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越多的時候，人讀書的熱情就越淡薄

文：莫言

我是1955年出生于山東的一個農村，十幾歲的時候正趕上文化大革命，輟學回家。但我已經(jīng)具備了很強的閱讀能力與對讀書的渴望。當時農村的物質生活非常艱苦，再加上文化大革命對文化的摧殘，能夠找到的可讀的書籍屈指可數(shù)。為了讀到一本書，我常常要付出沉重的勞動來進行交換。

記得我鄰村同學家里有一本繪圖版的《封神演義》，為了讀到這本書，經(jīng)常要去那個同學家中替他推磨。推磨是讓孩子痛苦不堪的一種勞動，因為它非常單調，沒有任何趣味。

后來我認識了一個小學老師，他收藏了十幾本革命小說，比如《苦菜花》《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等。這些書被我借到之后，都是用最快的時間讀完。當時我們家養(yǎng)了兩只羊，放羊的任務就落在我的肩上，但借到書后，我往往鉆到草垛里以最快的速度把這兩本書看完。書讀完了，天也黑了，羊餓得“咩咩”直叫，回到家難免要受到家長的懲罰，即便這樣心里也不后悔。

現(xiàn)在回憶起來，像我剛才提到的紅色經(jīng)典小說，它們的主要情節(jié)、主要人物甚至主要人物講過的一句非常重要的話，至今記憶猶新。這說明童年確實是一個讀書的黃金時期，這個時期記憶力特別強，讀書的熱情特別高，讀過了也能夠記得住。當然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得來一本書確實不易，因此對得來的機會格外珍惜。

讓我收益最大的是上個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期，我大哥家中留下很多中學語文教材，每逢雨天無法下地，我便躲到磨房里去讀這些課本。當時的語文課本分為漢語和文學兩種教材，漢語教材主要講邏輯、語法、文言文；文學教材主要選錄了古今中外名著的片段，比如《林家鋪子》《駱駝祥子》《說岳全傳》《漁夫和金魚的故事》等等。

這些教材雖然很薄，但它們打開了農村少年的眼界。茅盾的《林家鋪子》使我知道了民族資本家和民族資本走過的艱難道路，《雷雨》讓我知道了話劇的藝術表現(xiàn)形式，老舍的《駱駝祥子》讓我知道了北京車夫的艱苦生活以及生動活潑的北京方言。

《駱駝祥子》中有個細節(jié)講到，車夫祥子飽喝了一頓涼水之后，肚子里發(fā)出的聲音就像剛飲了水的騾馬一樣。這讓我產生了非常深刻的感受。我們當時在農村非常累了之后飽喝一頓涼水，活動之后肚子就會發(fā)出“吮當吮當”的響聲。這種描寫非常生動、準確、獨特，這對我后來走向文學道路進行人物描寫產生了很大的榜樣作用。我童年讀過的書不多，但是非常廣，而且都是精讀；因為讀物非常少。所以，對中學語文教材的閱讀還是讓我受益終生。

后來我到了部隊。在中國上世紀的60、70年代，農村青年能參軍是件非常了不起的事，因為農村青年沒有什么出路。我在部隊中的任務很單調，就是站崗。我所在的部隊是駐扎在農村的，干部戰(zhàn)士加起來就十幾個人。作為人民公社的飼養(yǎng)場，沒有人來查崗，這樣我就在崗上偷偷地讀書。當時我們一個戰(zhàn)友的未婚妻在縣城當圖書管理員，每個星期我都會從她那里借古今中外的小說，比如《戰(zhàn)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約翰克里斯朵夫》等等。很多外國的經(jīng)典名著是在部隊站崗的三年間讀的，這三年的閱讀使我的眼界更加開闊，也了解了更多世界文學知識。

1979年，我被調到河北保定的一所解放軍軍校。學校里有個小圖書館，許多人不愿意擔任圖書管理員，我主動要求當圖書管理員。這三年期間，我利用圖書管理員的便利還是讀了不少書。

后來學校讓我當政治教員，教大學里的《政治經(jīng)濟學》《哲學》《科學社會主義》。這些內容都是我第一次接觸。當時判斷一個政治教員水平的高低就是看能否脫稿講課，如果能夠脫離書本，滔滔不絕地講完一堂課的話，大家就認為這個人水平非常高。我當時很年輕，幾乎可以把當天要講的課背下來，所以來聽課的首長還有觀摩的教員，都感覺我很有理論水平。這種背誦對我后來的創(chuàng)作還是有很大幫助，因為我不能完全照本宣科，需要從別的著作里抽出一些內容來豐富自己的講座，為此我讀了一些德國古典哲學的著作。

1984年考到解放軍藝術學院，這個時候我開始寫小說，這都歸功于在保定幾年打下的基礎。簡單回顧了一下我這幾十年讀書的過程，閱讀對我人生的發(fā)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現(xiàn)在我每天都會收到一大堆的刊物。雖然我從事的是小說創(chuàng)作，但我的閱讀范圍反而更廣，有一些小說之外的好讀物也能給我?guī)順O大的閱讀快感，讓我燃燒起當年有過的閱讀樂趣。

對于一個學生而言，如果確實有創(chuàng)作的才能，不妨讓他寫寫詩歌、小說，鼓勵他成為一個作家；但是如果沒有這方面的興趣，也沒有必要強制所有的學生都寫小說。

一個人是可以既寫出很好的小說，又能夠成為屈指可數(shù)的優(yōu)秀學者的，比如錢鐘書先生。他一方面寫出了《圍城》這樣優(yōu)秀的小說，一方面他又是博通古今的大學者。像我這樣的作家，沒有上過中學、大學，最終還是成為一個被人認可的作家。

