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學習宣傳貫徹《教育強國建設規劃綱要（2024-2035年）》精神，系統領會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教育強國建設的一系列新要求、新任務，推動解決教育強國建設中的重大問題，是當前教育系統的重大政治任務。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組織精銳科研力量，圍繞《綱要》核心內容，在紙媒、電視、網絡等平臺開展闡釋研究，助力《綱要》落地生根，推動教育強國建設邁向更高水平。現摘取部分優秀成果，陸續推出，以饗讀者。

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GenAI）正在以迅猛之勢重塑全球教育生態。以ChatGPT、DeepSeek為代表的大模型技術，憑借其多模態生成、跨學科整合與自適應交互能力，深度重構了知識創生方式、師生交互模式和教育治理體系，推動學校教育進入人機協同、人機共生的新階段，同時也對校長領導力帶來了全新挑戰。校長作為學校發展的掌舵人，正在成為實現學校數字化轉型的關鍵卡點。探索校長領導力的重構路徑已成為破解技術賦能教育“最后一公里”問題的關鍵命題。國際上，美國等發達國家高度重視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學校教育中的應用推廣，積極探索新教育范式下校長領導力的全新內涵與提升路徑。本文旨在剖析生成式人工智能時代校長領導力的內涵要素，從國際視野提煉校長領導力重構的典型舉措，并結合教育強國戰略要求以及我國實際，提出校長領導力發展的中國方略。

一

時代要求：重構校長領導力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全球性滲透不僅重構了教育應用場景，更觸發了教育系統變革。校長作為學校變革的決策者與引領者，其領導力重構已成為教育高質量發展的必然要求和緊迫任務。

1. 國家發展的戰略需要：教育強國進程中的核心支撐

生成式人工智能正在加速推動人類社會轉型，并對人才培養提出了新要求。世界經濟論壇預測，到2030年全球22%的職業將面臨結構性變革。以知識傳遞為核心的教育體系正在“被逼入墻角”，全球教育競爭已進入“技術賦能深度”與“人才素養適配度”雙重博弈的新階段。我國高度重視人工智能對教育的深刻影響，積極推動人工智能和教育深度融合，并于2024年正式啟動“人工智能+教育”行動。2025年發布的《教育強國建設規劃綱要（2024-2035年）》進一步明確了“人工智能助力教育變革”的戰略路徑，并將“深化人工智能助推教師隊伍建設”作為其中的重要戰略任務。作為教師隊伍“龍頭”的校長，是將“人工智能+教育”國家戰略落地為學校實踐的關鍵樞紐，必須率先理解“人工智能+教育”的育人價值，精準把握教育創新的新機遇。因此，校長必須重構領導力，以前瞻性視野重塑學校教育發展新藍圖，為推動我國建設成為教育強國提供關鍵支撐。

2. 教育發展的現實訴求：破解教育范式轉型中的結構性矛盾

生成式人工智能正在推動教育形態從“大規模標準化教育”向“大規模個性化學習”演進，越來越多的教師開始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例如：英國中小學教師使用AI完成作業設計的比例從2023年4月的17%驟升至同年11月的42%。這一現象折射出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學校教育中的快速滲透。然而，生成式人工智能在釋放教育效能的同時，也引發了效率提升需求與倫理風險管控、教學模式創新與學校管理機制滯后等結構性矛盾。這些正是教育從“工業化效率優先”向“以人為本發展”轉型的深層次映射，絕非局部可調和的淺層次問題。因此，傳統的校長管理范式已不足以應對教育的系統性變革，唯有重構領導力，將技術沖擊轉化為進化動能，才能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引發的教育變革中重構學校秩序，守護教育的價值根基與未來潛力。

3. 校長發展的必然選擇：職業破局與價值重構的雙重驅動

生成式人工智能時代，校長的角色定位和能力需求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一方面，校長面臨職業破局的現實壓力。隨著人工智能加速進入校園以及人工智能應用成為評估學校的重要內容，人工智能素養不足已成為限制校長職業發展的瓶頸。另一方面，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普及應用為校長提供了重構學校教育生態、實現專業價值的新機遇。因此，校長必須主動從“經驗型管理者”轉變為“智能型教育創新者”，實現職業成長與個人價值的同步提升。

