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常常忘記，年輕人也會經歷喪親之痛。參考相關數據推斷，經歷過父母離世的年輕人約占群體總數的5%—11%。

在一個避談生死的社會，失去至親的痛苦，是否真的像旁人想象的那樣可以“過去”？被一次次重復的“節哀順變”，是安慰、勸誡，還是傷害與冷漠？

《與哀傷共處：經歷父母離世的年輕子女》一書的作者香港中文大學博士李昀鋆，一位為母親離世而哀傷的女兒，與44位在青少年期至成年初期經歷父母離世的年輕失親者進行了訪談，深度講述與重構了他們的哀傷敘事。

李昀鋆/著，萬有引力丨廣東人民出版社

哀傷會“過去”嗎？（序）

1.自私的緣起：

這是一個給自己找答案的研究

2016年1月12日，在旁聽我的博士導師陳智豪教授的《與哀傷共存》課程時，他想要了解同學們的期待，我這樣寫道：“我想知道要怎么與哀傷共處。我的哀傷似乎永遠不會停止，我愛的人永遠不可能回來了，而我每天都覺得好痛?！?br/>

我的人生以2014年7月29日為分界線，被清晰地劈開成了兩段。那年的7月25日，正在學校自習的我突然接到家人的電話，得知母親中風入院。當我匆忙趕到醫院時，母親已被送進了重癥監護病房。那四天里，母親始終在昏迷之中，而我每天只有大概十幾分鐘的時間被允許守在她的病床旁。即使我固執地不肯離開醫院寸步，幻想著飄離母親肉體的靈魂會因為看到守候在外的我，知道我如此擔心就會趕緊回去；即使我卑微地向自己知道名字的所有神靈祈求母親可以醒過來，哪怕最后我要放棄學業變成照顧者也沒有關系，然而四天后，我還是失去了我最愛的媽媽。

我的人生好像突然被推入了一個永遠醒不過來的噩夢。在外人看來，經歷母親離世的我很快放下了哀傷：葬禮后，我正常地繼續著在復旦大學的研究生學習，考雅思，順利申請到了香港中文大學的博士生，外表看起來一如從前。而實際上，我的哀傷從未“過去”，我沒有一天不會想起母親，沒有一天不會因想念她而流淚（我甚至很自豪這一點，因為這代表著我從未忘記她），只是從未在他人面前展現這份哀傷。

這也是讓我覺得分裂的地方：母親的離世明明把我推進了爬不出來的痛苦深淵，為什么我的人生在表面上卻依然風平浪靜？現在的我還是從前的我嗎？我應該怎樣處理這份哀傷的痛？

所以老實說，這是一個自私的研究。研究的緣起來自我的私心：我想知道死亡、喪親和哀傷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想知道我的母親現在究竟在哪里，過得好不好。我無法忘記她，或是放下她，也不知道該怎么獨自一人繼續活下去，我只能一輩子躲在無人的地方舔舐自己的傷口嗎？我想要通過這個研究，給自己找一個答案。

即使下決心要做一個有關喪親的研究，推動起來也不容易。最開始的挑戰既日常又微妙，那就是我漸漸發現，我總是需要花很大力氣向別人證明，研究哀傷是有意義的。每當和其他人聊到各自研究的課題時，幾乎所有人都會詫異：“為什么要研究喪親？研究這個有什么用？時間過去，自然會好起來。”談到喪親，大家在骨子里相信時間會療愈一切，只要給喪親者足夠的時間，哀傷自然會過去。

這一時期的我也是困惑的：除了我之外，其他喪親者的哀傷經驗是怎樣的？他們會不會實際上很快就放下了哀傷？這個研究真的有意義嗎？但在一個視死亡、喪親與哀傷為禁忌話題的文化情境里，無論是華人研究文獻，還是日常人際交往，當時的我都沒能從中找到解答這些疑惑的線索（我甚至從未遇到一個公開表露過有喪親經歷的人）。

