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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唐宋這兩個朝代，即便是在中國五千年歷史長卷中也毋庸置疑是尤為濃墨重彩的一筆，社會各方面的繁盛與欣欣向榮，都令不少后世人為之神往。

而在一些專家學者眼中，這個時期更有著與眾不同的意義。一種論斷更直接認為——“唐代是中國中世的結束，而宋代是中國近世的開端?！?/p>

誠然，以唐宋為界，前后的兩個時代都呈現出了堪稱迥異的時代特征，這確實可以表明唐宋時期社會發生了劇烈的動蕩和變革。但要武斷地定義中國近世的開端，還是讓人感覺過于簡單粗暴了。

那么，“宋代近世說”這一理論究竟以什么為支撐，又是否有其合理性存在呢？

唐宋變革論的提出與發展

雖然早在清朝時期就有大量的文人學者認識到了唐宋社會變革對后世的深遠影響，但這種思想作為一個系統的理論被提出，還應歸溯于日本著名漢學家內藤湖南。

他的宋代近世說也就是唐宋變革論，最主要的內容為：貴族政治的式微和君主獨裁的出現；以及變法革新后，人們擁有土地所有權的意義更加確實，平民地位顯著變化。

他認為中國歷史在唐宋尤其是宋代時期，已經走出魏晉南北朝時政治被門閥士族所把控的局面，君主王權得到有力強化，土地制度經過改革，商品經濟發達，文化上也十分繁榮，“平民主義”開始慢慢抬頭。

這一理論提出后，曾一度成為大陸學界的學術熱點，占據學界眾人的視線長達20余年。21 世紀以來，唐宋史研究更多以此理論為框架和標簽，不少學者甚至將其視為不證自明的“公理”。

后來，他的學生和同一學派的其他學者又在他的基礎上，將這個理論進行了完善和補充。直接以西方的文藝復興作為類比對象，認為宋代就是中國最早的文藝復興，還列舉了許多相同點，如思想上的解放和城市商業的興起等。

仿照歐洲的歷史演進模式，論證中國的近世比歐洲更早，甚至認為是中國的文藝復興啟發了歐洲的文藝復興。儼然將唐宋變革論的核心轉移到，“中國先于歐洲進入近世”這一觀點上來。

那么對于內藤湖南這一學派提出的理論，我們是否能全盤肯定接受呢？在此之前，我們不妨先來看看唐宋時期社會變革與繁榮景象。

唐宋變革之新氣象

正所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帶動社會變革與發展的往往是社會經濟的發展。而唐宋時期的商品經濟，是空前發達的。

說道商品經濟，那自然就不得不提及這種經濟形式出現之前，長期存在的自然經濟。自然經濟偏向于自給自足，通過勞動產生的物質首先滿足自身生存的需要，如果有多的再拿出來和他人進行交換。

而在生產力水平較低或者社會較為動蕩的時候，人們要么維持生活就已經很艱難了，要么在進行商品交換時需要冒很大的風險，所以商品經濟是不可能得到很好發展的。所以只有社會穩定人民生活富足時，商品經濟才能真正活躍起來。

而作為一種極具流動性和分化性的經濟形式，商品經濟的發展必然會引起各種社會要素的流動及其組合。在沖擊原有的經濟關系和社會關系，并產生新興的社會力量后，促成了唐宋社會的變革 。

不管是“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這種耳熟能詳的詩句，還是《世說新語》里那些關于士族的風雅典故，都讓我們得以窺見魏晉時期門閥大家的權勢滔天。

其實這些門閥士族長盛不衰的根本原因，就是當時的土地往往帶有政治色彩，是家族權勢的象征。社會資源高度集中在各大世家手中并代代相傳，平民想要實現階級的跨越可以說是難于登天。

但到了唐朝，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土地開始更多的作為一種財富象征，其買賣交易也越來越頻繁，整個社會都進行了富貴貧賤的轉化。門閥士族“名雖著于州閭”，但已“身未免于貧賤”，與社會其他階層的界限就日趨泯滅。

即便在唐朝時還有“崔、盧、李 、鄭及城南韋 、杜二家, 蟬聯圭組 ,世為顯著”這樣的名門望族的出現，到了宋代已經是“至本朝絕無聞人”。門閥士族在繁盛了幾百年后，也終究還是消失在了歷史長河中。