二

內涵釋義：生成式人工智能時代校長領導力的內涵與要素

隨著技術的不斷創新發展及其對學校教育的影響逐步從增強走向系統性變革，作為學校掌舵人的校長被賦予新的使命和責任，其領導力的內涵和外延不斷拓展和豐富。在學術層面，校長技術領導力、信息化領導力、數字化領導力、智能化領導力等相關術語混用。本文統一采用數字領導力代表相關術語，并認為生成式人工智能時代的校長領導力也是一種數字領導力，只不過因為生成式人工智能的類人性、創造性、生成性、互動性等特性賦予數字領導力新的內涵。當前，學界對數字領導力的內涵尚未達成共識，主要存在能力說和過程說兩種學理闡釋。能力說將校長數字領導力視為校長為推動學校數字化轉型所應具備的知識、能力和態度；過程說將校長數字領導力視為校長引領全校師生及其他利益相關者，共同推動學校數字化轉型、達成學校教育目標的動態過程。在實踐層面，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教師人工智能素養框架》（AI competency framework for teachers）、歐盟的《教育工作者數字能力框架》（European Framework for the Digital Competence of Educators）和美國的《教育領導者數字素養標準》（ISTE Standards：For Education Leaders）是當前國際上為數不多但獲普遍認可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時代校長領導力標準。盡管上述三個標準從不同視角構建了校長數字領導力框架，但總的來說，它們均將技術、教學、組織以及個體專業發展作為校長的四個核心能力要素，并且關注到校長數字領導力發展的動態性、階段性和差異化特征。

通過系統梳理上述相關理論和實踐研究，并結合我國《義務教育學校校長專業標準》《中小學校長信息化領導力標準（試行）》的要求，本文將生成式人工智能時代校長領導力界定為校長以立德樹人為根本目標，通過戰略性整合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與校內外各種教育資源，推動學校教學、管理等系統性變革的能力，是由終身學習力、技術變革力、教學變革力和組織變革力四個子能力組成的復合型能力體系。終身學習力是指校長通過持續性的認知迭代與主動性的前瞻學習形成持續發展動能，成為終身學習的踐行者、教育創新的先行者和學習型學校組織的核心靈魂，是其他三個子能力的根基。技術變革力是指校長對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形成正確的認知，審慎對待并積極擁抱，具備主動駕馭技術的能力。教學變革力聚焦課堂教學主陣地，是指校長在“以人為本”教育觀和“人在回路”（Human-in-the-Loop）技術觀的指引下，構建起人機協同、人機共生教育生態的能力。組織變革力是指校長能夠前瞻性規劃學校變革愿景，整合協調人力、財力、技術、數據等各類資源，推動組織結構與文化基因深度變革，為實現“大規模個性化學習”構建起多元協同、數據驅動、敏捷治理的學校組織體系。此外，生成式人工智能時代校長領導力并非靜態的能力，而是校長在與技術、他人、環境等互動過程中不斷動態發展起來的能力，具有長期性、階段性和個性化特征。

三

他山之石：生成式人工智能時代校長領導力重構的國際經驗

為了搶占“生成式人工智能+教育”發展新賽道，美國等發達國家正在聚焦校長領導力“重構什么”與“如何重構”雙重議題，通過標準制定、素養培育、支架搭建及生態創設，推動校長領導力與學校數字化轉型動態適配。

