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江蘇昆山審結一起勞動爭議案件，劉先生請了4天育兒假，企業不同意，將4天休假按年假處理，并扣除相應年假補貼費用。

較真的劉先生勞動仲裁無果，起訴至昆山法院。經過400多天審理，劉先生勝訴，判決企業支付賠償3339.4元。

想問問大伙，這事兒放你身上，你會不會會像劉先生這么做？

多數人可能都會粗略計算一番：得花多少時間，準備多少材料，跑多少部門，耗費多少錢。

再問問大家，為啥你腦子里會先想到這些？要衡量一下值不值再決定要不要做？

維護自身利益還要衡量值不值，能成為多數人普遍想法，這本身不“詭異”嗎？

你權益被侵害了，維護不是理所應當？

舉個例子大家就明白了。你開車正常行駛被別人追尾，報警后警察很快來到現場，幫著你們協商賠償，或開具責任認定書，走正規事故處理流程。

為啥這種情況你會毫不猶豫維護自身利益？

原因無非兩條，一是執法者快速到場，短時間明確責任，給出解決方案。二是維權不需要花費過多時間、精力、金錢。

劉先生案例中，他2023年1月份提出請育兒假申請，2023年11月離職時發現育兒假被公司替換成了年假，扣除了相應補貼。之后他先是通過勞動仲裁機構，向企業提出賠償訴求。無果后，向昆山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直至今年初，歷經400余天案件才得以審結。

