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民：在科爾沁草原蘇醒的古老城邦

作者/孫樹恒

一

清明時節，暮春的通遼城還帶著料峭寒意，我站在通遼歷史文化博物館的玻璃展柜前，目光被哈民古國的遺址的景觀所吸引，曾有一座繁華的古城，在這片大地中沉睡了五千五百年。那些磨制石器的鈍光、彩陶片上斑駁的紅彩，整齊劃一功能齊全的遺址，在現實與歷史的交界處，拼湊出一個名為"哈民"的古老城邦。

考古學家蘇秉琦將西遼河流域譽為：文明曙光升起的地方。

二

哈民古國是怎么發現的呢。

2010年的春天，在北緯 42 度的弧線上， 科爾沁草原的風沙格外猛烈。當地牧民在哈民忙哈屯放牧時，無意中發現在土層外面的陶罐和一些陶器殘片。這個不起眼的發現，像一把鑰匙打開了時光的寶盒。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專家聞訊趕來，當第一鏟浮沙被清理，排列整齊的房址基址線逐漸顯現，考古隊員們的手都在顫抖，這是一處規模宏大的新石器時代聚落遺址，這個遺址分南區和北區，總面積超過17萬平方米，相當于24個標準足球場大小。

在考古報告中讀到，遺址中發現了145座房址，令人震撼的是遺址呈現的完整聚落形態：居住區、墓葬區、祭祀區功能分明，布局嚴整如棋盤，中心廣場上散落著大量獸骨和陶片，中心廣場的柱洞排列成神秘的星圖，這哪里是原始部落，這種社會組織能力，打破了人們對史前草原文明"逐水草而居"的單一想象，原來在游牧文明興起之前，這片土地上曾存在過如此定居化、結構化的城邦雛形。

哈民遺址現已發掘出的北區約8200多平方米，清理出房址82座、灰坑61座、墓葬14座、兩條環壕，經考古人員確認其直徑東西長約為350米，南北長約為270米，深約2米，呈橢圓形封閉狀態。可見防衛能力，要用雙層環壕來護衛，在當時不會是一處簡單的聚落。出土陶器、石器、玉器、骨角蚌器等珍貴文物。有人骨遺骸200多具，碳化的黍、粟等植物籽實80多萬粒。在遺址里，排列整齊的半地穴式房屋，墻壁上還留有木骨泥墻的痕跡。可以看出是房屋的梁架結構，其中木結構的榫卯式捆扎技術展示得非常清楚。哈民先人在5000多年前，已經開始廣泛使用榫卯和捆扎技術建設房屋，木構工藝技術在當時已經走向成熟。房屋居住面及四壁多經過燒烤，房屋穴底部呈紅褐色。專家研究認為，這些跡象說明5000多年前的哈民先人，已經掌握了一定程度的防潮、防寒以及防止雨水滲漏的生活技能。房址內的火塘遺跡清晰可見，房址中出土的碳化黍粟，證明他們已掌握原始農耕技術；大量豬鹿骨骼與漁獵工具，則揭示了農牧漁獵并存的經濟模式。這種多元生計方式，正是北方文明對草原生態的獨特適應，為后來游牧文明的誕生埋下了文化基因。

三

哈民古國是怎么消亡的呢？

考古發現許多房屋內留有完整的生活器具，有的火塘里還殘留著未燃盡的木柴，仿佛主人突然離去，再也沒有回來。更令人費解的是，在一處房址中發現了10具人類遺骸，姿態各異，有的蜷縮在墻角，有的伸手似乎在抓取什么。這些未解之謎，為哈民古國的消亡蒙上了神秘面紗。哈民遺址的考古發現中，還有一種奇特現象，就是有的房屋里出現人骨，少的幾具，多則幾十具。專家說：“房址里的骨骼分兩種情況，一種是很完整但是擺放不規律，還有一種是人體基本不完整，或只有上半身，亦或只有下半身，也有僅見頭骨的。還有一類房子里，排成兩三堆人的肢骨，骨頭很整齊且有一定規律地擺放在一起，這種狀態很符合古代人類遷葬的行為，這種行為也可稱為一種葬俗。”令人震驚的是40號房址，將一個巨大的懸疑留給了人們。在一個不足20平方米的房屋里邊，竟然發現97具人骨。