1. 標準制定：為校長領導力重構提供規范化的參照指引

標準是經濟活動和社會發展的技術支撐，是國家基礎性制度的重要方面。人才隊伍的標準化建設是國家教育標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校長作為學校教育的掌舵人以及人工智能教育的引領者，其能力的標準化建設直接影響到人才培養質量和人工智能教育發展成效。為了推動生成式人工智能時代校長領導力建設從經驗驅動走向規范發展，使其與人工智能教育同頻共振、協同發展，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等國際組織以及美國等發達國家率先發布校長人工智能素養標準或數字素養標準。例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于2024年發布全球首個《教師人工智能素養框架》，提出包括校長在內的教育工作者應具備以人為本的思維模式、人工智能倫理、人工智能基礎與應用、人工智能教學法、利用人工智能促進教師專業發展五大能力，并將人工智能素養發展劃分為習得、深化、創造三個階段。美國在2018年發布《教育領導者數字素養標準》，根據校長等學校管理者所應扮演的公平倡導者、愿景規劃者、賦權領導者、系統設計者以及互聯學習者五種角色，提出其應具備的能力素養。這些標準對人工智能時代校長領導力的內涵特征進行了清晰界定，不僅有助于校長領導力的規范化、持續性發展，而且有助于推動學校數字化轉型和人工智能在學校的融合應用，對提升校長數字領導力和推動人工智能教育發展具有深遠意義。

2. 素養培育：為校長領導力發展搭建多元化的成長平臺

韓國等多個國家非常重視生成式人工智能時代的校長領導力建設，通過制訂培訓計劃、開發培訓項目、優化培訓內容、創新培訓方式等為校長領導力發展提供系統性支持。例如：韓國于2023年發布《數字驅動教育改革計劃：釋放教育中個性化學習機會》，將提升教師隊伍（包括校長）的AI素養作為學校數字化轉型的五大核心任務之一。日本為校長等教育工作者提供了一系列有關生成式人工智能教育應用的培訓課程，并在國家教師培訓平臺Plant上設置了“生成式AI課堂應用”專門課程。美國正在開發人工智能教練Stretch AI，支持校長等教育工作者通過使用AI工具實現個性化的專業發展。同時，美國搭建了在線社區Generation AI，集資源中心、專業學習中心、互動交流平臺、創新策源地等功能于一體，幫助校長等教育工作者通過集體學習、專業對話、智慧碰撞，不斷提升人工智能素養。總的來說，AI知識、AI教學法、AI教育應用、AI倫理等已成為校長領導力培訓的重要內容，按需定制的培訓課程、AI支持的專業發展、在共同體中互學互鑒、基于教育實踐的學習研討等靈活多元的形式，為校長提供了更加個性化的選擇和更精準的專業支持。

3. 支架搭建：為校長推動組織變革提供科學的工具支撐

學校數字化轉型是一項系統工程，不僅需要校長做好前瞻性的愿景規劃和實踐努力，還有賴于科學工具的支撐。日本等多個國家在入口關、過程關、出口關搭建腳手架，幫助校長構建起生成式人工智能“引入-實踐-評估-改進”的良性應用閉環。

首先，在入口關制定并敏捷迭代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學校的應用指南，幫助校長辨清技術的本質和能力邊界，樹立正確的技術觀和教育觀，掌握生成式人工智能學校應用的指導原則和實施路徑。例如：日本在2023年、2024年陸續發布兩版《中小學教育中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應用指南》（初等中等教育段階における生成AIの利活用に関するガイドライン），為校長推動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學校的應用提供了規范指引和工具支持。

其次，在過程關通過供給大量、優質、適配的資源和工具以及設立示范學校等多種方式，幫助校長加快推進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學校的應用。例如：愛沙尼亞于2025年啟動實施“AI飛躍”計劃，為所有學校提供免費的高質量AI工具和知識。韓國從2021年開始打造人工智能教育先鋒學校，通過示范引領吸引更多校長投身到人工智能教育建設的浪潮中。

最后，在出口關通過以評促建的方式幫助校長科學評估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學校的應用現狀和成效，找到優化和改進的路徑。例如：美國發布“K-12生成式人工智能成熟度工具”（K-12 Generative AI Maturity Tool），將中小學生成式人工智能成熟度劃分為行政領導力、技術、學術AI素養等七個維度，起步、發展、成熟三個水平，并基于此開發了在線自評工具，方便校長隨時按需診斷學校生成式人工智能成熟度水平，明確需要關注和改進的具體領域。

