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威廉·德雷謝維奇 譯｜劉誠

*本文摘自雅理待出《獨處的終結：文化與社會文選》（暫定名）

威廉?德雷謝維奇，美國著名作家、文學評論家，美國國家書評人協會獎“最佳評論獎”得主，曾任教于耶魯大學英語系。著作《優秀的綿羊》和《簡?奧斯汀的一堂課》曾登上《紐約時報》暢銷書榜。

01

也許你會問，既然我如此在乎大學，在乎學生、教學、人文學科以及本科教育所蘊含的變革潛力，那為什么還要離開學術界？為什么在2008年，在耶魯大學任教10年后，我還要離開這所學校，甚至放棄整個學術生涯？很多人問過我這個問題，還有更多的人以為他們已經知道答案。是因為我對學術腐敗感到厭惡嗎？是因為我無法再忍受，繼續充當維持等級體系運行的齒輪嗎？還是因為我沒能在耶魯獲得終身教職，覺得去一個不那么知名的高校工作有失體面嗎？不，不，不。都不是。

我離開的原因很簡單：我別無選擇。我不僅沒能在耶魯獲得終身教職——這完全在意料之中，而且也沒能在其他任何地方找到工作。事情是這樣的：當你拿到博士學位，并被像耶魯這樣頂尖的研究機構聘為助理教授時，沒人指望你最終一定能取得終身教職，因為這幾乎是不可能的。要想在這類頂尖大學取得終身教職，你必須在六年內成為所在領域內的頂尖學者之一，而能夠做到這一點的人寥寥無幾。真正的可預期路徑是，你會在耶魯這樣的高校待一段時間，積累成果，發表論文，然后跳槽到另一所愿意授予你終身教職的高校。這正是英語系青年學者成長的典型軌跡：離開耶魯后，他們去西北大學、東北大學、史密斯學院、北卡羅來納大學、肯塔基大學，最終在這些學校獲得終身教職。我當時也以為，自己會走上同樣的路。

但我失敗了，并不是因為我沒有努力。在第六年，我完成一本書，并成功出版后，我重新進入了求職市場。我獲得了幾次面試機會，但沒有收到任何錄取通知。第二年，我繼續申請，然后是第三年、第四年。（耶魯有一個特殊的制度：你最多可以在學校任職10年，而不是通常的7年，在第六年后可以晉升為無終身教職的副教授。）以下是我申請過的學校名單：

布朗大學（兩次）

布林莫爾學院

波士頓大學

達特茅斯學院

戴維森學院

尤金朗學院（新學院）

圣十字學院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兩次）

肯揚學院

馬卡萊斯特學院

麥吉爾大學

圣母大學

紐約大學（兩次）

俄亥俄州立大學曼斯菲爾德分校

俄亥俄大學

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

皇后大學

羅格斯大學

圣路易斯大學

斯克里普斯學院

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

紐約州立大學奧爾巴尼分校

杜蘭大學

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兩次）

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

加州大學爾灣分校

加州大學圣地亞哥分校

芝加哥大學

科羅拉多大學

伊利諾伊大學

馬里蘭大學

密歇根大學

俄勒岡大學（兩次）

賓夕法尼亞大學（三次）

波特蘭大學

多倫多大學密西沙加校區

范德比爾特大學

西華盛頓大學

威廉姆斯學院

總共是39所學校，46次申請。其中既有公立、私立的名校，也有普通高校，還有加拿大的學校和文理學院。這些學校分布在美國東北部、中西部、南部、西部，以及北部邊境以外的地區；有的位于城市，有的在郊區，還有的坐落于鄉村。我幾乎愿意去任何地方。盡管付出了如此多的努力，寄托了那么多期待，但我只拿到了五次面試，兩次復試（招聘流程的最后階段），最終沒有收到任何錄用通知。

我的簡歷上有“耶魯”二字，我的出版記錄也還算不錯，但在求職之路上，我竟然落得如此慘淡的結局。我一定是徹底搞砸了。確實是這樣，真的。

02

讓我們回到從前。我并沒有按照通常的路徑進入研究生院讀碩士、讀博士。我本科主修的是科學，而不是英語——盡管在大學中期，我無比希望自己的專業是英語。這意味著，當我進入研究生院時，相比同班同學，我已經落后了好幾年——這是個劣勢，但并非致命的劣勢。更重要的是，這也意味著，在讀博士時，我幾乎完全沒有受到學術職業“社會化”的影響。我像一個本科生一樣進入了研究生院，懷揣著本科生的理想主義和天真。對我來說，研究生院——我是在大學畢業四年后才開始的——是一個終于能實現“讀英語專業”愿望的地方。換句話說，我讀碩士、讀博士是因為我想讀書：因為我熱愛書籍；因為我在書中找到了自己最深的生活意義；因為藝術，尤其是文學藝術，對我來說意味著一切；因為我渴望在那些能激勵我、引導我的老師們的指導下學習；因為我希望有一天，自己也能成為這樣的老師。