除此之外，社會經濟的變化又必然引起思想文化的變化。文學最主要的特征就是自由，詩文不再過于注重形式，水墨畫更是灑脫寫意。唐詩、宋詞中的那些名句，時至今日仍然是每個中國人自幼時起的啟蒙。

尤其是在宋代時期，通俗藝術得到發展，文學中的平民趣味日漸凸顯。詩詞中出現越來越多描述平民生活的作品，小說也越來越通俗易懂，文學可以說是越來越接地氣了。

思想文化領域更是有了重大變化，宋學的義理之學代替了漢學的章句之學, 體現出自由開放和經世致用的特征。在實現階級跨越后，人們身上往往有種責任感，希望能將畢生所學用于造福社稷。

不管是貴族政治的式微，還是平民地位的顯著變化，好像都在這幾百年間的社會變革中分明地展現了出來。既然如此，唐宋變革論的支撐應當是十分有力的。若果真如此，也不會有許多學者呼吁“唐宋史研究應當翻過這一頁”了。

理論實質與學術爭議

事實上，近年越來越多學者在呼吁應當走出“唐宋變革論”的誤區。究其根本原因，還是這一理論的實質目的，是從提出者內藤湖南本人立場出發的。不論這位學者再如何喜愛漢學，其學說終究是服務于日本政論的。

表面上看來，他是在客觀評述唐宋時期的社會變革狀況，甚至對中國文藝復興出現之早表示贊揚，很容易讓人認為他是在贊譽中國商品經濟的發達和文化思想的開放。

然而實質上，他卻是想通過這一理論向世人說明，中國正是由于歷史進程過于“早熟”，所以才會過早地在清末出現政治經濟困難疲軟，急待尋求出路的局面。以試圖為日本入侵中國披上一層“溫情”的外衣，好讓這場非正義的侵略表現得像是在解救中國人民于水深火熱之中。

所以細究起來，“唐宋變革論”的核心理論其實都存在不少誤區。比如他提到唐宋時“貴族政治式微，君主獨裁出現”，實際上自秦統一以來，政治上就一直是君主專制，皇權高于一切；而魏晉時的大家族應當稱其為“士族”，“貴族”一般指皇室宗親這類權貴。

之所以內藤湖南的理論聽起來有種削足適履的錯位感，是因為他在研究中國歷史時確實罔顧了中國的國情，錯誤地照搬套用了歐洲的歷史研究框架。明顯受到《歐洲文明史》的影響，在分析唐宋歷史時，多使用西方的古代社會、中世社會、近世社會特征作為衡量時代發展的標準。

中西方地域文化差異如此之大，內藤湖南卻僅因為個人受影響太大，就一味照搬到學術研究中，所以也無怪乎他的理論范式顯得蒼白和不足，又完全不符合中國國情了。

再者，內藤湖南之所以要強調唐宋是“變革”，而不是簡單的發展或者變化，是因為他想極力論證這一時期的社會產生了“質變的飛躍”，是其他歷朝歷代所不能及的。

這種思想的實質，是把唐宋前后斷裂為兩個性質不同的時代，是一種認為中國歷史在宋代以后就再沒有質變的停滯論，這不免讓人產生一種將本來連貫的中國歷史割裂開來的生硬感。

其基本結論、主要觀點，乃至其所謂論據都是錯誤的。換言之，內藤湖南本來就不是用科學的方法，從史實出發進行研究，而是先有結論，后選擇、改造能為己所用的史料進行演繹。這種存在諸多誤區的理論，是絕不應該被當做真理的。

結語

中華上下五千年文明，每個較長的歷史時期，都有許多重大變化，這很自然，不足為奇。秦王掃六合、百家爭鳴、郡縣制的設立、三公九卿的出現等等，比起唐宋之際的變化，顯然都有過之而無不及，但前人很少將上述各時期的變化，概括為某某時期變革論。

“唐宋變革論”確實為學者們提供了一個歷史研究的新視角，從表面上看也有其合理性。

許多人在乍聽這一理論時，也單純地以為只是在夸贊唐宋時期的發達與輝煌成就。但深入了解過后，就會發現其理論根本經不起推敲。

內藤湖南雖然喜愛中國文化，但是當他從國家利益與政治立場出發時，他在推出這一理論上的真實目的就不禁發人深省。所以，在接觸任何一個理論時，我們都應該辯證地看待，切不可被表象所蒙蔽。

參考文獻：

《新唐書》

《宋史》

《通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