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期待每一個共鳴的你，關注、評論，為學、交友！

當“空軍1號”總統專機從晴空萬里的西太平洋飛進中國領空的時候，整個中國大陸上的天空是灰蒙蒙的，陰云低垂，顯得十分陰暗。這樣的天空，與1975年12月中國大地上的政治氣候是一個色調的。乘坐這架世界上設備最完備和豪華的總統專機的杰拉爾德·福特，其心情也是一個色調的。飛機愈是接近北京，他的心緒就愈復雜，憂慮也就愈沉重。

1、福特訪華的擔憂

他在尼克松首次訪華的1972年，作為普普通通的眾議員曾經訪問過中國，當然不會受到很隆重的禮遇。這次作為現任美國總統再次來華訪問，早在去年計劃之中時，他曾經想象過會在北京受到破格的接待，特別是期望能會見那個具有神秘魅力的巨人毛澤東。

但基辛格于1974年11月、1975年10月兩次訪華所作的談判結果表明，中國的談判立場和它對新聞傳媒所作的關于對兩國關系正常化進程不滿的暗示引起了他的憂慮。盡管如此，他還是決定進行這次訪問中國之行。他是想加強中美合作，以便抵消美國在越南撤退和“水門事件”中的消極影響。但是，一個不能取得全面成功的中美首腦會談將揭示這一戰略的破產，并在蘇聯人面前把美國的脆弱性暴露無遺。

目前美蘇緩和已經土崩瓦解，美國處于被動的守勢之中，因而基辛格沒有放棄在1975年間實現美中關系正常化以加強美中合作的希望。然而，總統選舉干擾了基辛格為美中關系正常化所作的努力。由于總統大選臨近，在對手的競爭面前，福特的政治需求成為更加迫切的需要。

當時，共和黨右翼威脅著要讓羅納德·里根作為共和黨提名的候選人。他們尤其反對福特的對華政策。里根在1975年6月的首次外交政策講話中就批評與中國搞緩和，表示福特一旦訪問北京，自己將出訪臺北。就在他臨出發訪華的當天，他在電視新聞中還看到里根發表講話，批評總統訪問北京的決定，爭辯說華盛頓不應以犧牲臺灣作代價而與中國建立外交關系。

美國駐北京聯絡處發給白宮的報告表明，雖然中國人同意了福特總統的訪問，但中方已經在懷疑中美首腦會談的目的。他們認為，在整個1975年間，如果不簽署兩國建交協議，這個首腦會談就沒有什么意義。即使首腦會晤舉行了，也很難說雙方有什么內容值得祝賀。聯絡處的報告說，中國領導人暗示，如果美國準備與中國實現關系正常化，那么就可以考慮舉行一個盛會，來慶祝已得到加強的中美外交關系和政治關系。

零敲碎打的協議或者并無實質內容的公報是沒有什么必要考慮的，中國尋求的是實實在在的好處，以作為與華盛頓合作反蘇的回報。他讀了聯絡處的報告認為，他此次訪華可能的結果頂多是使已經十分僵持的中蘇兩國關系的緊張程度有所減輕而已。

他作為美國總統訪問北京，心里就很有數：由于其政府在中美關系上采取拖的方針已經引起中國領導人的不滿，中美關系陷入低潮，麻煩不少。例如，美方縱容和支持西藏叛亂人員在美國活動；前不久又堅持要求訪美的中國藝術團取消《臺灣同胞——我的骨肉兄弟》。

中方強硬地聲明說，美國政府在上海公報中同意只有一個中國，而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如果不是從上海公報原則上后退，就沒有理由在節目單上取消這首歌曲。中方不拿原則作交易，只好宣布無限期推遲中國藝術團的訪問。美方還宣布將駐華聯絡處主任布什調回另任中央情報局局長，卻沒有宣布讓誰接任聯絡處主任的位置，給中國潑了不少冷水。因而，他擔心在北京會受到主人的冷遇，這將會使他丟面子。