任何熟悉人文學科，或者在過去40年里稍微接觸過學術人文學科的人，都會立刻看出問題所在。熱愛書籍，早已不再是成為英語教授的理由。這種熱愛甚至會被嘲笑——或者說，如果有人敢公開承認這一點，那一定會被嘲笑。整個文學的概念——更不用說藝術了——早已被學界否定。小說、詩歌、故事、戲劇這些如今不過是“文本”，在本質上與其他文本并無區別。研究它們的目的，不再為了欣賞或理解，而是為了“審視”它們的意識形態投射，如父權制、白人至上、西方帝國主義和種族中心主義，等等，然后揭露它們、駁斥它們，剝奪它們有毒的說服力。在過去的很多年里，吸引人們進入文學研究的激情，早已不再是審美的，而是政治的。

當我進入研究生院時，我隱約意識到，這里的經歷會和我在大學上過的那幾門英語課有所不同——我知道“理論”很重要，盡管我并不太明白它究竟是什么——但我完全沒有預料到，自己即將會面對的是什么。幸運的是（或者不幸的是），我很快就明白了。在我參加的第一堂研討課的第一周——那是一門專為新生設計的“導論研討課”——教授這樣說道：“對一年級研究生來說，最重要的事情，是弄清楚自己的意識形態立場。”

“我知道我的意識形態立場！”坐在我旁邊的年輕人突然脫口而出。“我是一個小寫的馬克思主義者。”她話音未落，立刻引來兩三個女生的“圍攻”。“但馬克思主義對女性主義問題根本沒有發言權！”其中一人反駁。“所以我才是一個小寫的馬克思主義者！”他趕忙補充。教授慈祥地笑了笑；顯然對學生們的這番討論頗為滿意。他們已經深得要領，明白了游戲規則。而我，則只想縮到桌子底下——當然，是比喻意義上的。那一刻，我意識到，自己就像生活在專制政權下的異見者一樣，從今往后，只有在關起門來，面對值得信任的人時，我才能表達自己的真實想法。

在接下來的幾年里，我逐漸摸清了這個學術領域的運作方式。這里不僅充滿了對過去作品（以及那些創作它們的“死去的白人男性”）的無情敵意，還彌漫著將這些作品強行卷入當代政治斗爭的持續努力；這里癡迷于術語，沉迷于晦澀難懂的語言，并且對清晰、對話式的文風充滿警惕和不信任；這里的知識標準被政治目標所侵蝕——不誠實、軟弱、粗糙的研究，往往因其服務于某種“正義”而被默認開脫；這里彌漫著一種青春期式的道德優越感；這里，處處都是意識形態的審查與自我審查。

但讓我最厭惡的，并不是學術上的腐敗，而是職業主義。所有的假模假樣，所有的立場表態，歸根結底都不過是一場職業游戲而已。目標是職務晉升，而不是追求真理。在這樣的環境里，最大的錯誤就是自己去思考。人們說著一些他們顯然不相信的話，或者說，如果他們稍微用個人經驗去檢驗，就絕不會相信的話——比如“語言無法創造意義”或“自我只是一個構造”。但他們必須接受這些觀點，因為在這個系統中，這就是生存規則。學生們拼命揣測“理論之風”吹向何方，然后調整自己的論文，以迎合最新的潮流。在研究生休息室里，系里明星教授的名字——“弗朗科”、“蓋亞特里”——被人們像打撲克時的王牌一樣甩出來，仿佛提及這些名字，就能攀附權威、增加學術資本。整個學術體系看起來完全是一個自我封閉的循環。人們聲稱自己的目標是改變世界，在學術界之外產生影響，但現實卻顯而易見：他們的最高抱負，不過是獲得終身教職。我那一屆有一位同學，是我們之中最聰明、最博學的人之一，她是一位堅定的女性主義者，確實想要改變世界。但一年后，她選擇離開，去讀法學院，因為她覺得在那里她才真正有可能做到這一點。