4. 生態創設：構建政產學研用一體化發展新格局

為幫助校長推動學校數字化轉型，除了在學校內部給予工具支撐外，還須在學校外部創設更加良好的發展生態。英國等多個國家致力于推動教育行政機構、學校、科技公司、科研機構等多元主體達成共識，形成合力，構建起政產學研用一體化發展格局，推動人工智能教育高質量發展。

首先，通過制定頂層規劃、加強立法規約、設置專門機構等，構筑起發展與安全并行的“人工智能+教育”發展生態，為校長推動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學校的應用指明了發展方向，明確了法理邊界。例如：韓國相繼發布《以數字化為基礎的教育改革方案》《教育技術振興方案——以教育技術引領教育創新》，明確了教育數字化轉型的國家戰略地位，為人工智能在學校的普及應用指明了發展目標和實施路徑。同時，韓國制定了《個人信息保護法》《信息安全產業振興法》等法律法規，引導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朝著“科技向善”的方向規范化發展，并為其在教育中的應用構筑起堅實的安全基座。

其次，架構起學校需求側與技術供給側之間的橋梁，幫助校長采購到適切的人工智能產品和服務。政府通過白名單機制簡化了校長的決策過程，提升了決策效率，并減少了劣質產品帶來的風險。例如：英國為學校和教育技術供應商搭建數字交易平臺。一方面，數字教育產品和服務經過政府審定，確保了安全性、性價比和高質量；另一方面，政府提供一系列“幫助學校采購”（Get help buying for schools）的免費服務，使學校能夠以最便捷的方式、最優惠的價格采購到最合適的產品和服務。

最后，通過科研引領教育和科技不斷創新發展，為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學校的應用奠定堅實的理論基礎和循證依據。例如：愛沙尼亞一直采用循證方法制定教育決策，正在打造由研究系統、商業環境、知識轉移三個軸心組成的“研究-開發-創新-創業”一體化發展體系，以加速《愛沙尼亞教育戰略2021-2035年》目標的實現。

四

攻我之玉：生成式人工智能時代校長領導力重構的中國方略

生成式人工智能時代，校長領導力重構不僅是技術賦能的必然要求，更是全新教育范式下實現全人培養目標的關鍵支撐。基于國際經驗與我國實際，我們應探索構建“標準引領-實踐驅動-評估轉化-生態升級”一體化支撐的校長領導力培育體系。

1. 標準引領：重構生成式人工智能時代校長數字領導力框架

盡管我國已于2014年發布了《中小學校長信息化領導力標準（試行）》，并開展了人工智能助推教育領導力培訓、智能教育領導力研修等培訓項目，但該標準已落后于時代發展，由此導致校長領導力建設缺乏前瞻性、系統性、規范性。我國應盡快制定生成式人工智能時代的《校長數字素養標準》，與《教師數字素養標準》《學生數字素養標準》等形成相互支撐、同頻共振的共同體能力發展標準體系。該標準應對生成式人工智能時代校長的角色和能力進行清晰界定和系統設計，構建起“核心能力+發展階段”的二維素養矩陣，為校長領導力的培養培訓、評價認證等提供參照指引。同時，要基于該標準制定我國校長數字素養中長期發展規劃和分層分類培養方案，打造“人工智能+校長領導力建設”生態系統，推動校長領導力的系統性、規范化建設。

2. 實踐驅動：以場景化項目推動校長領導力持續提升

以身作則、身先士卒、率先垂范是最有效的領導力。校長領導力的本質是實踐智慧，需通過場景化項目推動能力轉化。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教育中的應用為校長提供了豐富的實踐場景，這些實踐經歷對于推動校長領導力提升至關重要，是生成式人工智能時代校長領導力提升的有效途徑。

首先，通過典型示范發揮“以點帶面”的輻射作用。建議國家和地方遴選一批具有代表性的學校，由校長親自率領開展試點項目，探索生成式人工智能賦能學校教育的可行路徑。試點項目可涵蓋課程、教學、評價、管理等多個領域，可開展構建人工智能教育校本課程體系、利用AI畫像為學生提供個性化指導等試點項目。通過試點項目，校長不僅能夠在實際應用場景中提升能力、積累經驗，而且可以將成功經驗分享傳播出去，帶動更多學校開展人工智能教育探索。

