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光斌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

國際關系學院院長、教授

政黨是引領國內國際變革的重要力量，但長期被西方國際關系學界忽視。以政黨為視角，許多基礎性概念得以更新和重塑。當政黨成為國家建設的組織者時，“政黨國家”便提供了一種有別于“民族國家”的新的國家形態。作為中國式現代化的領導者，中國共產黨為國家發展指明了道路，為當下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探索提供了新的借鑒。作為世界體系的參與者、建設者、貢獻者，中國開創和引領的現代化不僅深刻改變了全球政治經濟格局，也在掀起一波新型全球化浪潮。從“政黨國家”視角審視治國理政的理論與實踐，成為構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重要著力點。

01

雖然政黨事實上改寫了世界政治的游戲規則，但在國際關系理論中，政黨幾乎連影子都沒有

政黨在國家建設、現代化進程和世界體系變革中如此重要，但政黨研究在西方社會科學知識體系中卻處于邊緣位置。比如，在西方的本國政治研究中，政黨的地位同利益集團一樣，是一種“社會”力量而非“國家”力量，“政黨”被淹沒在社會中心主義的知識體系之中。在比較政治研究中，雖然有亨廷頓這樣的政治學巨匠發現了權威性政黨的重要性，但主流政治學依然是呼喚“回歸國家”而不是“找到政黨”，“政黨”被淹沒在國家中心主義的知識體系之中。雖然政黨事實上改寫了世界政治的游戲規則，但在國際關系理論中，幾乎連政黨的影子都沒有。理論和歷史、理論和現實之間是如此遙遠，讓我們如何把握世界走向？

作為“舶來品”的政治學亟待立足中國式現代化，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在政治學理論和比較政治研究中，中國共產黨事實上是國家的政治領導力量而非西方式政黨的社會力量；國家不會自動地自我組織，而是政黨將國家組織起來，沒有強有力的政黨，很多國家根本就不存在“國家自主性”，談何“找回國家”！現實問題應該是“找到政黨”而非“找回國家”。相對于西方社會科學的兩大知識體系即社會中心主義和國家中心主義，理應有一個“政黨中心主義”的知識體系。

02

“政黨國家”作為國際關系理論的

基礎概念必須建構起來

作為政黨中心主義知識體系的一個組成部分，在國際關系理論中，必須賦予政黨應有的地位。如果說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的基礎概念是“民族國家”，那么“政黨國家”作為國際關系理論的基礎概念也必須建構起來，但是“政黨國家”的位置在哪里？這些年中國興起的世界政治學給“政黨國家”留下了空間和位置。世界政治學研究的是基于世界市場而形成的政治思潮所誘發的制度變遷和改變的大國關系及世界秩序，“世界市場”和“政治思潮”是世界政治學的兩個研究單元，它們分別是人的物質利益和精神需求的放大。換句話說，看起來無比宏大的世界政治學，說到底還是以原子化的個體為基礎的，這就決定了世界政治學的實存性和科學性。世界市場直接換算為國家利益，背后的力量是商業集團以及作為商業集團工具的國家；政治思潮則是社會性政治觀念推動的政治運動，其最大推手無疑是政黨，尤其是使命型政黨。比如，馬克思主義思潮從西歐傳播到俄國、再由俄國傳播到中國乃至全世界，馬克思主義政黨起著決定性作用。近年來，西方國家民粹主義思潮的泛濫，也離不開相關政黨的推波助瀾，比如從美國的“茶黨”到法國的國民聯盟。這樣，國際關系研究就不能不關注到對象國的政黨政治。

03

國際關系的行為主體雖然是“國家”，

但國家背后是“政黨”

政黨塑造了國家形態，也改變著國際關系和世界秩序。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如果不是十月革命使沙皇俄國更替為蘇維埃國家，無論俄國勝敗，都不會改變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同樣，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如果不是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取得革命勝利，亞洲依然是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一個部分。這是馬克思主義政黨帶來的世界秩序的變革。這個事實對國際關系理論的意義是，階級分析及相應的政黨研究應該是研究國際問題的一個重要路徑，但階級分析并沒有獲得現實主義國際政治理論那樣的學術地位，更看不到政黨研究在國際關系研究中的作用。

不僅如此，政黨的歷史文明屬性也深刻地影響著政黨的民族性質并由此影響著國際關系。比如中國共產黨，其不僅是一個階級意義上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同時還是文明意義上的中華文明的傳承者和中華現代文明的塑造者，具有巨大的包容性、適應性、穩定性和統一性。文明屬性決定了中國共產黨是一個與其他政黨不同的政黨，具有極強的政治韌性和自主性。中國共產黨的文明屬性意味著，其可能會適應環境的變化，但不會隨著環境的變化而消解自我。

可見，國際關系的行為主體雖然是“國家”，但國家背后是“政黨”，政黨不僅有階級性，也應該有文明性和民族性。以“國家”為主體的西方國際關系理論主要是“民族國家”，并由此形成了影響最大的現實主義理論；而國家如果演變成“政黨國家”，政黨的信仰和文明基因，必然使這樣的“政黨國家”具有超越現實主義的氣質。比如，新中國剛成立后制定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就把一個落后的農業國家建設成為初具規模的工業化國家，客觀上蘇共這樣的使命型政黨提供了巨大助力；同樣，中國共產黨提出要胸懷天下，推動“普惠包容的全球化”，這是因為其既是一個馬克思主義的使命型政黨，也是“天下觀”文明的傳承者。因此，“政黨國家”應該作為一個重要概念而進入國際關系研究場域。

在研究國家建設和現代化模式中筆者提出了“政黨中心主義”概念，那么，作為內政延續的外交領域研究誕生的應該是“政黨國家”概念。在中文語境中，“黨和國家”已經習以為常，而英文的“party-state”翻譯為“政黨國家”比“黨國”更好。無論如何，中外文都有“政黨國家”之說，而這個實踐性常識的“說法”應該成為一個理論上的描述性概念。這不但更有助于厘清國家史、國家關系史和世界政治史，更有助于人們把握現實中的國內外政治，從而發展出更符合事物本身情況的對外關系。

當然，正如作為西方國際關系理論基礎概念的“民族國家”不能詮釋很多國際問題一樣，我們也不要指望“政黨國家”去解釋所有國際問題。但是，沒有“政黨國家”視域，當今諸多國際問題就不能得到恰當的解釋，也難以看清世界政治的基本走向和未來趨勢。

文章來源：《北京日報》

微信編輯：張菁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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