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刀馬

全世界的焦點，都集中在前幾天美國頒布“對等關稅”的行政令，以及中國提出的對等反制措施。

這件事的影響很大，看似是中美兩大國的貿易戰，但本質上是全球貿易大變局中的必經之路。起碼從影響范圍來看，我們都被迫成為了局中人，為此分擔代價，或許只是時間問題。

先簡單回顧下事件：

4月3日，特朗普在白宮簽署亮相關于所謂“對等關稅”的行政令：美國將對所有貿易伙伴設立10%的“最低基準關稅”，一些貿易伙伴征收更高，對中國商品加征34%關稅，于美國東部時間4月9日生效。

中國的反制措施迅速且強硬：宣布對所有美國商品加征34%的關稅，并將11家美國企業列入不可靠實體清單，暫停六家美國企業的產品對華輸出資質，還對部分稀土相關物項實施出口管制等措施。

一來一回，全球經濟開始遭遇近年來少有的重大利空：股市暴跌，大宗商品遭遇恐慌性拋售。高盛本周甚至將美國GDP增速預測從之前的1.7%下調至0.5%，同時預測美國經濟衰退概率為45%，稱美國正在進入“衰退倒計時”。

主動挑起“關稅戰”，是特朗普不惜讓美國經濟衰退為代價的一步險棋，直接結果是中美自建交以來規模最大、最全面的一場關稅戰，它對世界經濟、貿易的影響才剛剛開始。

對于國內剛剛興起的“中國企業出海潮”，這一事件絕對稱不上利好，但也遠遠沒有想的那么糟。那么，正在深耕海外市場的中國出海企業，應該如何看待，并做出哪些準備？

中國對待國際事務，一般是不主動招惹，但遇事會冷靜應對。這場關稅戰，中國肯定不愿意打，但對于有預謀的針對，躲不掉，那就打。

這一看似突發的事件，實則是全球政治經濟大變局中的必然。特朗普政府不是臨時起意，中國的反制措施也不是臨時擬定。在中美之間的大國博弈中，雙方對彼此手上的牌都很清楚。

特朗普為什么要推出“對等關稅”，可能有以下幾個原因。

首先，隨著近些年中國的崛起，美國近年歷任政府都在思考如何遏制和打壓中國，從卡脖子，到貿易戰，美國長期的霸權思想，導致其無法接受國際上有第二股勢力跟它平起平坐。

遏制就是唯一手段。

其次，美國近些年經濟增長乏力，國內矛盾疊加，導致其再無力支撐全球秩序制定者和管理者的身份定位。插手國際事務，建立以美國為主導的國際秩序，這是美國自上世紀以來主動選擇的國際生態位。說白了，就是通過給全世界“發紅包”，再長期回收整體收益。

但新的局勢是，美國近些年的增長乏力，加上國際國內環境的壓力增大，美國再無力支撐全球秩序制定者和管理者的身份定位。商人出身的特朗普決定美國停止紅包發放，從放眼全球轉為獨善其身，與其他地區脫鉤搞區域內循環，這是特朗普“MAGA”的關鍵舉措之一。

針對以上兩點，“對等關稅”就是特朗普手里重要的一張牌。那么“對等關稅”到底是怎么算出來的？

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發布了一個公式：調整關稅稅率等于美國對貿易伙伴的貿易差額，除以美國的進口需求價格彈性（美方設置為4）、關稅轉嫁至進口價格的比例（美方設置為0.25）、美國從貿易伙伴進口額這三者的乘積。

由于前兩者相乘等于1，調整關稅稅率實際上等于美國對貿易伙伴的貿易差額除以從貿易伙伴的進口額。這個稅率除以2就是“對等稅率”。

可以這樣理解：美國認為與貿易伙伴之間有逆差就是吃虧，用逆差額除以貿易伙伴對美的進口額，這個比例姑且叫“吃虧比”。“對等關稅”就是對“吃虧比”打上差不多是對半的折扣，加征給貿易伙伴。

例如，按照美國商務部數據，2024年美國從日本進口了1482億美元商品，美國的貿易逆差為685億美元，685÷1482=46%。46%就被認定為日本對美國征收的關稅率。于是對日本加征24%的對等關稅。

再如中國，美方數據是2024年中國向美國出口了4389億美元，美國貿易逆差為2954億美元，2954÷4389=67%，所以對中國加征34%。

可見，“對等關稅”并不完全是關稅，它的政治意圖大于經濟意圖。各國貿易伙伴如何承認了“對等關稅”，就需要接受美國的高姿態，如果不承認“對等關稅”，美國就會將其作為雙邊談判的籌碼。總之，這仍是美國為保證自身利益，一以貫之的霸道行徑。

