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值現代藝術巨匠畢加索逝世52周年之際，譯林出版社近日全新推出2021年法國費米娜獎獲獎作品、意大利《藝術月刊》年度圖書《名為畢加索的異鄉人》。該書由法國作家安妮·科恩-索拉爾所著，由蘇州大學外國語學院副院長陸洵教授翻譯，榮獲2024年法國駐華大使館傅雷出版項目資助。這本厚達774頁的巨著，不是對一位藝術大師的單一贊頌，而是一部從警方檔案和歷史縫隙中還原“異鄉人畢加索”真實面貌的檔案型傳記。

一位從未離開我們的“異鄉人”

從1900年踏入巴黎，到1973年在法國穆然小鎮辭世，畢加索在法國生活了超過七十年，畫下了數不清的名作，卻從未成為法國公民。直到今天，法國警局編號為“74.664”的“S”級檔案仍在靜靜述說他以“異鄉人”身份經歷的一切。安妮·科恩-索拉爾正是從這份塵封已久的檔案出發，為世界繪出了一位不一樣的畢加索。

在《名為畢加索的異鄉人》的尾聲，科恩-索拉爾帶我們走出巴黎的檔案室與畫廊，走進法國南部陽光下的“地中海王國”——那是畢加索晚年真正選擇的歸屬。在那里，畢加索不再是警局的對象，不是“現代主義大師”，而是一個與陶工并肩工作的老人，一個用泥土與火焰講述神話的人。

他放棄了首都，放棄了北方，放棄藝術殿堂的光環，選擇了地方、手工和生活。這一轉身不是逃避，而是回應。他選擇成為介于“公民”和“外國人”之間的存在——一個超越國籍、語言、等級、邊界的外來者，一個“偉大的雅典僑民”。他用陶盤代替畫布，用工匠語言重建藝術信念，用融合多重文化記憶的方式，回應他終身未被法國接納的“異鄉人”身份。他以自己的方式拒絕被同化，也拒絕被定義。在那個神話、宗教、語言交織的地中海世界中，他將“異鄉”變成了一座開放的精神家園。

穿越重重誤解，認識另一個畢加索

“1901年6月18日，也就是第一次巴黎畫展前兩周，他為何被警方登記在冊？”“為何1914年他的近700幅作品遭到扣押，長達十年？”“直到1947年，為何畢加索的作品缺席了法國幾乎所有的公共收藏？”“在法國居住70年，為何他都沒能成為法國人？”

在《名為畢加索的異鄉人》中，這些不為人知的問題一個個浮出水面，背后則是當時的法國社會對一個外國人的不信任、控制與排斥。這本書并沒有神化畢加索，而是將他置于移民史、政治史、藝術史交會的現場，讓讀者看到他如何在敵意叢生的環境中，憑借藝術與政治智慧掙脫束縛。

在奧賽博物館、法國國家檔案館、移民歷史博物館與畢加索博物館等32家機構中，科恩-索拉爾花費多年時間調閱原始文獻，解讀信件、居留證、審訊記錄、房租憑證、入籍申請、警局檔案等第一手材料，描繪出一個身處文化沖突與政治縫隙中的藝術巨匠。他并非“被法國接納的偉大藝術家”，而是一個始終被調查、被排擠、被誤解的“他者”。

該書也極大豐富了我們對畢加索的認知：從青年時代的“秘密檔案”到晚年對入籍邀請的無視，從《格爾尼卡》的政治宣言到在南法開啟陶藝人生的“歸隱”，這些線索串起的不再是一個藝術大師的榮耀人生，而是一場70年不斷拉扯的文化身份斗爭。

一部藝術傳記，也是一部當代精神史

安妮·科恩-索拉爾曾任法國駐美文化參贊，長期在紐約大學、柏林自由大學、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等機構從事跨文化研究，專注于以知識分子的獨特嗅覺探尋藝術、文學和社會之間的互動。《名為畢加索的異鄉人》是她繼《薩特傳》《羅斯科傳》《利奧與他的圈子》之后的第四部傳記，也是她最具突破性的一部作品。

這不僅是一部關于藝術家的傳記，更是一部深刻勾勒20世紀與21世紀精神軌跡的當代精神史。索拉爾借助民族志和歷史檔案研究方法，將敘事重心從“作品”轉向“社會”，她不再僅講述畢加索的藝術語言，而是深入探索他作為移民、外國人、邊緣者，甚至監視對象，是如何穿行于20世紀的法國官僚體制與文化權力網絡之間的。在畢加索身上，我們不僅能看到藝術的變革，更能看到一個動蕩世紀的精神遷徙和文化震蕩。

抵達巴黎之后，畢加索的事業發展與我們當代社會所面臨的諸多緊迫問題產生了強烈共鳴——移民危機、氣候危機、文化身份、國家邊界等。畢加索也由此不再是一個遙遠的歷史人物，而成為一個與我們攜手同行的當代人。

正如在中文版序言中，安妮·科恩-索拉爾寫道：“作為21世紀種種典范的開拓者，畢加索酣暢淋漓地打破了民族國家的傳統邊界，借用人類學家阿爾君·阿帕杜萊的話來說，畢加索宣告了‘當代世界的世界主義文化形式’。”

該書譯者陸洵教授是蘇州大學東吳特聘教授，也是法語文學研究與翻譯資深學者。他不僅花費整整兩年精心翻譯，還反復核對所有原始注釋、人名、檔案出處。翻譯過程中，譯者與作者保持著密切的聯系，討論細節，修訂翻譯，力求如實呈現原書面貌，給中國讀者帶來一個全新的畢加索。

陸洵認為，《名為畢加索的異鄉人》不僅是一部藝術傳記，更是一份“移民政治”“文化研究”與“個體歷史”交織的深度文本。他稱本書為“非同尋常的名人傳記”，不僅因為其內容扎實、考證翔實，更因為它“開辟了書寫名人傳記的嶄新路徑”。

“畢加索的藝術創作是20世紀全球化的鮮活范例，”陸洵指出，“亦是法國實現現代化過程中的生動注腳。”

陸洵在譯后記中回顧了自己與這本書的緣分。二十年前，他只身一人前往法國留學，抵達后參觀的第一座博物館，正是位于昂蒂布的畢加索博物館；二十年后，他以譯者的身份重新進入那個熟悉而又遙遠的世界，與畢加索的故事完成了一次歷史與記憶的共鳴。

徜徉在畢加索這位異鄉人的世界里，也給了陸洵一個契機，來回顧自己二十年前在法國“獨在異鄉為異客”的青春記憶。這份情感，也讓中文譯本不僅僅是兩種語言之間的轉換，更充滿一種文化交流的回響。

南都記者朱蓉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