。我還記得一件很傷心的事，即齊先生給我畫了一幅《蘆葦鴨子》，四尺條上邊，長長的垂下幾片葉子，還有蘆花一穗，下邊一只縮脖水鴨，靜靜地浮在水面，非常生動有味。這幅佳作，被一位叫倪瑩的女同學借去臨摹，可她粗心大意，竟把這卷畫放到蘸了墨的筆上。急急打開一看，畫上已染了一串連珠墨點。倪瑩直道歉，我也傷心得沒法說。后來我向齊先生說了，先生說“拿來我看看”。他琢磨一會，拿起筆在墨點地位題跋了兩行字，墨點掩蓋住了，并且增加了這幅畫的故事性，更有意義了。但使我更傷心的還在后頭呢，抗戰期間，這幅畫又遺失了，迄今我還時常想起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