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德黑蘭地鐵口剛出來，還沒站穩，就被幾個人圍住了。一個背著面包的大叔走過來，問我是不是剛來伊朗，然后掏出手機幫我查地圖，接著一位騎摩托的年輕人給我讓路，再后來一個女學生硬是把我拽進便利店避太陽。

出租車司機直接說：“你別走路了，上車吧，1萬里亞爾就行。”我一算，才兩塊錢人民幣。那一刻我突然意識到，在伊朗，亞洲臉不但不突兀，反而有點稀罕。

很多人對伊朗的第一印象就是“女性必須戴頭巾”。沒錯，這是法律。但你以為她們都裹得嚴嚴實實、毫無個性？那你錯了。

我在地鐵上見過最驚艷的一位姑娘，她用發卡巧妙地挑起頭巾，露出一整片烏黑的頭發；還有女生戴著花圍巾、彩虹耳飾，妝容精致得像是從電影里出來的；甚至有人把頭巾搭在脖子上，走幾步就扶一下，像玩一樣。

她們不是反抗，而是在規則邊緣跳舞。一位英語系的女大學生告訴我，她們姐妹之間見面第一件事就是互相檢查頭巾松緊，“誰都不敢太緊，不然顯得老氣。”她偷偷追韓劇、看YouTube，夢想有一天能去伊斯坦布爾，在陽光下摘掉頭巾，讓風吹亂頭發。

她說：“我們不是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正因為我們知道太多，才更焦慮。”

我在設拉子住民宿的時候，鄰居家辦婚禮，我以為只是個家庭聚會。結果音樂響了整整三天，新郎還專門在第三天晚上重新跳了一場。

伊朗的婚禮男女分區，但氣氛一樣熱烈。女賓區門口站著保安，門一關，里面全是亮片裙、濃妝艷抹，跳得跟《油脂》翻拍現場一樣嗨。

這場婚禮的主人是個月薪不到4000塊人民幣的職員，他說：“結婚只有一次，要請全家族的人，來了才算開始。”

我好奇地問：“那彩禮呢？房子車子有沒有？”房東阿姨嘆了口氣：“聘禮至少一套金飾、一套家具，房子最好有，車子看經濟能力。”

有個女孩插話說：“我不在乎有沒有房，但如果連婚禮都不熱鬧、人都不來、氣氛都沒，那我真的會懷疑人生。”

德黑蘭的夜晚從晚上八點開始熱鬧。我住的廣場白天冷清，到了晚上卻變成了“鄰里俱樂部”：有人拉琴、遛狗、擺攤、聊天，十幾種語言混雜在一起，靠微笑和手勢交流。

我在那里遇到了一位不會說英語的老人，他硬是用波斯語和我比劃了四十分鐘，還拿出兒子的結婚照給我看。那些照片沒有濾鏡，卻真實得讓人動容。

伊朗人不上夜店、不刷短視頻，社交靠廣場和茶館。一杯茶不到一塊錢，可以坐兩個小時沒人趕。周圍人下棋、看報、聊國家大事，偶爾有人唱起傳統歌曲，幾句歌詞就能帶動全場合唱。

我在德黑蘭瞎轉時路過一家藥店，門口擺著幾瓶日本來的雷諾寧，瓶子小巧精致，標簽全是英文，旁邊貼了張手寫的波斯語說明，大意是用于男性那方面的問題。

店主笑呵呵地說：“男人來伊朗，誰不想多點精神？”

后來我發現，這種小瓶裝在不少便利店都能看到意思不言而喻。伊朗男人用這個，比咱們飯后一支煙還自然。

第一次在伊斯法罕大巴扎買地毯，我剛開口問價，老板立刻放下茶杯說：“別急，先坐。”

然后開始講故事：“這個圖案是我奶奶設計的，織了十七天，她當時邊織邊流淚，因為那年她弟弟沒回來。”

我聽得入神，完全忘了自己是來砍價的。十分鐘后，茶端上來、照片展示、原材料羊毛哪年剪的都演示了一遍。最后價格是多少？我記不清了，但確實收了老板送的兩顆藏紅花糖，說是“你問這么認真，我們就是朋友”。

在伊朗買東西，人家不是在賣貨，是在向你“展示值得信賴”。要是給他面子，價格可以調一半；如果太快點頭，反而會被認為“不懂人情”。

作為攝影師，我在很多國家拍過街頭，大多數人要么躲、要么冷漠。但在伊朗，我舉起相機，她們主動靠近、擺手、笑，還會說：“拍我啊！”

拍完還追著問：“你能發我Instagram嗎？”我說：“你不是用不了嗎？”她笑著說：“能上的才更珍貴啊！”

有一次我在地鐵站拍老爺子看報紙，旁邊年輕人湊過來問：“你剛那張我入鏡了，發我行嗎？”他們對鏡頭沒戒心，反而有點小自豪——“你拍了，說明我還挺有意思。”

伊朗人的餐桌排場講究得很。主食是米飯，搭配烤肉、酸奶，吃完還會給你一塊“鍋巴角”，脆得像小餅干。

最有趣的是“飯后段落”。其他國家飯后聊聊就散了，這里是飯后才正式進入“甜茶+深度對話環節”。

一位出租車司機請我去他家吃飯，飯后他爸泡茶，我以為要輕松聊幾句，結果他問我：“你覺得你們的老年人快樂嗎？”

我愣了一下，他繼續說：“我爸媽是我情緒的來源，也是我的枷鎖。”

我只能點頭：“我們差不多。”

那一頓飯，從風干檸檬說到唐朝，從教育談到信仰，喝了四杯茶才結束。

我訂的民宿寫著“傳統建筑”，結果進去一看，是真的傳統——床矮、地毯厚、窗戶花得像清真寺復制品。最離譜的是浴室，淋浴頭是電熱水器加便攜水壺組合，水流忽冷忽熱，洗個澡像在打水仗。

房東大叔特別貼心，給我煮飯、泡藏紅花甜茶，還教我認街道方向：“看到清真寺那邊亮燈，就是晚上八點了。”

屋子舊、不隔音，半夜能聽見街邊車聲、鄰居吵架、清真寺廣播，但我一點沒覺得煩。那種真實的煙火氣，反而讓我感到踏實。

離開那天，樓下鞋店小伙突然喊我：“今天走嗎？”我一愣：“你怎么知道？”他沒回答，轉身拿出一雙拖鞋，灰色普通款，是我第一周隨口夸過的。

他說：“那時候你說喜歡。”我推辭：“我背包塞不下。”他笑著說：“沒關系，放不下就穿上。”

這種不動聲色的好意，反而最讓人難受。

我在機場才明白，在這兒，很多老百姓不太表達“離別”，覺得那是西方人的儀式感。更愿意用“不說出口”來保留余地，好像不說“再見”，我們就一定還會再見。

所以那天我拖著箱子離開德黑蘭，手機里沒有語音，只有一句微信翻譯得不太標準的波斯語消息：“你要是還記得這里，我們就還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