主流研究多將喪親經驗視為個人的、內在的心理過程，但忽略了社會情境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試想一下，當代有誰可以脫離家人、朋友，甚至社交媒體施加的影響？同樣，喪親經驗從來都不是一種發生在真空中的內在經驗。因此，想要真正理解一個人的哀傷，必須將其放回至哀傷所發生的“家庭-背景-文化”的社會情境當中，否則，個人-內在取向會讓身邊人（甚至是專業人士）將復雜的哀傷經驗簡化為喪親者性格堅強與否的判斷，從而輕易地說出責備喪親者的話語，甚至要求其放下哀傷。

主流研究的另一局限是，它們常常忘記了年輕人也會經歷喪親之痛。自弗洛伊德1917年提出哀傷工作以來，各種哀傷研究不斷涌現，但大多將注意力放在喪子父母或喪偶伴侶上。年輕人的聲音依然甚少出現在主流哀傷研究中。然而，參考西方社會的數據，我們能夠大概推算出父母喪失在年輕子女群體中的流行率在3.4%—11%之間，并非像人們想象中那樣稀少。

此外，除了探索年輕人的哀傷經驗，我也希望展現他們在父母離世后的追尋意義（為什么去世的是我的父/母？為什么經歷這一切的是我？）和身份改變（經歷了父/母離世后的我是誰？我又要怎樣度過接下來的一生？）。即使是在西方研究中，也甚少有學者將追尋意義、身份改變這兩個來自新浪潮的概念與哀傷經驗同時放入一個研究框架。因為這么做是極其冒險的，一旦收集到的資料不足，整個研究就直接泡湯。

然而，我后來收集到的豐富敘事，也是年輕子女對這個世界的自白：不，我們的哀傷從未過去；它如平靜大海上漂浮的冰山，盡管看起來很沉默，但冰山之下既沒有節哀（哀傷經驗），也沒有順變（身份改變），反而在拼命地追問為什么（追尋意義）。

2.開始一場瘋狂賭博：

我能完成研究訪談嗎？

說實話，直到通過了開題答辯，我才后知后覺地意識到，現在自己走到了一個危險的境地：我完全也不知道能否找到其他喪親者，然后成功邀請他們接受我的研究訪談。我的研究最后會不會因為無法找到參與者而直接打水漂？我嘗試著在熟人網絡里撒網，想著會不會剛好有朋友能夠介紹合適的研究參與者，結果卻是一無所獲。朋友們的回復大致可歸為兩類：要么是他們也不知道身邊有誰經歷過喪親，要么是即使知道身邊有人經歷過喪親，他們也覺得不方便開口幫我詢問。我也開始試圖尋找提供哀傷服務的公益機構，但僅找到兩家相關機構，而它們也都無法提供相應的幫助。

于是，我抱著試一試的心態，嘗試寫了一封研究邀請信。我明白喪親者其實很渴望有機會把哀傷光明正大說出來，但同時又多半會害怕聽者并不珍視他們非常珍惜的記憶，因此，不同于研究招募的傳統寫法（那種很專業但又很有距離感的信息陳述），我選擇用一種溫暖的、仿佛面對面說話的語氣，希望告訴閱讀那封信的喪親者：哀傷在這項研究里不是一只純粹客體化的“實驗室小白鼠”，我知道當親人離開之后，你從來沒有忘記過她/他，也會時常因為各種觸動想起她/他；我愿意看見你的哀傷，想要邀請你分享你對逝去親人的愛，而你的分享可能會讓更多人不至于要用最痛徹心扉的方式認識死亡與哀傷，留下一生都無法治愈的遺憾。

或許是因為我不知道的天時地利人和，這封邀請信在微信公眾號上發布后，當天立刻得到了大量閱讀和轉發，傳播范圍遠遠超過了我的預期：共有191位喪親者填寫了研究報名信息表，收到了來自上海、北京、廣東、浙江等多個地方的報名。這讓我大大松了一口氣，感覺推進研究有希望了。