那為什么我還留了下來？因為我仍然熱愛書籍。因為我找到了一些能夠激勵并引導我的老師——大多是五十歲以上的教授（還有一些老派教授堅持著，盡管他們的處境越來越艱難）。因為，就像我之前猜測的那樣，也確實如此，我熱愛教學。因為我以為，如果我假裝得足夠久、足夠努力——發表足夠多的文章，附上足夠多的腳注——或許可以蒙混過關，在某個地方找到一份工作，然后再在某個地方獲得終身教職，在他們發現我的真面目之前。更重要的是，我相信正確的方式仍然存在——用正確的方式讀書（向書學習，而不是對書訓話），用正確的方式思考（腳踏實地，而不是迎合潮流），用正確的方式寫作（像一個真正的人，而不是一個被訓練出來的學術機器），用正確的方式教學（幫助學生成為更好的自己，而不是我的小復制品）——我不會輕易放棄陣地。我不會讓那些混蛋把我磨垮。

這個策略持續奏效了一段時間。說真的，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當然，期間也有一些“坑”，尤其是，我始終無法逼自己去啃那些冗長、晦澀的理論著作，也無法按照學科要求的那種通用、去個性化的學術腔來寫作。系里的某位明星教授曾答應幫我看幾章論文，不過前提是他不需要真正加入我的委員會（也就是說，不用付出太多努力）。看完之后，他問我：“你是不是在山洞里待了20年？”就連我的研究生導師——通常對我持同情和鼓勵態度——也忍不住批評我的寫作風格像是為《紐約客》寫的。有一年，學校舉辦了美國比較文學協會的年度會議，這是這個領域里第二重要的會議——雖然我居然對這一事實完全無感，盡管我應該早就知道有什么事情正在發生。直到有一天，一個學生帶著準職業化的氣場，滿臉興奮地問我：“你會去參加主會場的演講嗎？”會議的最后一天，我在校園里碰到一位教授，她一直對我那種“顛覆性”的態度保持著某種旁觀者的興趣。她正朝相反方向走去，我隨口問道：“你去哪兒？”我問她。“去參加會議。”她回答。那語氣好像在說，不去會議還能去哪兒。“什么會議？”我問道。她的臉上閃過一絲微妙的表情，好像在說：“你打算把這種偽裝進行到什么時候？”

盡管如此，我還是設法發表了幾篇文章，并從幾位年長的教授那里拿到了不錯的推薦信。學位完成那一年，我正式踏入了學術求職市場。我申請了20所學校，拿到了五個面試機會：其中四所是排名較低的學校——奧本大學、蒙大拿大學、喬治亞州立大學和加州州立大學洛杉磯分校；而第五所是耶魯大學。出現這一奇怪組合的原因是，當時的耶魯仍然相對保守——換句話說，系里的管理者與我有著相同的學術價值觀。例如，在耶魯，能夠寫出高質量的文章并不被視為負擔，而是學者應有的基本素養。此外，由于初級職位的聘用人員通常不會長期留下，教學能力成了系里尤為看重的標準，而這恰好是我擅長的領域。耶魯很快做出了錄用決定，甚至沒有進行第二輪面試。在他們正式確認結果之前，我主動退出了其他職位的競爭。然而，坦率地說，如果我沒有獲得耶魯的職位，我很可能會一無所獲。

03

經過九年的研究生生活，在這期間我對自己的未來始終充滿不確定性，我終于在職業生涯上迎來了一個新的機會。考慮到耶魯慷慨的10年期限，加上第四年和第七年的休假安排，我本應該能順利推進一切：發表成果，找到另一份工作，然后順利進入“終身教職城堡”。