專家們提出了多種推測：是突如其來的瘟疫讓整個聚落覆滅？還是氣候突變導致生態崩潰？亦或是部落戰爭引發的屠城？遺址周圍的地層分析顯示，5000年前科爾沁草原曾經歷劇烈的氣候變遷，沙漠化進程加快，或許是自然與人類的雙重力量，讓這座繁華的古城逐漸被黃沙掩埋。但無論原因如何，哈民先民留下的文明密碼，永遠定格在歷史的年輪里。專家朱泓指出“關于群體死亡原因，有學者提出鼠疫爆發假說，亦有研究指向氣候突變。”

四

哈民文化與紅山文化與趙寶溝文化的比較，它們以各自閃耀著獨特的文化光芒，又在時空交織中勾勒出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早期圖景。

趙寶溝文化作為三者中最早的文明（距今7000-6000年），因發現于內蒙古赤峰市敖漢旗高家窩鋪鄉的趙寶溝村而得名，率先在西遼河平原奏響了定居生活的序曲。其遺址中出土的石磨盤、石磨棒與碳化黍粟，顯示出原始農耕的萌芽，但大量野豬、鹿類骨骼與漁獵工具，仍透露出對自然饋贈的依賴。先民們在半地穴式房屋里燒制夾砂陶，器表的幾何紋、之字紋如同大地的指紋，記錄著人類與草原最初的和解。

紅山文化（距今6500-5000年）則在趙寶溝的基礎上完成了農業文明的升級。紅山文化以遼河流域中支流西拉沐淪河、老哈河、大凌河為中心。分布面積達20萬平方公里，延續時間達兩千年之久。牛河梁遺址的積石冢與祭壇，暗示著定居規模的擴大與社會組織的復雜化。紅山先民不僅培育出更成熟的粟作農業，更發展出專業化的玉器手工業——玉龍、玉豬龍等禮器的出現，標志著精神信仰超越了生存需求，神權與王權的雛形開始塑造社會結構。

哈民文化（距今5500-5000年）作為同期文明的“草原城邦”，呈現出更為多元的生業智慧。145座嚴整排列的半地穴式房屋，中心廣場與功能分區的規劃，證明其已形成穩定的定居社會。房址內碳化的黍粟、豬骨與魚骨共存，顯示農牧漁獵的立體經濟模式：農業提供穩定口糧，漁獵補充蛋白質，畜牧業初見雛形。這種對草原生態的多維適應，為后來游牧文明的誕生埋下了文化基因。陶器是三者最鮮明的文化標識。趙寶溝的夾砂陶以“尊形器”為代表，腹部的幾何紋與動物紋（如鹿紋、豬紋）充滿自然主義氣息，仿佛是草原生靈的剪影集；紅山文化的彩陶則借鑒了仰韶文化的技法，在泥質陶上繪制黑紅相間的勾連紋、渦紋，卻摒棄了中原的魚紋、蛙紋，轉而以更抽象的線條演繹草原的蒼茫；哈民文化的陶器則兼收并蓄，既有紅山式的彩陶罐，又獨創出網格紋、同心圓紋的組合，尤其是橙紅陶衣上的黑色勾連紋，如草原河流般蜿蜒，成為區別于二者的獨特符號。哈民遺址出土的一個小陶豬，其造型栩栩如生、惟妙惟肖，堪稱哈民遺址發現的又一奇觀。