為此，他事前曾要求國務院研究當時中國外交禮儀的最高規格。國務院有關部門報告稱：總統尼克松訪華時享受過原來中國外交禮儀的最高規格，即周恩來總理到機場迎接，毛澤東主席接見。現在，周恩來已長期病重住院，自1975年9月以后就不再有其在醫院會見外賓的報道，其總理已是掛名，現時的最高規格是鄧小平副總理到機場迎接，毛澤東主席接見。

“空軍1號”穿過鉛灰色的陰云降落在首都機場，福特步出機艙，他的臉色因憂慮而顯得陰沉沉的。眼尖的基辛格在總統夫婦身后興奮地報告：好哇，鄧小平已在舷梯前迎候總統了。他的臉上這才露出了笑容。

2、福特與毛主席的會談

鄧小平針對美方一系列違反中美上海公報的做法，在當晚以周恩來總理名義舉行的歡迎宴會上特別強調說：三年多以前，尼克松總統訪華，中美雙方發表了著名的上海公報。這一公報的發表，不僅符合兩國人民的共同愿望，而且符合全世界人民的利益，在國際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福特當然聽得懂這個堅強的矮個子的言外之意。他這次來華，盡管不會給中美關系帶來實質性的進展，卻不準備在會談中提出原來準備的“倒聯絡處”方案（中國大陸設大使館，臺灣設聯絡處）了。

在會談時，福特告訴鄧小平說：由于美國國內形勢的需要，解決中美關系正常化問題須推遲至1976年大選后再照日本方式采取行動。在此之前，準備把駐臺美軍削減一半，即從2800人減少至1400人。他還一再強調說，美國不能在預期和平演變以外的前途的情況下拋棄“老朋友”，“期待中國政府和平解決臺灣問題”。

鄧小平也明確地指出：所謂“日本方式”，也就是要接受(與臺灣)斷交、廢約、撤軍三個原則，美臺間的民間貿易方式可繼續保持；至于用什么方式解決臺灣問題，屬中國內政，應由中國自己來決定。

鄧小平還表示，在美國接受三原則之前，中國并不急于解決正常化問題。

福特總統一行抵達北京的次日下午，毛澤東在中南海的書房里接見了福特總統與基辛格國務卿。像過去親自掌握著周恩來與尼克松、基辛格的會談詳情一樣，毛澤東雖然已經疾病纏身，仍然很詳盡地了解鄧小平與福特會談的具體內容。

在雙方寒暄后，毛澤東還是明知故問：你們談了些什么？

沒等鄧小平開口，福特搶先說：我們上午談了國際形勢。你的國家和我的國家有必要進行平行的努力，來取得對我們雙方都有好處的結果。

毛澤東親自掌握著中美關系的進程，拿尼克松與福特相比，對福特的對華政策甚為不滿。

毛瞇縫著眼睛望著福特，以其特有的幽默對其諷刺說：我們沒有本錢，盡放空炮。

福特沒有領悟出毛澤東是含蓄地批評他放空炮，就說：我不相信這點。

毛澤東繼續用幽默表達自己的不滿：就是罵娘，我們還有點本錢。

在座的中國人都忍不住笑起來。翻譯譯成英語后，美國人才笑了。福特笑過后，領悟了其含意，這才露出了尷尬。

毛澤東舉起手來指著基辛格說：總統閣下，你們國務卿干涉我的內政。

福特與基辛格都緊張起來，望著毛澤東。

毛澤東卻不緊不慢地說：他不準我去見上帝。

福特與基辛格這才松了一口氣，基辛格不無得意地說：我們堅持這一點。

毛澤東又指著基辛格說：上帝的命令他敢違抗啊！上帝請我，他不讓去。

基辛格佯作驚訝說：要是你同上帝在一起，你們結合的力量就太大了！

毛澤東已經十分習慣與基辛格進行幽默地對話，就很高興地說：博士閣下是無神論者，反對上帝，破壞我和上帝的關系，真是厲害啊！我拿他也沒辦法，只好聽從他的命令。命令就是ORDER。

