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圖由豆包生成，提示詞：深圳，夜晚

如果深圳就是21世紀的曼徹斯特的話，杭州就完全可以達到未來硅谷的高度。在此基礎之上，香港、廣州、深圳……構成中國南部的一個世界城市群落；上海、杭州、蘇州……構成中國東部的另一個世界城市群落。

撰文丨陳季冰

在旖旎的杭州滋潤地生活了20年以后，我的朋友魏英杰以一付“長者”的口吻諄諄告誡說：杭州，還當不起一線城市。

我不知道這算不算“有的放矢”？或許，市面上的“杭吹”的確已經蔚為壯觀，到了迫切需要給它降降溫的地步了。當然，我對于冰川上這篇文章的觀點是高度同意的——杭州縱有百般美好，但離所謂“一線城市”仍有差距，沒啥好自滿的。

然而，這篇文章在論證這一核心觀點時，近乎無意識地一再拿杭州對標上海，在我看來，這非但不是合適的比照，還很可能導向一種不正確的思路。這是因為，對標錯了，就可能造成發展中的挫折。

01

如果一定要尋找一個“比、學、趕、超”目標的話，我認為深圳才是杭州應該的對標的“一線城市”。

上海根本不應該是杭州對標的那個目標，因為上海的本質并不是什么“一線城市”，它的使命是“世界城市”或“全球城市”。事實上，自20世紀20年代開始，也就是差不多正好一百年以前，上海就已曾經是一個名副其實的“世界城市”，后來有一段時間退出了，今天還遠沒有恢復到當時的程度。

雖然現實中早已存在，像中世紀的威尼斯、熱那亞，16世紀的安特衛普，17世紀的阿姆斯特丹，爾后的倫敦、巴黎，以及今日的紐約……但遲至1966年，英國城市地理學家彼得·霍爾才第一次提出了“世界城市”（World City）的概念。

按照霍爾的定義，所謂“世界城市”具有以下一些主要特征：它們是國家主要的政治權力中心；是世界或世界某一區域的經濟樞紐；具有高度現代化基礎設施；是世界主要跨國與金融機構的集聚地；擁有優良國際服務功能；也是人才聚集的中心；其城市人口規模都在500萬甚至1000萬以上……

到1984年，美國芝加哥大學社會學教授薩斯基亞·薩森在此基礎上又提出了更加深入人心的“全球城市”（Global Cities）概念。她認為，隨著經濟的全球化，某些國際性的大城市在全球經濟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其影響力遍及全球，從而成為所謂的“全球城市”。

薩森于1990年進一步指出，全球城市占據了世界金融交易中不成比例的份額，而且這一份額從20世紀80年代初期以來在迅速地增長。這是因為經濟越是全球化，中心性的職能越是更高程度地聚集于相對較少的幾個地點。

她后來還指出：

空間的分散和全球整合兩者結合，為主要城市創造了一種嶄新的戰略角色……現在城市在發揮著四種新型職能：首先，作為在世界經濟組織中高度集中的控制節點；其次，作為金融和專業化服務公司的關鍵選址，而這種服務業已經取代制造業成為主要的經濟部門；再次，作為產業活動的地址，而這些主導產業當中還包括創新活動；最后，作為產品和創新活動的市場……因此，一種新型的城市已經出現。這就是全球城市。

在薩森看來，當今的“全球城市”有三個，它們分別是紐約、倫敦和東京。

02

如果未來有一個中國城市注定要躋身上面這張“全球城市”的榜單的話，上海無疑是最有希望的。看歷史，可以說，“現代中國”正是起步于上海；看當下和未來，上海各方面的條件也是最齊備的。

這個目標，顯然不是旖旎迷人的杭州應當追求的。檢視歷史上任何一個“全球城市”的興起，我們都可以列舉出無窮無盡的重要成因：它們得天獨厚的客觀條件、地理位置、時代機遇、明智決策等等……

但為什么這樣的城市并不多見，根源在于它的形成需要有非常特殊的際遇，因而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它們往往因為陰差陽錯的緣故，一定程度上游離于它所在的那個社會的傳統之外。

“世界城市”不僅僅屬于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它應當屬于全世界，屬于整個時代。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倫敦是“最不英國的英國城市”、紐約是“最不美國的美國城市”，正如東京是“最不日本的日本城市”一樣……它們都是多樣化、多元化的展示臺，這有時候令它們看起來雜亂無章，甚至充滿矛盾。

