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電影《大明劫》劇照

關于明清易代的緣由，很多學者從歷史學、政治學、社會學等不同角度都已進行了闡釋，而其中的氣候變化因素卻常常被忽視。人們往往只看到了氣候變化所產生的現象，而不能更深入地探究這些現象所產生的原因。值得注意的是，氣候變化不僅有鮮明的自然屬性，還有非常重要的社會屬性。氣候變化，尤其是對人類的生存環境產生不利影響的變化，會對人類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產生種種消極影響，甚而是一種毀滅性的打擊，這在明清易代這一重大歷史事件上表現得尤其突出。

小冰期的極盛

有學者統計發現，從公元850年起，中國歷史上有七次大動亂都發生在冷期中，85%以上的改朝換代和所有全國動亂都是在冷期發生的。

1939年，馬瑟斯（Matthes）提出了“小冰期”（Little Ice Age）的概念，泛指全新世氣候最宜期之后的冷期。20世紀60年代之后，隨著研究的深入，眾多學者將這一冷期稱為“新冰期”，而“小冰期”則專指從中世紀到20世紀上半葉暖期之間的幾個世紀的冷期。小冰期開始于13世紀，之后又經歷了相對溫暖期，在16世紀中葉到19世紀中葉達到鼎盛。竺可楨、王紹武等學者通過研究，將華北地區的小冰期劃分為三個冷期：即1470-1520年，1620-1720年，1840-1890年。后來學者又研究發現，第一個冷期在華北為弱冷期，而“華北地區近500年只有1500s-1690s和1800s-1860s兩個寒冷期”。其中，1500s-1690s的寒冷期的持續時間較長，而這一時期正是明清更迭之際，氣候的明顯變化與國家政權的更替呈現出驚人的一致性。

小冰期的氣候變化對明清政權的交替所產生的影響，主要是氣候的非正常變化對農業生產造成重大破壞，加之氣候變化所造成的各類極端性的自然災害，大大削弱了明王朝的國家經濟實力，同時連鎖產生了各種社會不穩定因素。具體來說，在小冰期的氣候條件下，我國的氣溫普遍降低，歷史文獻中關于該時期南方冬天結冰很厚的記載很多，而且各地極端初霜期的出現明顯提早，內蒙古和東北大約比現代早30天以上。從劉昭民《中國歷史上氣候之變遷》所繪“明代氣溫變遷表”可以發現，明代中后期的氣溫與現在相比低了1.5℃-2℃，達到了小冰河期的氣溫極致。明代氣溫變遷表：

中國是傳統的農業社會，而氣溫的恒冷無疑會對農業生產帶來不利影響。研究發現，在秦漢、隋唐等暖期，北方的農業種植界限較為靠北，適宜的氣溫和濕度有利于農作物的生長，因此農耕區的面積得以擴大，農作物的成熟周期減少，產量增加。而在氣候寒冷的時期，濕度減小，適宜耕種的土地面積減少，農業的種植界限明顯南退，農作物的生長周期變長，產量下降。“從我國古代稻作區分布的演變歷史看，氣候溫暖時，黃河流域普遍種植單季稻，雙季稻可北進至長江兩岸；而氣候寒冷時，黃河流域稻作規模明顯縮小，僅呈零星分布，雙季稻南撤到長江以南地區。”雙季稻開始于唐代，到明代，尤其是1620-1720年間，由于天氣的寒冷，雙季稻已經不能栽植。

另外，小冰期對商業的發展同樣也有制約作用。中國古代商業的發展主要靠航運，但在小冰期的極致氣候條件下，年降雪量大，降雪頻繁，冬季寒冷。因而，長江、黃河、運河、海道等都出現了較長時間的冰凍，漢江、太湖、洞庭湖、淮河等水系都曾多次結冰，這些都會對商品的流通產生不利影響，從而導致商業發展的滯緩。

氣候變化與自然災害

小冰期的氣候變化對生態環境造成很大的破壞，加劇了如旱、澇、雹、蝗等自然災害的發生頻次。

明代，尤其是中后期，極端的氣候變化常常造成種種災害。“無論從災荒總數，還是成災頻度，以及災荒的破壞力，明代的災荒都是空前的，就災荒頻度而言，明代災頻更是首當其沖。”明末清初，黃河故道河南延津縣附近的胙城縣整個縣城，一日被颶風所卷之沙壓住，沙高數米，有學者就認為：“這一罕見的災變事件出現在明清宇宙期內并非偶然，反映了自然界變化的一種特大峰值。”總之，明代中后期特大災害出現的頻次較以往時期要高，而且有一些時間段，幾種特大災害同時發生，這些都必定會對當時的社會生產和發展產生嚴重的危害。而積弊日久，矛盾叢生，也一定會加快明代社會覆滅的進程。

