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也沒想到，中美兩個大國的角力到了2025年，竟然都面對著一個類似的重大命題，那就是化債。

“相愛相殺、活成了對方”……兩個大國的話題說不盡，網上也有各種各樣的梗，但它們所面對的最頭疼的問題竟然都一樣。兩大國也成了兩“債務大國”，不禁令人唏噓……

只不過，美國化債主要是聯邦政府債務，中國化債則主要是地方政府債務。

這就有意思了，為什么會有這種區別呢？

美國聯邦政府擁有強大的財政權，尤其是在貨幣發行、征稅（比如所得稅）、國債發行等方面。而地方政府（比如州和市）財政權相對獨立，但受到憲法和法律限制，大多不能隨意發行赤字債務。

這一點和中國地方政府迥異，中國地方政府可以自己通過城投債等方式發債。

美國的聯邦政府承擔了大多數宏觀調控責任，因此債務主要集中在聯邦政府層面。

中國雖然是中央政府主導的單一制國家，但“分稅制”基礎上的地方財政體制，決定了發展模式和債務模式。自1994年“分稅制改革”以來，地方政府承擔了大量支出責任（如基建、教育、醫療），而收入分成偏向中央。

這樣就形成了“地方事權大、財權小”的狀況，形成“上收財權、下放事權”的中央與地方結構性矛盾。

于是，地方財政為了平衡收支，不得不依賴隱性債務（如城投債）和土地財政。

這就是為什么這兩年化債的時候，總是強調地方政府的隱性債務才是定時炸彈。因為隱性債務的規模、杠桿率等等都是容易失控的。

現在主動提高赤字水平，就是債務壓力較輕的中央政府，替地方政府承擔一部分債務。

那美國聯邦政府的債務問題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咱們先來看看美國債務的規模演進：

1980年：約9000億美元（GDP約2.9萬億美元，債務占比約32%）；

2000年：約5.6萬億美元；

2020年：約27萬億美元；

2024年：突破34萬億美元，債務占GDP比重超過120%。

現今的美債問題最早可以追溯到二戰，當時美國為了打仗的資金，發行了巨量的戰爭債券。在《父輩的旗幟》這部電影當中，就有這個情節，一些英雄士兵被拉去當戰爭債券的廣告代言人。

1980年代的里根時代，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今日美國，包括債務。為了挽救滯脹中的美國經濟，同時抗擊蘇聯，里根實行大規模減稅同時進行軍費擴張，等于減少了財政收入同時還增加了財政支出，這樣一來，聯邦赤字劇增，債務從約9000億飆升至2.9萬億美元。

里根開啟了“以減稅刺激增長”的共和黨路線，但也奠定了赤字財政長期化的趨勢。所以國家行為總是雙刃劍，里根將這一點體現得淋漓盡致。

克林頓時期是美國的黃金時代，政府支出得到控制，經濟也自由而繁榮，所以債務問題得到很大的緩解。

美國現在居高不下的債務，始于克林頓之后的小布什時期。大家都知道，伊拉克戰爭、阿富汗戰爭有多燒錢，這都是財政支出白花花的銀子。

關鍵是，緊接著發生了2008年金融危機，美國政府不得不出手救市，這又是巨量的白花花銀子往下撒。奧巴馬時期，還在為走出金融危機而努力，量化寬松、大規模財政刺激計劃，讓美國債務從10萬億升至19.9萬億，“赤字依賴”從此成了一個無法逃脫的陷阱。

到了2020年就更不用說，大流行讓全世界所有國家政府都焦頭爛額，需要用政府赤字去救濟賑災，這進一步推高了美國債務。

當然，美債問題形成的原因還有很多，但是從底層邏輯來說的話，最核心的一點就是“路徑依賴”。也就是說，靠發債來給政府執政帶來便利、推動經濟發展、緩解財政問題……形成了一種路徑依賴，每屆政府用得爽，用完就拍屁股走人。

這背后做背書的，是美元和美國的主權信用，說白了就是“美國敢一直借錢，別人也真敢一直借”。所以美國國債一直不愁賣，是全球市場上長期以來的寵兒。

這也是為什么最近川普因為美國國債收益率和到期的問題焦頭爛額——國債賣不掉，或者國債付息過高，都是川普政府、美國政府最要命的問題。

川普化債、馬斯克改革，就是在給里根時代以來所有的美國總統“擦屁股”。

美國的主權信用萬一出現松動乃至崩塌，將會是一場史詩級的全球金融危機，規模超過2008年，是百年級別的金融災難。

那么相比之下，中國債務、中國化債又有什么異同呢？

前面所說的“路徑依賴”，就是兩大國債務最重要的共同點。

美國的路徑依賴是：“聯邦政府靠債務擴張更容易推動社保、醫保、軍費、賑災等支出，從而獲得執政合法性”。

中國的路徑依賴則是：“地方政府通過大規模舉債，可以用最高的效率完成基建、招商引資、提升官員政績”。

這種模式下，地方官員們其實就是“地方集團公司”的CEO，而GDP就是他們的年終業績考核。這種模式也讓地方官們一年到頭辛苦工作，最后就是為了能晉升提級、仕途通暢。

客觀上來講，中國近30年的高速發展有這種模式的刺激作用。

但背后有兩個問題：1、太過依賴房地產和土地財政；2、舉債規模走向了失控——因為官員們其實只對GDP負責，對債務黑洞卻不怎么需要負責。

這就進一步推高了“唯GDP論”所帶來的經濟結構性失衡，同時也讓內需不足這個問題一直加重。

為什么內需不足還跟這個有關？因為長期依賴GDP，不僅不會刺激政府提高社會保障水平，反而會更傾向于削減福利，因為社保和福利無法直接推高GDP。

地方債務高企還有個問題就是導致了很多財政浪費。因為借錢太容易，導致花錢大手大腳，這就導致出現了各種各樣的面子工程。

所以中美兩國的債務問題、化債方式，其底色都是政府的路徑依賴，但表現方式卻因為體制的不同而非常不一樣。

美國化債最艱巨的任務是縮減聯邦開支的同時，不打擊經濟——這是一個極難處理的平衡。

中國化債的難度雖不同卻也類似，即：化債的同時，不導致經濟的緊縮。

因為我前面說了，中國經濟發展成也地方債，問題也在地方債務。那么，在化債的時候地方政府就容易走到反面，開始縮手縮腳，什么也不干，導致經濟發展停滯。

同時，大量原本用于教育、醫療、社保的支出被騰出來還債，會進一步導致消費緊縮問題加劇，不利于經濟的結構性改革。

路徑依賴是各國政府的慣性，與體制無關；但化債是否能成功，卻是下一輪國際競爭見分曉的關鍵。

前面說到里根，里根當年面對的蘇聯政府，也是債務高企、財政困難，但里根給美國的發展續命成功，蘇聯卻倒下了。

為什么？因為蘇聯的化債并沒有做到點子上，他們并沒有搞“長期主義”，去提升蘇聯居民的錢袋子，促進經濟的繁榮，而是靠拆東墻補西墻來化債。

所以直到蘇聯解體之前的最后一刻，戈爾巴喬夫還在打電話問當時的美國總統老布什：蘇聯財政沒錢了，能再給你們賣一點石油么？

作為一個超級大國領導人，到了這種份上，何其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