由于太過于無理，中國給予了反制措施，在兩國現有經濟體量之下，我們自然無法做出較大的讓步。

但必須承認，這場風波對中國的影響會很久，也很嚴重。

在所有對美貿易順差的重點國家中，除了中國被征收34%的“對等關稅”外，美國還向越南征收46%，向泰國征收36%，向印尼征收32%，向柬埔寨征收49%……

東南亞國家普遍被征收了40%以上，說明美國不僅要向中國加稅，還要阻止中國企業通過向東南亞轉移產能、規避美國關稅的做法。

這些國家大都不會提出反對意見，可以推斷，短期內中國對美出口將會受到嚴重影響，其中跨境電商企業和平臺，會在這輪中美關稅戰中承擔更大的壓力，成為重災區。

但長期來看，我們也不缺少應對的底氣：

首先，美國消費者對中國制造商品存在真實需求，中國產品的性價比優勢，短期內很難被替換，另外“對等關稅”是普遍加征，美國進口商要從別的地方進口，關稅也很高，美國并沒有太多替代方案；

其次，中國產業鏈，已具備全球市場的高滲透率。因此即便美國可以更多從墨西哥、越南等地進口，它們的產品也離不開來大量自中國的核心零部件、設備、技術，或者就是中資企業在當地投資生產。

最后，盡管美國是我們目前最大的出口市場，但隨著近些年我們對歐盟國家、東盟國家、“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中東等市場的培育，中國對美出口占比也在逐漸下降，我們有機會將對外貿易的注意力，放在除美國外的其他地方，慢慢形成新市場、新體系。

中美這次關稅戰，像是兩個大國的一場“懦夫博弈”，誰也打不死誰，但主動退讓的一方勢必將承受重大損失，在這種關鍵的時候，更有勇氣的一方往往能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而我們不退讓的底氣，來自中國自己的產業能力。換句話說，相信中國制造優勢，相信中國企業家的創新能力。

幾年前就經歷過對美貿易戰的中國，無論是制造業優勢、產業鏈健全度，還是中國產品在全球范圍的影響力，都已大幅度提升。而美國面對反制時的恐慌和特朗普的無所顧忌，其實也印證了美國的衰退。

所以這幾年有個明顯趨勢是，傳統發達國家在很多方面都“停滯”了，經濟停滯了，思想停滯了，更關鍵的是，絕大部分國家的政府和老百姓不再嘗試去解決問題，老態龍鐘又難以維持現狀。

反觀中國的發展像是處在三十多歲的年齡，依舊朝氣蓬勃，依舊處于上升期。這一年齡段的特點就是，不怕問題，能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

國與國之前的關系很像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沒必要跟一個老年人較勁，他欺負你用相同措施反制就好。明面上的斗爭并不會影響你個人事務的難易程度，你的課題還得你自己想辦法解決，只不過你比別人都年輕，能吃得起虧。

在特朗普關稅政策出臺之后，很多人會產生悲觀情緒，認為苛刻的關稅政策會讓中國企業這輪出海潮就此斷絕。

我們的觀點是，中國企業的出海之路不會斷絕，恰恰相反，新一輪的出海潮正在形成。只不過，這一次的出海潮中，那些粗放式、投機性企業會被淘汰，而那些能夠開發新市場、新需求，能夠真正實現市場多元化的企業能夠跑出來。

任何趨勢面前，總少不了投機者。從2018年開始，雖然中國出海業務呈現出爆發式增長，但投機性出海企業也逐漸增多。這類企業不遵循長期主義，往往只是看重當地市場機遇、短期廉價勞動力，甚至有些只是因為貿易政策存在套利空間。

而這種投機性出海，既不能真正融入當地產業鏈，也不能建立可持續的本地化運營能力，只是將原有國內的產能轉移到了海外，本質上沒有做大蛋糕，這種行為不僅導致企業承受巨大的重復投資成本，也造成了國內就業崗位的流失。而且對當地市場政策的高度依附，也會讓不確定性因素增大，企業也變得非常脆弱。

而這輪關稅戰已經充分告訴我們一個道理，中美貿易在未來很長一段事件都將處于極不穩定的狀態，這種情況下討論如何躲避關稅沒有意義。中國出海的雞蛋應該放在更多的籃子里，而這也是我國一帶一路的真正意義。

回到最初的問題：中國出海企業，當前應該做出哪些準備？

不再做簡單的生產、銷售環節轉移，而是要實現研發與銷售全鏈條的本土化深耕。要有耐心地培育當地市場，而不再是抱著賺快錢的投機性心態。

中國近些年貿易順差的增長，印證了中國除了美國市場之外，還有巨大的外貿市場處于增長狀態，那些真實的市場需求在那擺著。而中國企業出海面臨的本質問題，不是市場的開放度或關稅支持力度，說到底，還是實打實的硬實力。

危機這種東西，長期看來都是轉機，看似我們迎合了這次“戰爭”，但本質上是國際政治經濟變革中的被迫選擇，我們大可不必焦慮，焦慮也沒用，這場貿易戰打多久不由我們決定，套用毛教員的話說，“他們要打多久就打多久！一直打到完全勝利！”，出海企業做好自己應該做的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