氣候的惡性變化造成的自然災害中，最突出的要數旱澇。明代中后期，特大干旱發生的頻率遠高于前期。據不完全統計，崇禎在位的17年中，全國各地竟然發生了14次特大干旱，僅以崇禎十三年（1640）為例：（北京）密云“餓殍遍野”。（天津）武清，“饑荒年，百姓以草根、樹皮為食，皆光，出現人相食現象”。（唐山）玉田，“大饑，人相食”。（保定）安新，“旱，九河俱干，人相食，白洋淀竭”。（滄州）獻縣，“大旱，野骨如莽”。（石家莊）元氏，“大旱，麥秋無，民食樹皮、草子，煮靴皮嚼，且食人”。（邯鄲）曲周，“春風霾，夏旱至秋不雨，人相食”。（德州）沾化，“夏秋大旱，荒野無村，人相食”。（萊陽）福山，“禾稼殆盡，人相食”。（濟南）平陰，“旱，禾稼俱盡，人相食”。（臨沂）膠縣，“夏五月大旱蝗，冬十二月大饑，人相食”。（菏澤）滕縣，“大饑，人相食”。（太原）交城，“大饑，斗米糧六錢，餓殍遍地”。（臨汾）夏縣，“大饑，人相食”。（《華北、東北近五百年旱澇史料》）（安陽）獲嘉，“旱蝗，民饑，樹皮、草根食盡，父子、夫妻相食，骸骨遍郊”。（鄭州）鄢陵，“大饑，斗米三千余錢，餓殍載道，母食其子，其妻烹夫，于時樹皮盡食，野菜、麥根繼之，白骨如莽，城守戒嚴，道路遂阻”。（南陽）南召，“大旱百六十天無雨水，無泉，人相食”。（信陽）固始，“春大饑，夏大疫，人相食者十之六七”。（《河南省歷代旱澇等水文氣候史料》）（徐州）睢寧，“大旱，黃河水涸，流亡載道，人相食”。（揚州）泰州，“不雨，河竭，無禾，人相食。（南京）金壇，“連旱三年，米石銀四兩，民死無算”。（阜陽）亳縣，“大饑疫，人相食”。（蚌埠）鳳陽，“大饑，草木根皮食盡，四月大疫，百里無人蹤”。（合肥）霍邱，“旱蝗，大饑，斗麥千錢，人至相食”。（《華東地區近五百年氣候歷史資料》）（西安），“夏旱，斗米值二兩五錢，人相食”。（《陜西省自然災害史料》）

△ 明代周臣的《流民圖》（局部）

雖然干旱在中國歷史上經常出現，但明代中后期干旱范圍之廣，程度之嚴重，觸目驚心。崇禎十三年的干旱是1800年一遇的大旱，也是中國自漢代以來最嚴重的干旱事件。而且，在這一年前后，崇禎十二年（1639）的干旱是百年一遇，崇禎十四年（1641）的干旱為五百年一遇。明代末年的大旱災，持續時間最長，受災人口最多。1638-1644年的連年旱災，也是導致明朝滅亡的一個不可忽視的誘因。

從上面所引材料也不難看出，旱災往往還伴隨著蝗災同時發生，對明代后期的蝗災，《明史》中亦有詳細記載：“崇禎八年七月，河南蝗。十年七月，山東、河南蝗。十一年六月，兩京、山東、河南大旱蝗。十三年五月，兩京、山東、河南、山西、陜西大旱蝗。十四年六月，兩京、山東、河南、浙江大旱蝗。”

明代中后期，北方旱災頻發，南方地區遭受著特大雨澇災害的侵襲，如杭州，崇禎元年（1628）蕭山“七月連雨，二十三日颶風大作，……淹死人口共一萬七千二百余口。”（《華東地區近五百年旱澇史料》）崇禎十二年（杭州）臨安，“六月，大水，壞居民田畝數十處，溺死者近數千人。”（《華東地區近五百年氣候歷史資料》）

氣候的惡變也多產生雹災。伴隨著冰雹的又多是強降雨和狂風天氣，對人畜安全，以及農作物生產都會造成重大的破壞。如“（萬歷）四年四月丙午，博興大雨雹，如拳如卵，明日又如之，擊死男婦五十余人，牛馬無算，禾麥毀盡。兗州相繼損禾。……十五年五月癸巳，喜峰口大雨雹，如棗栗，積尺余，田禾瓜果盡傷。……（四十六年）三月庚辰，長泰、同安大雨雹，如斗如拳，擊傷城郭、廬舍，壓死者二百二十余人。……（崇禎）八年七月己酉，臨縣大冰雹三日，積二尺余，大如雞卵，傷稼。……十二年八月，白水、同安、洛南、隴西諸邑，千里雨雹，半日乃止，損傷田禾。”