針對每位年輕子女的資料收集過程至少包括兩次訪談，主線由探索他們的“哀傷經驗”“追尋意義”以及“身份改變”三部分所構成。

第一部分，我試圖盡可能還原從他們父母離世、葬禮，到喪親后回歸所謂的“正?！鄙钪兴l生的事情。在第二部分，我們集中在他們如何理解“為什么父母會離世”這個問題上，既包括年輕子女怎樣思考這個問題，思考的過程是怎樣的，如果始終無法接受，他們會怎樣處理這份痛苦；也包括如果他們站在逝世父母的角度，父母又會如何看待自己的死亡。第三部分，我們聊的是他們在經歷喪親后的身份轉變，包括他們現在會怎樣回答“我是誰”，喪親后他們做過哪些重大決定，這些決定和父母離世又有怎樣的關系，他們現在對于戀愛、婚姻、工作、未來人生的期待和看法是怎樣的，他們怎樣理解人生的意義。

3.研究過程的一個反思：

我是局內人還是局外人？

很清楚的是，我個人的喪母經驗是整個研究得以建立和推動的關鍵。然而根據西方喪親研究的做法，保持客觀的局外人立場是被極力推崇的，研究者應盡量與研究對象保持距離，以避免其個人立場對研究對象產生影響。受此影響，無論是在準備研究邀請信，還是初次訪談時，我都非常謹慎小心地隱藏著我個人的喪母身份，但我內心也在思考：如果我做出坦白，又會對研究的推進帶來怎樣的影響呢？

隨著與越來越多的年輕子女對話，我清晰地看到中華文化中強調的“節哀順變”有著超乎想象的影響力，再加上年輕子女對哀傷的了解又有限，這讓許多年輕子女很困惑，甚至陷入自我責怪：為什么過了這么久我還在痛苦，還是接受不了？在這些情況下，我會在第一次訪談結束時坦誠喪母身份，也會和年輕子女分享一些哀傷知識，或回答一些他們的疑惑。

在我的立場來看，此刻我已經結束了訪談，不會再對訪談的走向產生影響?？墒牵斘业纳矸萦删滞馊俗兂删謨热酥螅贻p子女通常會表現出更強烈的傾訴欲，會延長訪談，向我傾訴更多細節。這從側面印證了喪親者其實很難卸下自己的心防，即使我之前做了種種努力，希望建立他們對我的信任感，但相較之下，他們還是更愿意對有相同喪親經歷的同路人坦誠哀傷。

而我也在整個研究過程中逐漸發現，我的身份一步步從“局外人”（至少假扮自己是），變成了“局內人”；甚至在后期，我會認為自己成了某種意義上的“同行者”，我和年輕子女之間看起來客觀分明的界限開始變得模糊。許多年輕子女在所有訪談正式完結后，依然和我保持著聯系，尤其是在他們對哀傷感到痛苦和無措時，會主動向我傾訴。我也會在日歷上記下對他們來說重要的日子，包括父/母的忌日、他們自己的生日、春節、清明節、母親/父親節等重要的日子；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我會在這些特殊日子給他們編輯一條信息，讓他們感受到有人同樣也記得。

回過頭來看，或許重要的不是我究竟是以局外人（一個客觀的哀傷記錄機器），還是局內人（一個同樣哀傷的年輕人）的身份來推動這個研究。在研究后期，我開始將這個研究稱為“我們的故事”。因為它不再僅僅關乎于我失去母親的遺憾，更是44位年輕子女和我在彼此同行中，通過不斷互動，共同建構的故事。我們的故事試圖回答的是，在一個避談生死的社會里，失去父母的哀傷是否真的像旁人想象的那樣會“過去”？

西方喪親研究常常關注的是年輕人的抗逆力/韌性，而對我們的哀傷“視而不見”；或往往直接套用主流理論，而對年輕人的獨特性“聽而不聞”。針對這些，至少我們的故事完成了一次艱難而有意義的嘗試，并突破過往研究的局外人立場（即僅對喪親現象進行表面的解釋），而是走進（而不是走近）年輕子女的生命，聽到（而不是聽說）我們和逝世父母之間的故事，突出了屬于年輕子女自己的聲音，使得我們的哀傷得以被看見。

所以，我想邀請你進入“我們的故事”?；蛟S閱讀過程中，重要的不是你究竟是站在局外人還是局內人的立場上，因為（不幸但又無法逃避的一個真相是）我們所有人都將是、正是或曾經是，與哀傷共處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