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智遠 | ID:Z201440

事情是這樣：

4月11日晚，何同學在微博上分享了自己打車的經歷；他說以前打網約車時，司機讓他給好評，總是嘴上答應，但事后就忘了。

他覺得這樣不太好，所以，現在改。如果司機服務真的很棒，他才會主動好評；不然就會直接拒絕；他還提到，自己以前比較愛討好別人，這么做是為了鍛煉自己的勇氣。

結果，這一說引發了爭議，#何同學網約車#這個話題一下子沖上了微博熱搜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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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問題發到小紅書后，得到不少評價。

有人覺得何同學這樣做不好，太強調自己態度，忽略了社交禮儀，司機工作挺辛苦，乘客好評對他們來說是一種鼓勵。

但也有人支持他，認為拒絕給好評是一種突破自我舒適圈的表現，挺勇敢。他們還希望何同學能把這種勇氣用到別的地方，比如：直接說“不想去”“不想吃”之類的。

當然，也有人質疑何同學。他作為一個博主，希望粉絲給他視頻點贊、評論、關注，這和司機要好評本質上是一樣的。

日常生活中這種事情挺常見。我去餐廳吃飯，店員也會說，你能幫我在大眾點評打個卡、寫個好評嗎？我一般都會答應；有空時會認真寫，實在沒時間、不想給好評，我也會委婉地說“不太方便”。

為啥何同學會惹出這么大的風波呢？

我想提到一個傳播學的概念：“議程設置”（Agenda Setting）。社交媒體會通過算法、把內容、標簽、人群聚合在一起，像何同學這種大博主，影響力大，他發的東西很容易被很多人看到。

還記得，2024年的“六雙筷子風波”嗎？

有個學生買了兩份飯，拿六雙一次性筷子，結果被食堂工作人員誤會是偷筷子，還把視頻發到了網上。這件事一下子火了。

這種傳播模式，就是把個人表達、行為放到大眾視野里，變成一個符號，讓大家情緒都投射到上面；因為大眾傳播（比如媒體、KOL的表達）會不知不覺地引導大家關注某個問題，決定討論的方向。

何同學的表達、觀點比較明確，他還提到自己的人格特質，比如“討好傾向”和“鍛煉勇氣”；這三個標簽很容易產生沖突，再加上他的影響力，一下子就被推到了風口浪尖。

再說說公眾心理，現在大家壓力都挺大，很容易把一些個人行為當成社會問題的縮影，把情緒加進去上去。

前幾天，上海地鐵猥褻、快甩男事件，網民對施害者進行“人肉搜索”和道德審判，其實在發泄對社會安全的焦慮，這種情況下，個人行為被賦予了象征意義，成了集體情緒的宣泄口。

同時，當個人行為觸發到社會敏感點、像公平、道德、權利這些事兒，會引發價值觀沖突；去年田曦薇占用應急車道的事還記得嗎？表面因為交通違規，但背后是公眾對“特權階層”的不滿。

再看看社會結構，明星、網紅，公眾人物的行為天然具有話題性。

2024年網紅“鐵拳出擊”出軌女粉絲，網友把他私德問題，解讀成社會道德滑坡，這類事件往往會引發對“名人特權”和“社會責任”的廣泛討論，反映大家對權力失衡的警惕。

還有代際和圈層之間的矛盾，給不給好評是你的問題，表達出來會影響到公眾秩序，就是你的不對了；因此，這種分歧深刻反映了現代社會中個體與群體、權力與責任之間的復雜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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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到這里，我不禁有一個新疑問：為什么「討好型人格」的自我剖析反而引發負面輿論？

你認為什么是討好型人格？怎么定義討好型人格？討好型人格是一種心理狀態，表現出一個人為了獲得他人認可，而不斷壓抑自己需求的狀態。

然而，當一個概念在網上傳播時，往往會失去內涵，會被簡化成老好人、高情商等標簽；這種簡化反而加速了大家認知偏差，引發兩種不同反應：

一種叫敢于直面內心心理，另一種則會把它看做社交行為的病理化，標榜自己的與眾不同。

這個問題和“社恐”與“社牛”很相似，我以前總說自己是“社恐”，后來又覺得是“社牛”；認真觀察后才發現，我在“社恐”和“社牛”之間反復橫跳。

為什么呢？

當說自己“社牛”時，因為對周圍的環境、人都很熟悉，所以，會顯得格外健談，沒有任何防備之心。而當說自己“社恐”時，間接意義在說環境我不熟悉，人我不熟悉，怕說錯話，怕被人誤解。

再結合“討好型人格”的雙面意義來看，也能發現類似的情況。

當處于熟悉的環境和熟悉的人群中時，會表現得非常自信和自在，甚至有點“社牛”的感覺；但當處于陌生的環境或面對陌生人時，可能會變得小心翼翼，甚至有點“社恐”。

換言之，我們善于通過適應環境、他人來獲得接納，這沒什么問題對不對？但在社交媒體上，一切就變了。

一些人會將“討好型人格”與“虛偽”“軟弱”等負面特質聯系在一起；當有人強調“我因為討好他人而痛苦”時，會被誤解為在暗示他人應對自己的痛苦負責，甚至被視為一種隱性的道德綁架。