除了上述對農業生產會造成嚴重破壞的旱、澇、蝗等災害外，還有些會直接威脅到人民的生命健康，如瘟疫其發生也多是由于氣候的異常變化，“自然變動達到高潮，其結果必然反映到動植物的生理和生態異常上。”“宇宙期的物理場值很高，疫病流行必然發生。明代從1408到1644年春，有一二十次大疫。”

氣候反常及其所致自然災害是大疫發生和流行的主要因素，“這一方面由于氣候反常和自然災害導致了致病因素的孳生蔓延，另一方面自然災害引發饑荒，降低了人體抵抗力，使疾病乘虛而入，且可大面積流行。”由于氣候的異常、災害的頻發，明代中后期的各類疫情連續不斷，對此可參考《1573-1644年疫病流行平均指數和時段統計表》：

通過此表可以看出，明代中后期發生了兩次大瘟疫，即1586-1590年、1640-1644年，而與明代末期持續干旱同步的第二次大瘟疫的程度尤其嚴重。據《中國古代自然災異群發期》的考證，這次疫病流行的分布變化大致為：1640年主要流行于河北南部、關中平原、山西河津至山東濟南沿黃河地區、淮河以南至長江以北地區和杭嘉湖平原；到1641年，疫區擴散到蘭州、河南、湖北、江西等地；1642年，長江流域和江南的很多地區也感染了疫情；1643年，南方疫區主要在湖南和江西贛南，北方疫區蔓延到北京、山東、河北等地；1644年，華東、華北、華中都有重大疫情。

在這些瘟疫中，鼠疫的危害程度非常大。明代中期，鼠疫在山西、河北、河南就曾零星爆發。明末，“從崇禎六年至崇禎十七年的十幾年間，鼠疫從中部和北部幾個地區開始了新一輪的流行。”山西、陜西、河北、河南、山東等地都有鼠疫的大流行。“就崇禎年間華北三省鼠疫流行的情況來看，崇禎六年可能是其零星的爆發期，其中心地位于山西南部或中部地區，崇禎七年、八年間，鼠疫在太原府西部的興縣一帶爆發流行。崇禎九年、十年間，在陜北地區和本省大同府地的鼠疫流行可能與興縣鼠疫有直接的關系。此后傳入河南和河北等地，在崇禎十四年大流行。至崇禎十六年及十七年，又在北京、天津等地大流行，造成華北兩大都市人口的大量死亡。”“在明清之際華北三省的死亡人口中，至少應有500萬以上的人口死于鼠疫。”疫病的發生不僅導致了人口的減少，而且軍隊的作戰能力也受到削弱。

明代中后期氣候的變化，很大程度上對明代社會的經濟發展、社會穩定造成破壞，進而從根本上動搖了明王朝的根基，正如有些學者所論：“15世紀末的干旱使得北方大批人口脫離土地成為流民，構成當時社會動蕩的一個因素。17世紀開始的全國性大旱災帶來的社會震蕩更為激烈。簡略地說，這一次全國范圍的大旱災直接導致全國性的大蝗災，也引發了波及差不多整個華北地區的鼠疫大流行。人口大量死亡，災民大量離鄉。”因此，關注和研究明清政權的鼎革，我們不得不客觀分析明清之際這些頻繁、大量發生的自然災害對明王朝覆亡的加劇作用。

氣候變化與戰爭

氣候變化不僅可以造成自然災害的發生、物質財富的毀壞、人口的死傷，而且還能直接導致戰爭的爆發，影響社會的安定，甚而導致政權的覆滅。“蓋人有恒言：饑寒起盜心。荒年盜賊難保必無，縱非為盜之人，當其缺食之時，借于富民而不得，相率而肆劫奪者，往往有之。于此不禁，禍亂或鷂以起。”縱觀歷史，從秦末的陳勝、吳廣起義，到漢代的綠林、赤眉起義，以至明末李自成起義，無論時間長短，規模、范圍大小，無不有災荒相伴隨，而災荒的發生及嚴重程度和氣候變化的因素關系猶密。

就明代而論，中后期氣候的異常變化是導致各地農民起義的客觀誘因。早在永樂年間，山東就爆發了唐賽兒起義，而明末的農民大起義則是災害升級的必然結果。爆發李自成起義的陜西是當時受災最嚴重的地區之一。李自成率軍進入河南時，正逢河南大饑荒，起義軍在河南可謂一呼百應，不僅受災農民加入其中，很多起義組織也都歸順了李自成。《明史紀事本末》云：“時河南大饑，饑民所在為盜。自成乃自鄖、均走伊、洛，饑民從者數萬，勢復大振。”