百年前的上海和上世紀50年代以后的香港，也莫不是這樣。“全球城市”的這種特質，還令生活于其中的人們往往也難以與它所在的那個社會里的大多數人們分享共同的思維和情感。曾經有一段時間，有關滬港“雙城記”的話題十分熱門。巧的是，上海人和香港人在中國內地歷來沒有太好的口碑，原因也在于此。

歷史上，沒有一個“全球城市”是人為有意識地周密、合理規劃的結果。

作為硬幣的另一面，成為“全球城市”，在很大程度上也并不是多么值得追求的事情。城市是現代社會的經典景觀，而每一個城市的功能、性質和命運都是不一樣。

那么，我為什么開宗明義就說深圳才是杭州對標的目標城市呢？

在我看來，在改革開放的前半程，深圳是作為一個不斷升級換代的“世界工廠”的中國一線城市的典范。那么，杭州正應該是改革開放下一程作為日新月異的“數字時代”的中國一線城市的結晶。

這就好比，歷史上除了有倫敦、紐約、東京這樣的“全球城市”，還曾有過工業革命時代的“世界車間”、“世界碼頭”——英國曼徹斯特、利物浦，以及后來的美國底特律、費城，日本大阪、橫濱……如果深圳就是21世紀的曼徹斯特的話，杭州就完全可以達到未來硅谷的高度。

在此基礎之上，香港、廣州、深圳……構成中國南部的一個世界城市群落；上海、杭州、蘇州……構成中國東部的另一個世界城市群落。

03

雖然沒有一個繁榮的城市是人為規劃的結果，但事后諸葛亮，我們總能總結出每一個時代的繁榮城市之所以成功的內在邏輯。當代中國的城市化高速發展期還將持續很長時間，城市化也將仍是中國下一輪經濟發展的最重要動力。

因此，對于領導者和決策者來說，城市的規劃管理將是一個越來越重要的課題。但是，當前國內許多地方的實踐已經表明，我們至少在一些重要觀念上依然存在著重大的偏差和不足。很長一段時間以來，中國城市管理者根深蒂固的思維就是別人有啥，我也要有啥，今天到了必須與這種觀念告別的時候了。

著名學者簡·雅各布斯在上世紀60年代出版了蜚聲世界的《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一書，這部經典作品總結了20世紀上半葉美國大城市發展中的得失，細致地探討了城市——特別是大城市——興衰的奧秘，對未來中國的城市發展具有重要的啟發作用。

雅各布斯女士的核心觀點是，城市各種各樣的多樣性是城市賴以生存發展和保持持久活力的生命線。這些多樣性來源于城市眾多而密集的人口，以及不同人群之間興趣、品位、需求、感覺和偏好的差異，而且它們是互為聯系并互相支持的，有著錯綜復雜的關系。

從某種程度上說，大城市的多樣化是自然天成的，“大城市是天然的多樣化的發動機，是各種各樣新思想和新企業的孵化器。”簡單地說，衡量一個城市或它的某一街區是否成功的標志，并不是它寬敞嶄新的馬路、摩登氣派的高樓、開闊氣派的廣場和幽靜整潔的綠地，而是它的“人氣”。只有人氣充盈活躍，前面的一切才是有意義的。

對雅各布斯來說，城市管理者所要做的唯一事情就是順應和促進這種多樣性。換句話說，評估任何一項城市政策的首要立足點，就是要看它是有助于促進還是損害這個城市——通常是城市的某一街區——既有的人氣。

雅各布斯的理論革命性地顛覆了西方19世紀后期發展起來的主流城市理論，后者大多強調城市的秩序和規劃，主張人為創造。

對于今天的中國城市管理者來說，簡·雅各布斯告訴我們一個深刻的道理：管理者不要憑著自己的主觀愿望——盡管這種愿望可能是美好的——去強求城市的整齊劃一，也不要去人為地規劃城市的“功能區”，更不要貪大嫌小，因為對城市來說，最重要的不是秩序，而是多樣性和活力，某種程度的“亂”和大量小企業的存在恰恰促進了城市的多樣性。

城市既不是一臺機器，也不是一幅油畫，以工程師對待機械的態度或是以藝術家對待藝術作品的態度去規劃和管理城市，都將給城市帶來意想不到的災難。

城市更像一個有著自然生命的有機體，遵循著它自身新陳代謝的節奏。城市管理者的角色應該更像一個園丁，這并不意味著他們無所作為，只是這種作為應該自覺融入城市自然的新陳代謝節奏中去。

什么樣的田地，適合什么樣的莊稼。每個城市都應當找到自己獨一無二的角色，妄想在旱地里種水稻，進而再拔苗助長，是扼殺城市自然健康生長的頭號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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