其次，打造校長數字領導力發展共同體，支持校長在集體智慧碰撞中實現個體專業發展。建議建立跨校、跨區域甚至跨國界的校長數字領導力發展聯盟，通過定期舉辦線上線下相結合的研討會、工作坊等，搭建起校長之間平等對話、互動交流、集思廣益的平臺，實現集體智慧和個體智慧的協同發展。

最后，基于開源模型構建校本化智能教育工具。校長應充分認識DeepSeek等開源模型賦能學校教育的價值，結合學校發展需求和校本化教育資源，基于開源模型開發校本化智能教育工具，形成本校獨特的發展競爭力。例如：基于DeepSeek和校本教學資源開發適合本校應用場景的智能備課系統，有助于為本校教師提供更精準的教學支持服務。

3. 評估轉化：建立數據驅動的校長領導力進階機制

校長領導力提升離不開科學有效的評估和激勵機制。國家和地方應構建“監測-反饋-改進”一體化的動態評估體系，助力校長領導力的持續性發展。

首先，開發契合我國國情的校長領導力評估工具。我們可借鑒美國基于《教育領導者數字素養標準》開發的教學領導者認證項目，構建一套涵蓋終身學習力、技術變革力、教學變革力和組織變革力的多維度能力評估框架和自評工具。

其次，建立常態化評估與反饋閉環機制。一是將定期評估深度嵌入校長領導力發展的日常環節，通過科學的評估工具和嚴謹的評估流程，對校長在技術應用、教學創新和組織變革等方面的實踐進行伴隨式數據采集和智能化分析評估。二是借助學習分析等技術將評估結果以直觀、易懂的形式呈現給校長，使其能夠清晰洞察自身能力現狀，精準定位改進方向。三是邀請外部專家提供一對一的專業化指導，幫助校長突破發展瓶頸、優化實踐策略、提升領導力水平。

最后，充分釋放評價結果的激勵效能。地方教育行政部門要優化學校績效考核體系，將數字領導力評估結果作為校長年度考核、任期考核的核心指標，與績效獎金、評優評先緊密掛鉤，激發校長持續提升領導力的內在動力；在職稱評定環節，將評估結果作為重要參考依據，促使校長在職業生涯發展中主動投身于數字領導力提升行動。

4. 生態升級：打造多元多維協同的良性發展環境

生成式人工智能時代，學校發展面臨復雜環境和多重挑戰。國家和地方應通過政策引導和多元協同，構建起縱向貫通、橫向聯通的多元共建生態，為校長領導力發展提供全方位支撐，助力學校借助人工智能的新優勢實現跨越式發展。

一方面，采用“基礎規范+分級指導”模式進行制度規范和引導。盡管我國已發布《新一代人工智能倫理規范》《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務管理暫行辦法》等政策，為技術向善發展和教育公平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安全基座，但這些政策更多聚焦于宏觀層面規約，缺乏對人工智能在學校落地的可操作性指引。北京、上海等地區已率先發布推動人工智能進學校的地方性工作方案和應用指南，但這種地方先行模式可能導致經濟和教育發展水平較為薄弱的地區因無法公平享有技術紅利而陷入新的數字“洼地”。為此，國家層面應加快制定人工智能在中小學校的應用指南等政策文件，出臺分層分類政策和分階段指導意見，確保所有學校都能公平、安全地享有人工智能帶來的教育紅利。

另一方面，搭建政產學研用一體化發展體系，幫助校長更好地利用人工智能技術賦能學校教育。政府主要負責提供政策支持和資金保障，科技企業專注于教育專用大模型等技術的研發和服務供給，科研機構側重于通過理論和循證研究引領技術和教育高質量發展，學校作為實踐主體積極探索技術應用的創新模式。

來源 | 《中小學管理》2025年第4期

作者 | 羅李（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教育統計分析研究所）；袁華莉（人民教育出版社人教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