另一方面，自我剖析又容易被誤解為“情感營銷工具”。

剖析者為了吸引關注，刻意展示脆弱，但這種刻意展示往往會引發“真誠性質疑”。例如，有些博主將童年不幸與職場討好行為強行關聯，被批評為“為流量拼湊故事”。

最終，反而會被誤解為表演性人格。

值得一提的是，現在大家對“賣慘型傾訴”耐受度越來越低；當一個名人、網紅反復強調我總在犧牲、委曲求全時，會觸發內容消費者的防御機制。

會被被解讀為一種“隱形情感勒索”，類似于別人必須無償提供情緒價值、別人一定要共情你。

所以，你以為你拒絕了討好，在別人眼里卻成了“苦難泡沫”，成了一種刻意展示脆弱以獲取關注的行為，這種行為模式，反而削弱了真誠性。

這一切，不僅讓人反思“討好型人格”的復雜性，也讓我們看到了公眾人物在自我表達時面臨的困境。什么困境呢？一個人試圖用“反討好”的敘事來展現真實自我時，可能忽略了事情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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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一面？舉幾個例子就明白了。

還記得羊毛月事件嗎？這位博主發布視頻吐槽“00后整頓職場卻找不到工作”，試圖幽默反駁流行敘事，卻掩蓋了一個事實：大學生就業難。

李明德自稱“打工人代表”，卻因高片酬與“180元余額”的反差，暴露了精英與底層的割裂。他的共鳴嘗試因身份落差顯得突兀，引發了大家的質疑和批評。

社會學中有一個概念叫“社會斷裂”（Social Fracture），說白了，我們在階層、認知、價值觀上的不同，會形成利益的對立。

何同學“反討好”的表達，看似個人選擇（拒絕無效好評，突破討好型人格），卻無意中觸碰了社會斷裂的敏感點。

網約車司機為什么要好評？

對司機來說，乘客的好評不只是禮貌上的肯定，更是平臺算法里決定能不能接到更多訂單的關鍵。

2024年的一些數據顯示，有些網約車平臺抽成能達到20%到30%，司機一天工作十多個小時，可掙的錢連生活成本都覆蓋不了。

何同學忽略了司機們的生存壓力，把拒絕行為潛臺詞定義為“真誠”；既能規避道德壓力（無需兌現承諾），又符合“反討好”的人設標簽，這種功利性動機削弱了行為的正當性。

這和“何不食肉糜”的傲慢態度，又有什么區別呢？平臺規則逼著司機說“麻煩給個好評”，可乘客卻高高在上地說服務不好，不給好評。

還有一點，司機群體的生存困境，被公認是對弱勢者的體諒；公眾期待精英階層展現更高的人文關懷，而非將個人成長建立在他人痛苦之上。

大家更認可對強勢對象的拒絕（比如：拒絕甲方無理需求），而對基層服務者的拒絕易被視為“恃強凌弱”，這進一步強化了何同學“欺軟怕硬”的觀感。

所以，這種對于評價權力的不對等性，是社會結構帶來的壓力；公眾人物，在表達“反討好”觀點時，要更加謹慎地考慮自己的言論帶來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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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這樣，是不是意味著，說話時一定要討好群體？

在我看來，討好群體實質，是公眾人物為了規避輿論風險采取的一種防御性表達。這種表達會讓人覺得虛偽，帶有一些精英的傲慢。

真正有效的溝通是什么呢？

法國著名思想家皮埃爾·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曾說過，真誠不是真情實意的簡單表達，而是通過符號資本重建共情紐帶。所以，我認為真誠首先要具備同理心。

什么是同理心（Empathy）？你能理解朋友失戀時的傷心，不僅能明白他為什么難過，還能感受到他的痛苦，并給予安慰。這就是同理心。

想表達自我，就得站在對立面去理解別人。這樣，既能避免優越感的流露，還能展現出深層次的關心。

另外，不討好不等于隨便說話。

“不討好”的意思是，不通過貶低自己來討好別人。真正不討好，是堅持自己的價值，不輕易因為別人的想法就改變自己。

比如，有人批評你，你不是一味地點頭哈腰，而是冷靜地想想有沒有道理，該接受就接受，不該接受就堅持自己的想法。

而“隨便說話”就完全不一樣了，這走到另一個極端，完全不管社會規則和別人的感受。比如，有人在公共場合大聲喧嘩，只顧著自己爽，完全不管別人怎么想，這種就是典型的“隨便說話”。

公眾人物表達，很容易出現語境錯位，會被看是一類群體的看法。

你一句：現在壓力大，我真想辭職不干，傳到老板耳朵里，會被認為是對工作的不滿；傳到粉絲那里，會被解讀為對行業的吐槽；傳到競爭對手那里，會被當作是負面消息來利用。

所以，在我看來，不討好，但不肆意，有三種機制：

一，語境校準，博主應該清楚說的話會產生的影響；二，共情預判，要考慮是否基于同理心，有沒有在尊重自己的感受和敬畏公眾之間找到平衡，是不是真的站在受影響的人的角度去思考。

三，結構批判補充。有沒有把個人表達放到社會的大環境中去分析，自己的話到底有沒有真的有助于社會進步。

或許，通過這三種機制，博主可以在不討好的同時，避免肆意表達；做到既堅持自我，又尊重他人，還能對社會有所貢獻。

表達是一門藝術，公眾溝通如此，個人亦是如此；希望何同學，不要自暴自棄，找到合適的支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