福特有點疑惑地問：他是給上帝下命令嗎？

毛澤東反應敏銳地回答：博士是向我下命令。

會談中輕松、幽默的玩笑只能表明氣氛是友好的，但卻掩蓋不了此次高級會談沒有什么實質性的內容。

對于福特此次訪華，胡繩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一書中評述說：

與先前的尼克松政府所作的承諾相比，美國政府在臺灣問題上的立場是一個退步。由于美國政府不能作出正確處理(臺灣問題)的決定，中美關系正常化被推遲了。

美國的美中關系問題專家羅伯特·羅斯在其專著《風云變幻的美中關系》中也評述說：

福特在北京的會談氣氛很友好，但卻平淡無奇。一位與會者回憶道，這次首腦會議是他所參加過的最索然無味的會議。但表面看來似乎一切進展順利。當福特和毛會談時，竟有半個小時無話可說，他們只是在履行日程而已，并非在昭示世人他們之間有什么不和諧。

雖然福特訪華在消除中美兩國關系正常化的根本障礙——臺灣問題上并沒有取得實質性的進展，但仍然有助于保持和擴大中美兩國在四年前開始的實現關系正常化方面進行對話與合作的勢頭。福特再一次告訴中國領導人，他們要等到美國總統選舉之后才可以期待實現關系正常化。

但是，在不久后的總統大選中，福特敗于卡特之手，中美建交便與他無緣了。

3、卡特的漫不經心

卡特從小就對中國抱有興趣。在孩提時代就愛讀有關浸禮傳教士在中國傳教的描寫，愛讀其舅父湯姆·戈迪的中國來信及寄來的中國照片。湯姆是海軍報務員，常去中國沿海的港口。為此，他很喜歡與舅父保持通訊。后來，他自己也成了海軍軍官，到了這些小時候聽說過的港口。

饑餓的眼睛、襤褸的衣衫。連大姑娘也衣不蔽體。瘦骨嶙峋的菜色面孔。那近于刀耕火種的農村。碼頭上擠滿的向外國海員或是水兵乞食的災民，你要是給了一兩片面包，就會引起他們的躁動和爭奪…

他在回憶錄里說：“他們迫切需要醫院、食品和學校，還迫切需要有人去向他們傳播耶穌基督是救世主的道理。”

至今他還記得在青島街上買工藝品時，他看見一個賣吉祥物的5歲瘦弱女孩，就想起自己5歲時也去市場賣過花生。他頓時生了同情心，用5美元買了她一樣小物品。待他離開時聽到了哭聲，回頭發現她手上的美元給一個乞丐搶走了。在國民黨統治的青島街上，他還看見了“未成年的孩子和年邁的老人在刺刀的威脅下被抓去當兵”。他還記得青島等港口已被毛澤東的軍隊所包圍，還看得見中共軍隊在高地上的營火。

…這就是吉米·卡特記憶中的中國。

那是1949年初，國民黨政權在大陸潰敗的時候，20多歲的卡特正在中國服役。他在美軍太平洋艦隊常規潛艇“鯧魚”號上當兵。那個時候，“鯧魚”號從香港向北巡弋至青島，中途數次在中國的沿海港口停泊，他親眼看到了舊中國人民的悲慘生活，也體會到了中國軍隊和人民的反美情緒。

1977年2月初的一天夜里，他出席完在布萊爾飯店為一個英格蘭代表團舉行的活動回到白宮。夜已深了，他沒有去休息，而是埋頭在總統橢圓形辦公室的案上仔細研讀基辛格、尼克松和中國領導人會談的備忘錄，也詳讀了福特總統私下對中國人所講的話。在研讀這些關于中國的文件時，他會不由自主地回憶起他年輕時對這塊東方大陸的印象。

夜深人靜，細讀這些前任領導人的冗長談話，卻并不感到疲倦，反而覺得相當引人入勝。他從中了解到自從尼克松首次訪華至今五年來已經做了什么事，還有那些問題懸而未決，現在他作為總統又能做多少事。