然而，問題還是接踵而至。首先，我依然無法完全融入“職業化”的軌道。這一切實在令人厭煩！在次級文獻的荒原中艱難跋涉（寫學術文章已經夠讓人痛苦了，讀這些文章更是讓人感覺腦細胞在逐漸死亡）。忍受學術出版的漫長煎熬：一遍遍地投稿（一次次地被拒），再一次投稿，隨后不斷修改（6個月、12個月、18個月），這一切只為了簡歷上的一行字，以及幾乎為零的讀者群。還有學術會議。你飛越大半個國家，只為了坐在一個悶熱缺氧的宴會廳里，那里的空氣中彌漫著職業無望的氣息，聽著一些同樣令人窒息的演講。你帶著名牌、會議資料夾和肩包，從一個小組討論游蕩到另一個，儼然一名銷售大會上的中層經理。你發表自己的演講——那小小的、微不足道的貢獻——卻在問答環節被各種刁難、挑刺。（有一次，一個完全陌生的提問者開口時直接說道：“我要好好‘折磨’比爾了。”）這還是在有人認真傾聽的情況下。讀研究生時，我只參加過一次會議。當時，我所在的小組討論只有五個人參加，其中兩人甚至在我開始發言之前就離場了，因為他們只想聽朋友的發言。從那以后，我差不多五年都沒有再去參加任何會議。

但問題遠不止于那些乏味的瑣事，如果我認為這些事情確實有意義，也許我還能忍受。我無法融入“職業化”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對這個職業毫無熱情。我并不相信它的價值，也不認為寫文學專著、發表學術期刊文章，或者參加學術會議，對任何人會產生多大的實際影響。而且，我相信這種想法并不孤單——即便是在學術界內部，也有不少人抱有相同的疑慮。我想，這正是為什么那么多文學學者需要想象自己是在“拯救世界”，也是為什么這么多人最終寫的內容似乎跟文學毫無關系：于是他們寫胡迪尼、希區柯克、《吸血鬼獵人巴菲》（這被稱為“文化研究”），以及法律、歷史、人權（這些被認為更有分量的主題）。只是，我比其他人更沒有興趣參與這種自我欺騙罷了。

此外，還有一些事情是我真正相信的，一些更值得投入時間的事情。最重要的就是教學。當我還是一名年輕人時，書籍曾讓我大開眼界，它們甚至改變了我的人生，我也希望能為其他人——特別是大學生——帶來同樣的體驗。研究生進入學校，是為“就業崗前培訓”。而大學生來到你面前，是因為他們渴望啟迪；對他們來說，書籍仍然與人生息息相關。研究生需要證明自己知道多少；他們已經在某種學術立場上站穩了腳跟，并會竭力捍衛。而大學生則不同，他們是開放的、靈活的，仍在探索，仍在成長中；他們還沒有學會所謂“應該”怎么想，也完全不介意說一句“我不知道”。他們還充滿了活力，而這種活力是我的許多同事，甚至我認識的許多成年人都已不具備的。對我來說，教學不僅是知識的傳遞，更是關系的建立。它不僅發生在課堂上，也發生在那些開放而自由的交流中，比如辦公室時間的談話。這意味著：認識一位大一新生，然后在接下來的三年里，通過不同的課程、導師指導，或僅僅因為他們愿意回來交流，而建立起長期的聯系。畢業后，他們仍然會與你保持聯絡，分享他們的成長。換句話說，這關乎的是導師制——一種真正的人與人之間的聯系，而不僅僅是學術訓練。

另一件我真正相信的事情，是為大眾寫作：參與更廣闊的文化領域，分享我對藝術的熱愛和理解，與學術圈之外的人交流，而不僅僅局限于那些同領域的細分專家。在研究生階段，我曾以舞蹈評論家的身份做到這一點（這也是為什么我用了九年才完成學位的原因之一）。在耶魯，我延續了這種實踐，先是成為了書評人，最終成為了一名散文作家。我認為，這是學者應該去做的事情，這是一種回饋社會的方式，但主要的原因是——我喜歡這樣做。我喜歡寫作：打磨句子，用詞語創造聲音和節奏，制造出一種讓我自己，甚至希望讓他人也感到激動的效果。我喜歡以讀者的身份，而不是教授的身份來閱讀，就像我過去那樣單純地去享受一本書。我的研究領域是19世紀文學，但我也喜歡閱讀當代小說，去探索它們如何解讀我所經歷的這個世界。我喜歡在那個更廣闊的文化世界中擁有一席之地。與寫另一篇學術期刊文章相比，這顯然是對我能力的更好利用。

把時間花在學生身上，為他們傾注心力，或者寫書評和散文，問題在于這些活動對你的職業生涯毫無幫助。在學術界，唯一能讓你獲得回報的只有一件事：研究，也就是學術出版。除此之外的任何工作都不算數，甚至可以說是在自毀前程。我當然知道這一點，這讓我非常痛苦。但，套用一句話來說，我別無選擇。我相信我所相信的東西，如果讓我按照所謂“正確”的方式去做——敷衍了事地對待學生，只為他們做最低限度的付出，把我的思想完全封閉在職業圈子里——那我寧可不做。此外，我也不認為我能夠將自己的靈魂擱置10年或20年，然后還能在最后重新找回它。

