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日來，特朗普的關稅戰攪動全球市場，讓許多人憂慮世界經濟面臨衰退風險。中國率先對特朗普的關稅戰作出反制，但已遭到特朗普“加征50%額外關稅”的威脅。在中國內需不振、對美出口占中國總出口比重14%-15%的背景下，不少人擔心特朗普的關稅戰會否進一步沖擊近年來本就面臨發展困境的中國經濟。然而從中國經濟長期健康發展的角度來說，特朗普的關稅戰其實可以反過來倒逼中國適度調整經濟增長模式：通過擴大內需、補齊民生短板來緩解對美出口下降的壓力。
毫無疑問，特朗普計算關稅的方法非常粗暴，他發起的關稅戰雖是為了緩解美國債務壓力和促使美國制造業回流，但很有可能會以鬧劇收場，給美國乃至全球經濟造成破壞效應。可以預見的是，中國出口企業尤其是對美出口企業將因為特朗普的關稅戰面臨訂單下降的壓力，而這反過來會影響中國經濟的整體增長。在此之際，中國除了要展現反制智慧和努力團結美國之外的經濟體之外，一個根本辦法是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的“大力提振消費、提高投資效益，全方位擴大國內需求”。
過去一些年，投資、消費、出口被外界普遍視為推動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三駕馬車。如今，經過多年的大規模投資，中國已經愈發難以依靠基建和房地產來推動經濟增長，只能轉向投資創新科技產業。可這需要一個過程。出口一直在中國經濟增長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未來當然應該繼續保持，但特朗普的關稅戰說明出口同樣存在困境。相對而言，直接影響全體國民幸福感的消費未能起到應有的作用。如果中國國內消費能有合理增長，既能緩解出口下降壓力，又能提升國民幸福感。

3月23日，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劉世錦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25年年會上表示，中國當下面臨的是一個增長方式轉型問題，要由以往的投資和出口為主驅動的經濟轉向創新和消費為主驅動的經濟，消費結構性偏差的短板是一個很大的挑戰，但是解決好了就會轉為重要的機遇，就能提供或許并不亞于房地產曾經提供的增長動能，從而為中國經濟持續穩定的中速增長提供支撐。
劉世錦指出，中國消費占GDP的水平與國際水平相比，尤其是與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平均水平相比，存在近20個百分點的差距。為何會這樣？其中一個原因是基本公共服務水平總體偏低，且內部差距很大，比如目前1.7億老年人領取的城鄉居民基礎養老金最低標準只有123元人民幣，今年“兩會”僅增加20元人民幣。
劉世錦認為，解決消費比重過低問題，把終端需求提到合理水平，就有了經濟運行的源頭活水，經濟全局才能活躍起來，諸多由于終端需求不足引起的問題就會迎刃而解。他建議，如果拿出刺激政策資金5000億元人民幣，那么每個月農村居民領的養老金就可以由200多塊人民幣增加到400塊人民幣，大體上翻一番。他說，農村居民作為生活水平最低的群體，其消費傾向較高，約為0.8，加上宏觀經濟分析中的消費乘數效應約為1.5，如果這個群體的養老金支出能夠增加1萬億元人民幣，就可以拉動GDP增長約1.2萬億元人民幣，對穩增長起到重要作用。

中國仍有“6億人每個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人民幣”，仍有大量的城鄉底層老人缺乏生活保障、退而不休、十分可憐，他們的生存困境與他們一輩子的辛勞付出、社會主義公平價值、世界第二的經濟總量、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進步不符。
富人無論多么有消費力，但他們的數量終究很少，他們的衣食住行不能撐起國民經濟的可持續增長，只有壯大中產階級，為大量渴望改善生活的中下階層提供合理范圍的福利保障，才能擴大內需，激發活力與創造力，帶來經濟的正向循環。
在特朗普發起關稅戰之際，面對內需不振的困境，將城鄉底層的養老金提高到合適范圍，比如從目前的100多人民幣到300多人民幣之間逐步提升至500元人民幣到1000元人民幣之間，是中國的理性選擇。這不僅是促進社會公平的應有之義，又是趁勢化危為機、釋放廣大底層消費潛力、提升底層民眾幸福感的關鍵舉措。畢竟，越是面對外部危機，越是應該通過補齊短板和推行具有感召力的德政來團結廣大民眾，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有效激發社會活力，才能在危機之下屹立不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