可以說，明代末年的這場大災荒為李自成起義軍的壯大創造了有利的時機和條件，而李自成起義隊伍的不斷發展壯大則是導致明朝滅亡的關鍵因素之一。而且，起義軍的很多戰略決策也與明代末年的災荒有著或多或少的聯系。當時流傳的歌謠如：“吃他娘，吃著不盡迎闖王，不當差，不納糧”，“吃他娘，穿他娘，開了大門迎闖王，闖王來時不納糧”，“朝求升，暮求合，近來貧漢難存活，早早開門拜闖王，管教大小都歡悅”，“殺牛羊，備酒漿，開了城門迎闖王，闖王來時不納糧”，這些無不表明李自成減免賦稅的政策深得民心。《明季北略》載：“（李）巖遣黨偽為商賈，廣布流言，稱自成仁義之師，不殺不掠，又不納糧，愚民信之。唯恐自成不至，望風思降矣。”在人民飽受災害和瘟疫之苦時，起義軍這些政策無疑是無邊黑暗中的光明，所以起義軍才會深得人心。

當然，李自成的起義由盛轉衰，以至失敗，也與災荒、瘟疫有著很大的聯系。自然災害影響著戰爭的進程，而且糧食供應不足，往往直接影響到軍事斗爭的勝敗。李自成三次攻打開封時，動用百萬之眾，而供給又遇到困難，對人民的侵擾也在所難免。另外，“均田”的政策并未得到有效的貫徹，這些都給起義軍造成了不良的影響。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災荒，再加上戰事激烈，起義時期瘟疫的大面積流行，也成了威脅起義軍的一大災難。李自成在進京前，鼠疫已經在京城蔓延開來，導致人口銳減，據說死亡人口在20萬以上，使京城的守備力量受到嚴重薄弱。李自成進入北京后，只呆了短短的43天，就被清軍逐了出來，據有的學者考證，此瘟疫即為鼠疫，“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是被迅速傳染的鼠疫逐出了北京。”

氣候的變化也是導致清軍入關的一大因素。有學者曾對氣候變化與與中國北方民族政權疆域南界的緯度變化進行過統計分析，發現“游牧民族的階段性南下及其南遷的幅度，都與氣候的周期性變化及其變化程度存在著大體同步的共振關系。”

氣候寒冷時期，濕度降低，容易引起連年旱災，會使牧草的生長受到影響，土地沙漠化現象嚴重，草原的生態環境受到破壞，游牧民族的生產受到摧毀，需要南遷尋求生存的機會，形成對中原農業民族的威脅。值得注意的是，女真族的發展、壯大與氣候變化的影響密切相關。女真族在發展壯大的過程中，與中原人一樣，常受自然災害的侵攏，但他們在努爾哈赤的帶領下，一次次度過了饑荒。據《漢譯滿文老檔》，萬歷十九年，大澇，“山為之崩，人亦漂去。”“與大明通好，遣人朝貢，執五百道敕書，領年例賞物。……互市交易，照例取賞。”努爾哈赤在“饑饉”之年，一方面與明朝、朝鮮交好，獲得資源，另一方面，憑借自身資源的豐富和部落的強大迫使一些小的部落來投靠。此外，對明王朝的戰爭最初也是因為要掠奪資源，渡過饑荒。崇禎年間，皇太極帶領金人多次侵越京畿之地，掠獲人畜等大量物資。“努爾哈赤、皇太極都在繼續著女真族的掠奪習慣，只是他們制止了個人掠奪行為，而實行集體掠奪。掠奪的結果，不僅度過了天災，爭取了合作者，而且削弱了明朝，最終取代了明朝。”可以說，“后金（清）在有一定凝聚力中克服天災，明朝則在人心思變中迎來了災荒。”而且，明清小冰期的氣候也為滿族的軍事勝利提供了有利的條件，因為清軍的作戰能力對寒冷更具適應性。

概而言之，明清易代的原因有很多，如明代中后期政治上的黑暗，連續幾位皇帝的政治不作為、昏聵無能，以及宦官的專權、大臣的黨爭等，都是導致明朝覆亡的重要因素，但我們不得不承認，氣候的異常變化對明代的經濟實力、民族關系、階級關系以及民心所向等政權賴以維系的幾個方面，無不產生了消極性的影響，而朝政的黑暗、國君的昏聵等人為因素也使因氣候變化而產生的災害得不到有效治理。總之，氣候變化雖然不是導致明清易代的最主要因素，但卻是各種因素中最為重要的客觀自然原因。（節選自《學海》，2011年第5期）

《中國歷史評論》編輯部選編

本期編輯：朝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