玉器的差異更顯文明分野。紅山文化的玉器體系獨步北方，從裝飾性的玉墜到祭祀用的玉琮，形成完整的禮器系統，玉質的溫潤與造型的神秘，構建起人與神溝通的媒介；哈民遺址僅出土少量玉墜，雖工藝稍簡，卻證明其已融入北方玉器文化圈；趙寶溝文化則罕見玉器，更多將審美傾注于陶器與石器，顯示出不同的價值取向。

從社會組織看，趙寶溝處于部落聯盟的早期階段，紅山已形成以神權為核心的復雜社會，哈民則展現出以聚落為單元的城邦雛形。三者如同文明演進的接力棒，在西遼河平原上構建起“定居-復雜化-城市化”的連續譜系，共同回答著人類如何在草原生態中建立穩定社會的終極命題。專家認為，哈民遺址的空間布局規整，屬于完整的史前聚落形態并顯示出最初的文明元素。

五

賦能文旅，文明對話指向未來。

哈民遺址以“保護第一、合理利用”為指引，通過科技賦能與教育創新，讓五千年史前文明在當代煥發新生，實現從考古遺址到文化地標的跨越。

一是遺址博物館借助數字化技術打造沉浸式空間。AR眼鏡重現先民生活，全息投影構建半地穴式房屋炊煙裊裊的聚落場景，智能聲光系統還原陶器制作、漁獵采集的動態畫面，使靜態文物轉化為可感知的歷史敘事。文物保護領域，物聯網傳感器實時監測環境數據，出土器物通過三維建模形成永久數字檔案，虛擬展廳與數字藏品打破時空界限，讓全球觀眾觸達草原文明的肌理。

二是從“護物”到“化人”。哈民遺址將史前文化轉化為“可觸摸的課堂”。“博物館日”，專家帶著“文物盲盒”“彩陶復刻”等互動項目走進校園，讓青少年在動手實踐中理解先民智慧。作為研學基地，暑期“文明探源”活動吸引數萬名學生參與：穿麻衣磨石器、搭窩棚種粟米，在“數字考古實驗室”通過虛擬發掘系統體驗文物修復，場景化學習與科技融合，培養科學精神的同時筑牢文化根脈，成為教育部“大思政課”實踐教學基地。

三是從遺址到生態圈。在遺址構建“保護-教育-旅游”產業鏈，考古直播，勾連紋絲巾、玉墜盲盒等文創產品，“哈民陶韻”茶具入選全國精品。周邊牧民將蒙古包改造為史前主題民宿，農牧戶推出“五千年前的餐桌”體驗，帶動就業。

四是在傳承中創新，文明對話指向未來。當智能解說系統引導游客識別彩陶紋飾，當社交媒體興起“哈民打卡”熱潮，古老文明借數字載體實現跨時空對話。遺址與高校合作開展“史前社會復雜性”研究，揭示北方文明與中原的互動密碼。鋼結構保護棚與沙丘地貌的融合，恰似文明傳承的象征，守護歷史根基的同時，讓現代科技的光芒照亮文化創新之路。哈民遺址的實踐，為草原文明保護提供“活態傳承”樣本，更印證中華文明在保護與創新中永續發展的強大生命力。

參考資料：

《科左中旗文旅》公眾號

蘇秉琦《中國文明起源新探》

朱延平《西遼河流域史前文化譜系》

朱泓《史前災難成因的法醫考古學證據——以哈民遺址為例》

在線資源：內蒙古日報. 哈民文化：西遼河流域5500年前文明曙光[EB/OL]. (2022-08-18)

（作者檔案：孫樹恒，筆名恒心永在，內蒙古奈曼旗人。蒙域經濟30人專家組成員，呼和浩特市政協智庫專家。中國金融作家協會會員、中國散文家協會會員、 內蒙古作家協會會員、內蒙古茶葉之路研究會副會長，內蒙古詩書畫研究會高級研究員兼副秘書長，內蒙古大盛魁公司文化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