客觀地說，他宣誓就任美國第39任總統而入主白宮后，在外交上首先致力關注的并不是中美關系，而是覺得緩和美蘇關系更為迫切。他并不把中國放在重要的戰略地位上，支配卡特政府對華政策的是維持美蘇關系穩定的需要，而不是努力彌補美國對付蘇聯機會主義時所表現的脆弱性。

因而，1977年1月間，當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們開會討論那些需要作出分析的最重要議題時，他們就忽略了中美關系。解密的美國檔案表明，顧問們按重要性依次在《總統備忘錄》里記錄了15個問題，包括各個地區的事務和巴拿馬運河、南北關系以及美國在菲律賓的軍事基地問題等。

有關中國問題的分析列在《第24號總統備忘錄》里，這個編號順序足以說明卡特政府開始的時候并不重視對華政策。

但中國到底也是一個大國，剛就任總統的卡特在禮儀上不能不見一見中國駐在華盛頓的代表。于是，卡特在預定接見中國駐華盛頓聯絡處主任黃鎮的前兩天，才匆匆忙忙地做起準備來。

兩天后，即2月8日，黃鎮應邀來到了白宮，與卡特總統見面。卡特在副總統蒙代爾、國務卿萬斯陪同下，與黃鎮就中美關系問題交換了意見。

由于卡特對中美關系正常化并不重視，這次談話就沒有什么新內容。黃鎮希望美國新政府繼續以《上海公報》為指導，使兩國關系繼續得到改善。卡特也只是一般性地承諾說《上海公報》的原則過去是、現在仍然是兩國關系的基石。

卡特沒有說在他任內要做什么，只是策略性地泛泛說：據我了解，美國已經有了兩位總統及那么多高級官員訪問過中國，我也希望我能作為白宮的主人，在華盛頓接待你們國家的領導人。

黃鎮立即表態說：如果美國領導人訪問中國，我們是歡迎的。美國人民當然是友好的，但是，只要華盛頓還有臺灣的“大使”，中國領導人訪美的事就沒有可能。因為中國在實現中美關系正常化方面的原則立場是明確的，美國必須做到斷交、撤軍和廢約。

這時，萬斯國務卿說：美中關系正常化是卡特政府的最終目標，雙方最終是要達到這一目標的。

黃鎮當然懂得萬斯使用兩個“最終”的外交辭令的弦外之音，也就是說現在談美中關系正常化還不是時候；于是，黃鎮也就用外交辭令回敬說：在實現關系正常化上，中國人是有耐心的。不過，只要你們愿意履行幾年前簽訂的協議，我們也愿意實現關系正常化。

黃鎮說到“幾年前簽訂的協議”時，特別加強了語氣，暗示了對美方沒有兌現承諾的不滿。

4、對華關系“冷處理”的緣由

卡特政府對美中關系正常化漫不經心，本應該在1977年4月份發表的對華政策研究報告一直拖到夏季才完成。

白宮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的要員們提供給卡特的《第24號總統備忘錄》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政府應當按照前任的承諾尋求同中國的關系正常化。它承認政府將廢除美臺間的《共同防御條約》，撤回所有的駐臺美軍部隊，中止與臺北的外交關系。但是這一份備忘錄沒有向總統建議確定一個關系正常化的時間表，美國什么時候才需要對關系正常化作出讓步都沒有提及。

這一份備忘錄還這樣寫著：美國政府須尋求來自中國方面的一個明確的承諾，要使美國依從中國的要求全面廢除美臺《共同防御條約》，就必須以中國不對臺灣使用武力為交換條件。

這份關鍵性的檔案表明，卡特沒有將美中關系正常化提到議事日程上來。卡特甚至認為前任政府一向對中國人太遷就。據總統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回憶說，卡特曾經指示說，對大陸的中國人，現任政府“不應該像尼克松和基辛格那樣投其所好”。

盡管如此，卡特的對華態度也是在逐漸發生變化。

卡特政府制定對外政策的政治背景與福特政府大不相同。福特需要面對即將舉行的大選的苛刻限制，而卡特則在其執政第一年里不受競選政治的約束。不諳國際事務的福特制定對外政策要倚重基辛格國務卿，而卡特政府的對外政策則由其兩個主要助手國務卿萬斯和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在相互沖突與較量中決定。