一個小小年假補貼費用爭議，維權就用了這么久，期間劉先生耗費多少精力，請多少假，損失多少錢，咱們不得而知。

這些是他的維權成本，而那3339.4元賠償，在400多天時間跨度內，顯得微不足道，是劉先生小題大做嗎？這個金額能否覆蓋他的維權成本？

回到上文“衡量值不值”的問題。

詭異之處在于：這個賠償，是企業為侵權行為賠付的錢，并非維權成本，許多人卻混淆在一起比較。

現實中很常見，勞動者因為‘維權成本’大于‘賠償金額’，把維權看作是虧本的買賣而放棄維權索賠。

在很多案例中，不少維權者都試圖將維權成本算入賠償金額，卻很少能得到法律和法院支持。

于是，維權難、不劃算，忍忍就算了，成為眾多勞動者默認的生存法則。

勞動者妥協，也一點點助長著企業膽量。太多企業抓住勞動者對維權恐懼這個弱點，不斷蠶食勞動者合法權益。

如今職場上免費加班、單休沒年假、不繳納保險、隨意調薪調崗等不合理現象，愈發成為普遍性存在，不都是企業不斷試探勞動者底線，一點點蠶食他們權益形成的嗎？

免費加班合法嗎？沒年假合規嗎？不繳納保險可以嗎？當然不，可是企業還敢這么肆無忌憚，因為他們沒啥好怕的。

即便被勞動者告上法庭，企業聘個法律顧問，輕易就能耗上個一年半載。哪怕官司輸了，企業大不了支付賠償，最多也就2倍而已。

企業不相信所有勞動者都耗得起，而現實也證明，絕大多數勞動者在權衡利弊后，會放棄維權。

2023年前程無憂一項在線調查顯示：82%的勞動者在權益受損時，會因維權周期長而放棄索賠。76%會權衡索賠金額和維權成本，再來決定是否維權。

勞動者的每一次沉默，都是對侵權行為的默許；企業的每一次試探，都在透支社會的信任底線。

維權難是當今勞動者的共識，但更讓人氣憤的是，企業這么做，幾乎沒有任何違法成本。即便被告了，最多也就是賠償損失而已，并不會受到任何懲罰。

法學教授羅翔曾說：唯有懲罰才能帶來改變的效果。所以，在現有法律框架內，想讓企業主動做出改變，無疑癡人說夢。

劉先生案例中，法院判決文書寫的是：判決公司支付劉先生2023年年休假工資3339.4元。沒有罰款，沒有罰款，沒有罰款！

法律只停留在紙上，成了侵權的幫兇；唯有執行的利劍，才能斬斷企業的僥幸。

維權難和違法成本低，是勞動者與企業“博弈”中不公正的表現，而作為天平的《勞動法》雖然存在，但形同虛設。

大伙看看下面這幾種情形：

你家進小偷損失慘重，會打110報警，警察來了勘查現場、收集犯罪證據、調取監控、主動出擊抓獲犯人。

你在商店買到假冒商品，可以撥打110，或市場監管局電話，管理人員會來進行調查取證，也會對售假商店做出罰款、吊銷營業執照等處罰。

上班時領導讓你晚上加班，你拒絕后領導當場把你開除，你索要賠償又被領導拒絕。你只好打110，警察來了會說這是勞動糾紛、經濟糾紛，不屬于他們管，他們也不知道該找誰。

你好不容易搜到勞動仲裁法庭電話，打過去人家卻讓你準備好各種材料，到人家那里去填仲裁申請表，他們不會到現場，因為他們不具備執法權。

大伙發現了吧，《勞動法》存在，但沒有類似警察、市場監督局這類執法機構、人員，空有法律制度，卻沒有監管、執法力量，可不就是形同虛設嗎！

咱們被侵權了，還需要自己收集、整理材料、準備證據，提起維權請求。就好像你家被偷，打110報警，警察說你得自己收集證據，調取監控，證明你家被偷了，然后帶著這些材料到警察局填表報案，警察才會受理、偵破。這合理嗎？

這方面西方國家比咱們完善很多。

德國勞動法非常細致，要求勞動合同必須明確工資數額、發放時間、工作內容等條款。還規定了如果企業沒有按時發放工資，需支付5%的利息及40歐元“拖欠費”等細則。

假期方面，勞動法強制40小時工作制，并且規定勞動者享受至少20天帶薪年假及病假、產假等特殊假期，確保工作生活的平衡。

維權途徑有工會，勞動法院、罷工權等，避免了勞動者個人直面企業巨頭的狀況。

說到工會，咱們這邊也有，但要么是存在于企業內部的“擺設”，要么是政府“面子工程”，跟西方工會完全是兩回事。

發達國家勞動制度完善，得益于近百年抗爭和改革。咱們屬于發展太快，步子邁得太大，制度沒跟上。

這么多年過去了，《勞動法》被詬病也很久了，矛盾越來越大，卻沒有一點改觀。

昨天央企中核集團被噴上熱搜，就跟這種矛盾有關。

4月6日，中核集團發了條新聞，標題是：我們收到了1196273份簡歷。

起因是春季校招開啟，中核發布了1730個崗位需求，預計錄用8000余人。令人想不到的是，吸引了425284位應聘者，投遞了總計1196273份簡歷。

中核集團此次校招，名義上對所有本科生開放，但投遞者很多都是211以上高校學生。

這些天之驕子，為何不再對高薪大廠、名企感興趣，而是對央企鐵飯碗如此著迷呢？

鐵飯碗誘惑背后，藏著無數勞動者對職場黑暗的抵觸。

咱們知道，央企、國企作為直屬國家的企業，各項規章制度完善，對勞動法執行嚴格，雖然偶爾也會有一些不合理現象，卻很少有私營企業的“畫餅充饑”“剝削壓榨”。

更重要的是，工資發放準時、節假日嚴格執行、不會隨意開除員工，沒有中年危機。

其實，從這些年的趨勢也可以看出來，大學生考公考編意愿不斷加強，鐵飯碗含金量不斷凸顯。

這背后離不開職場混亂不堪，打工人苦苦掙扎、卑微求生慘狀的“功勞”。

社交網絡上，常年活躍著一個話題：為什么大家都想去外企工作。

最扎心的回復是：外企把守法當底線；私企卻把守法當“福利”。

在職場苦苦掙扎的勞動者，對此應該深有體會，也應該都在期盼著改變的到來。其實改變起來也很簡單：

1.要求企業嚴格執行勞動法

對于嚴格遵守的企業，給予稅收優惠等；對于違法的企業，要追加處罰。

比如劉先生這事上，除了賠償，再處以一定數額的罰款。數額由違規次數、企業納稅金額等多方面綜合研判，設定一個既讓企業心疼，卻又不傷及筋骨的比例。

賞罰分明，才能有好的促進效果

2.提高企業違反勞動法懲罰力度

設立省市區三級勞動保障執法機構，賦予執法權，能快速對違法行為進行懲處。

只有懲罰足夠及時，帶來改變效果才更快、更有力。

3.降低勞動者維權成本

包括時間、精力，維權所有費用支出，一旦確定違規行為存在，均由企業承擔。

劉先生的勝訴，是勞動者個人對自身合法權益的堅守，更是對制度漏洞的叩問。

如果制度淪為耗得起者的游戲，維權變成一場必須壓上大量時間和精力，才能博取微薄勝過的斗爭，咱們失去的不僅是金錢與權益，還有一個社會對公平的信仰。

只有懲罰讓企業‘痛’到不敢犯，監督者成為勞動者的盾牌，維權成本低到一次掃碼投訴——那時的勞動法，才真正有了存在的意義。

咱們勞動者，才能有尊嚴的工作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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