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美國貿易保護主義以更激進的姿態(tài)卷土重來。從加征關稅到科技封鎖，從捆綁政治議題到地緣施壓，其手段之多、范圍之廣、烈度之強，遠超2018年特朗普時期的貿易戰(zhàn)。

回顧歷史，貿易保護主義在美國絕非偶然，而是有著深厚土壤和旺盛生命力，是美國貿易政策的傳統(tǒng)和主線。它深植于美國國家建構、經濟轉型與霸權維護的歷史深處，源遠流長。

美國以農業(yè)創(chuàng)國。杰斐遜等建國者以農業(yè)自豪，認為“農民最具有美德、熱愛自由，而商人缺乏忠誠和道德，制造業(yè)會增加城市貧民”。

美國以貿易立國。作為移民國家，新大陸的豐富資源和充分的海外貿易，使美國人均收入高于英國，歐洲移民潮涌而來。移民的生活水準較高、生活方式基本定型，他們高度依賴對外貿易來獲取來自歐洲的必需品。

貿易保護主義，始于美國首任財政部長漢密爾頓，他在《關于制造業(yè)的報告》中提出了“幼稚產業(yè)保護論”。隨著經濟增長，共和黨認為高關稅是美國工業(yè)崛起的基礎，應該通過高關稅確保美國工人的就業(yè)和高薪，以避免與外國低薪工人競爭。所謂“自由貿易者”不是愛國者，“我是美國人，所以我是保護主義者”。

美國鋼鐵協(xié)會等生產商利益集團紛紛成立全國性組織，它們的錢包深不見底，可以左右議員選舉。“生鐵凱利”等國會議員充當特定產業(yè)的利益代表，每當國會討論重要關稅法案時，“說客就像一群禿鷹突然降臨華盛頓”。

1930年美國臭名昭著的《斯穆特—霍利關稅法案》出臺，在世界經濟衰退的困難時刻反而大幅提高關稅，導致全球經濟陷入“大蕭條”。歐洲國家深為震驚，40多個國家實施報復。英國放棄金本位、英鎊大幅貶值，全球貿易額下降超1/4，全球貿易體系崩潰，并間接導致二戰(zhàn)爆發(fā)。

二戰(zhàn)后美國憑借其霸權地位推動構建新的國際貿易體系，卻始終未放棄選擇性貿易保護政策。無論是1980年代以“自愿出口限制”遏制日本汽車產業(yè)，還是以“301條款”打擊新興經濟體，其貿易政策始終存在雙重標準：在要求他國開放市場的同時，通過關稅壁壘為國內利益集團構筑護城河。

當前美國貿易政策正在從傳統(tǒng)的商品關稅轉向更具武器性的技術封鎖。從對華為5G設備的全球圍剿，到《芯片與科學法案》的巨額補貼，再到對TikTok數(shù)據(jù)安全的泛政治化指控，其核心目標已從保護就業(yè)轉變?yōu)槎糁菩屡d經濟體的技術創(chuàng)新。

據(jù)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測算，若全球經濟脫鉤，全球GDP將永久性損失7%——這相當于抹去日本與德國經濟總量之和。以價值觀名義重組全球產業(yè)鏈，不僅加劇全球市場分割，更可能將世界推向“新冷戰(zhàn)”深淵。

貿易保護主義的升級，正在摧毀戰(zhàn)后國際貿易秩序。當WTO爭端解決機制因美國阻撓法官任命而癱瘓，當《通脹削減法案》以綠色之名行補貼之實，當“長臂管轄”成為四處打壓工具，多邊主義就已被單邊主義替代。

實用主義是美國貿易政策的特色。美國二戰(zhàn)后迅速崛起為世界第一工業(yè)強國，于是為傾銷其商品而強勢打開各國貿易大門。21世紀以來中國等新興工業(yè)化國家崛起，美國國力相對衰退，又企圖走貿易保護主義的老路。美國的貿易政策一直在“開放—保護”間左右搖擺，但貿易保護主義始終是其基本指導思想。對美國而言，自由貿易是例外，保護主義是慣例。

歷史似乎正在重現(xiàn)1930年代的場景。特朗普迷信“關稅萬能論”，其貿易政策與《斯穆特—霍利關稅法案》驚人相似，其結果也可能重蹈覆轍。這將導致美國消費者負擔加重、企業(yè)競爭力下降、全球領導力流失，甚至導致全球經濟衰退、地緣政治危機，結果是災難性的。

以鄰為壑，終將反噬其身。世界從未像今天這樣需要“競合思維”——在競爭中守住底線、在合作中謀求共存，合作共贏才是破解世界經濟困境之道。單極霸權時代正在終結，多邊共生的新秩序不可逆轉。

歷史是明鏡。冷靜應對、見招拆招，關鍵是把我們自己的事情做好。

編輯丨胡馨月

編審丨陳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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