于是，我試圖兩者兼顧。一邊搞學術，一邊搞教學，同時進行非學術寫作。我試圖打破現有的規則，為自己制定一套新的規則。我差點就成功了。在求職市場的最后四年里，我拿到了五次面試機會，基本上都是文理學院的職位——這些學校更重視教學，我本來也希望能在那里工作。但最終，我還是失敗了。

04

也許，對我來說，這是最好的結局。也許事實是，學術生活并不適合我，它并不是我在進入研究生院時想象的那樣。當然，從精神層面講，我現在的狀態比以前幸福得多。我追隨好奇心，不再受縛于學科邊界、學術規范，或同行評審挑剔的目光，我成了一名全職作家，創作了這本書中的散文以及其他作品。在學術界時，每當我想到一個與研究或教學無關的點子，比如關于周圍世界的想法，關于文化中某些我注意到的現象，我就會把它寫在紙條上，然后放在辦公桌上的訂書機下。每年春季學期結束后，在夏季學術工作的間隙，我都會收起這些紙條，坐在花園里，把它們抄錄到筆記本上，邊寫邊擴展。這是我思想擺脫束縛的時刻，是一年中最美好的時光。而現在，這正是我賴以為生的方式。

也許命運是公平的。如果有學者讀這段文字，我敢肯定，他們心里正想著：他憑什么覺得自己特別？他憑什么認為自己可以無視這個行業的規則，還能全身而退？沒錯，我并不特別。我只是做出了不同的選擇，并且我必須接受選擇所帶來的后果。不過，現在我想說的是，當教授們找到我，告訴我他們也想像我這樣“寫作”（當然，他們的意思是，既能像我這樣“寫作”，又能保住工作）。然而，要做到我現在所做的事情，你必須經歷我所經歷的一切。成為一名作家，并不是源于你某天一時興起；它需要付出與成為一名終身教職教授一樣多的努力、時間與艱辛。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路，我們的道路很久以前就已經分岔了，如今更是相去甚遠。我們中的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再回頭，也沒有辦法輕易從一條路跨到另一條路上。你現在想像我這樣“寫作”，就像我想當教授一樣不現實。你也做出了自己的選擇，你也必須接受選擇所帶來的后果。

是的，我確實沒有遵循規則，所以無法指望自己會“贏”。除非問題出在規則本身。我并不尋求被特殊對待，我只希望規則是合理的。我希望規則能夠得到調整，并按正確的規則行事。我堅持表現得好像自己身處一個真正重視教學和學術研究、將智識追求與職業化同等對待的環境。在這樣的環境中，為100名本科生打開眼界，理應與指導一篇博士論文同樣有價值；在一個擁有數萬讀者的期刊上發表文章，理應與在那些無人問津的學術期刊上發表論文一樣值得認可。

如果這只是我個人的經歷，那它只不過是一個微不足道的遺憾。但它揭示的卻是一個系統內部的優先事項被嚴重錯置的現實。不僅如此，這還是一個行業“自食其子”的故事。你知道嗎，如果不是因為選擇余地太小，我本可以在這個系統內勉強生存，一邊做我擅長且熱愛的事情，一邊避免那些違背初衷的妥協。我可以投入更多的時間教學和寫作，發表不迎合術語堆砌或學術潮流的研究，如果不是教職崗位日益縮減，甚至作為一名“白人男性”，我仍能找到另一份教職——畢竟，在當前求職市場上，既是“白人”，又是“男性”，并不意味著優勢，反而是障礙。如今，大學正在大規模地將教學任務轉移給兼職教師。一邊維持教授隊伍，一邊又親手摧毀它。當然，未來的情況只會更糟。這意味著，盡管我的經歷在細節上獨特，但其結局卻并非個例。每年，有成千上萬的人被迫離開學術界，成千上萬的人只能接受底薪、不穩定的兼職教師工作。而在本科教學質量持續滑坡的背景下，受到傷害最深的，往往是那些真正關心學生的敬業教師。他們和我一樣犯了同樣的“錯誤”：太在乎自己的學生。歸根結底，我離開學術界的原因（既然你想知道），和許多其他人一樣。我的故事，是一場個人的失落，而更大的故事，則是一場行業的崩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