假如讓我重新走一遍我的人生道路，如果能有一個像大多數(shù)孩子一樣進入中學、大學學習的過程，我寧愿不要作家這個頭銜，因為通過自學成為作家的過程太艱苦，而且這種作家的知識結構是不完整、不系統(tǒng)的，尤其在外語方面，幾乎等于空白。假如我們能夠打開另一種語言的窗口，用外文去閱讀，我相信我們的寫作會有很大的改觀。語言也需要比較，只有幾種語言在參照比較之中，你才能真正體會到母語的奧妙。

1984年考到解放軍藝術學院的時候已經(jīng)改革開放了，這時候思想界、文藝界、美術界等各個領域都在創(chuàng)新，也都在大膽地向西方借鑒學習。

上個世紀80年代初期，大量外國文學作品被翻譯到中國，我們的作家眼界大開，看到了拉美的魔幻現(xiàn)實主義、法國的新小說派等。雖然這些都是國外上個世紀60年代的作品，但它讓我們認識到小說可以這樣寫，我們恪守的傳統(tǒng)浪漫主義和現(xiàn)實主義選題和創(chuàng)作原則讓外國作家感到非常驚訝。這時候一方面是大量閱讀，一方面是積極模仿和創(chuàng)作。

很多人都認為我的創(chuàng)作受了拉丁美洲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的影響，對此我也坦然承認。不過直到去年10月份，我才把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讀完。當時讀不完是因為剛翻開書看了幾行，就有了創(chuàng)作的沖動。小說里的人拿著磁鐵在大街上行走，把每家每戶的鐵盤、鐵釘子都吸出來跟磁鐵走。這么夸張的細節(jié)，我們生活中太多了。這種魔幻主義創(chuàng)作把我在農村這些年的積累給激活了，因此沒等把這本書讀完就放下來寫小說。

對于年輕人而言，最好的老師就是閱讀。年輕人的閱讀應該分為幾種類型。一是精讀；一是泛讀。人類的閱讀物浩如煙海，就算從剛具備閱讀能力開始一直到白發(fā)蒼蒼，也讀不到其中的萬分之一，在這種情況下把閱讀分為精讀和泛讀就非常重要。對那些已經(jīng)被確認為經(jīng)典的讀物，我們應該認真讀；對于現(xiàn)在的網(wǎng)絡作品，一目十行地瀏覽一下，大概知道在講什么就可以了。

有了精讀和泛讀的基礎，要想進行小說創(chuàng)作的話就從模仿開始。當然模仿對一個成熟作家來講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但對初學寫作的人來說，模仿不是恥辱，而是捷徑。魯迅早期的作品也都有模仿的痕跡，他的《狂人日記》就是模仿果戈里，但這并不妨礙魯迅成為偉大的文學家，慢慢他就超越了模仿階段，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文風。

模仿是培養(yǎng)我們語感的最重要的方法。一個人的語言風格是跟個人對語言的感受相關的。初中階段對培養(yǎng)一個人的語感至關重要。如果在初中階段沒有培養(yǎng)起一個人對語言的感受，那么后來的努力可能會事倍功半。掌握了一種很好的語感，就好像一個從事音樂的人很好地掌握了一種樂感一樣。當時在農村有一些二胡演奏者，他們并不懂樂譜，但他們照樣可以拉起琴來演奏一曲委婉動聽的樂曲。這種感覺我是親身經(jīng)歷過的。當我十幾歲的時候，我爹說你什么本事都沒有，家里有二胡，你練練二胡吧。剛開始拉的時候，只有“吱吱”的聲音，這種聲音一直持續(xù)了兩三個月，后來發(fā)現(xiàn)我己經(jīng)能夠演奏出《東方紅》了，我的手、耳朵和《東方紅》的旋律建立起一種聯(lián)系，這就是為什么我們的民間藝術家雖然不識樂譜卻仍然可以拉出自己心中的旋律的原因。

我的創(chuàng)作也分為幾個階段。上個世紀70年代末期，我在部隊里開始學習創(chuàng)作，一開始也是模仿，而且模仿得很拙劣。到了上個世紀80年代初期開始發(fā)表作品，這時還停留在模仿階段，比如《春夜雨霏霏》，這是模仿了茨威格的《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這段時間我一直在模仿，但他們還是發(fā)表了，因為里面己經(jīng)出現(xiàn)了自己的東西。第一，里面表現(xiàn)的都是中國內容；第二，語言有自己的特色。

真正擺脫模仿狀態(tài)形成自己文風是在1984年我到解放軍藝術學院之后。我想我的成名小說應該是《透明的紅蘿卜》這部作品。這部小說所描寫的內容跟我的經(jīng)驗有很大的關系。我曾經(jīng)在一個橋梁工地上為一個鐵匠師傅做過小工，所以我對打鐵非常熟悉。當我描寫深更半夜，在一個秋風蕭瑟的橋洞里邊，一個鐵匠爐邊，一個赤著上身，只穿一條短褲的孩子，拉著風箱，看著熊熊燃燒的爐火的時候，我們能想象那種很奇妙的感受。

所以，一個成熟作家最重要的標志就是形成自己的文風，只有他的風格在豐富語言上作出了巨大貢獻的時候，我們可以說他已經(jīng)超出了一個小說家或小說匠的階段，可以說得上是一個文學家。文學家與小說家是有區(qū)別的，小說家成群結隊，文學家寥寥無幾。

在艱苦的歲月里面，盡管前途渺茫，我們還是要努力奮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