萬斯是力主對蘇聯采取緩和政策的。他認為，不考慮中蘇關系，單就經濟發展和軍事力量而言，中國并不是一支“重要的戰略力量”。萬斯因而主張沒有必要匆忙去實現美中兩國關系正常化。布熱津斯基則不同，這個被稱為“鷹派”的國家安全顧問強烈主張對蘇聯采取更加強硬的政策，其對蘇聯武器的現代化及對第三世界的介入活動深感不安，因而與基辛格一樣，十分看重中國，認為中國是一支重要的戰略力量，需及時推進美中關系正常化的進程。他們兩人經常在卡特的面前沖突，各持自己的觀點。

1977年4月，美國國會代表團訪問中國時，卡特也派了兒子奇普隨團來訪，在北京得到了副總理李先念的接見。在聽了兒子回國后對他所作的訪華報告后，他曾說：“增進兩國的交往、貿易，最后通過履行《上海公報》，實現與中國關系正常化，是符合全世界和美國的利益的。”

鑒于近兩年來周恩來、毛澤東先后去世，中國在名義上已是華國鋒執政，卡特就準備于8月間派萬斯國務卿去北京作一次探索性的訪問，摸一下中國人關于兩國關系正常化的底。

在萬斯訪華前，卡特政府內部就關于美中關系正常化的條件和時間展開了一場大辯論，專題討論《第24號總統備忘錄》。布熱津斯基提出尋求與中國建立一種“阻止蘇聯擴張”的安全關系，極力主張萬斯在訪華期間對實現美中關系正常化作出承諾，政府也應當采取措施反對加強美臺聯系。

但當時，政府內大部分高級政策顧問認為布熱津斯基的這個建議步子邁得太快了。盡管布熱津斯基十分孤立，他還是不斷向卡特總統提出這個問題。據布熱津斯基在其著作《實力與原則》中記述：7月30日，在為萬斯即將啟程訪華而召開的預備會議上，卡特突然宣布，萬斯應該盡可能快地推進美中關系正常化的進程。

但當討論到實現關系正常化后如何維持美國與臺灣關系問題時，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署的負責官員主張，倉促地決定美國與臺灣的關系會使政府很尷尬，萬斯值得去北京試一試，以求得中國對美國的最佳方案的認同。

這個最佳方案就是美國在臺灣仍然保持官方的存在，諸如聯絡處、領事館或者類似的機構。而霍爾布魯克、奧克森伯格等中國問題專家們則告戒說，這種做法是中國人所不能接受的，它將阻礙兩國關系發展，并主張應撤出在臺灣的美國官方代表，以加速實現關系正常化。雙方意見尖銳對立，但萬斯最后贊同了政策規劃署官員們的意見，準備向北京方面提出關系正常化后美國在臺灣保留官方代表問題。顯然這是個倒退，肯定要在北京碰釘子。

萬斯在決定了去北京的方針后，于6月底在一次公開的演講中向中國放風說：“共同和互惠”的努力是實現關系正常化所必需的。其意圖就是向中國暗示，中國要實現兩國關系正常化就須在一些關鍵問題上作出讓步。

中國方面也放風似的對萬斯的暗示作了回答。中國副總理李先念7月初在一次公開講話中強調：臺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中國有權決定使用什么方式包括軍事手段解放臺灣。這一講話也暗示，中國領導人正期待著萬斯來京，按照美國過去的承諾準備實現兩國關系正常化，并暗示了中國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8月初，為萬斯打前站的最后一批美國官員抵達北京，他們告訴美國駐華聯絡處主任伍德科克，萬斯此次訪華所帶的提案中可能包括在實現關系正常化后美國將繼續維持其在臺北有官方存在的要求。伍德科克聽了后就斷言，萬斯的訪華將不可能推進實現美中關系正常化的進程。

就這樣，萬斯一行于8月22日下午飛抵北京。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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