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軍寧，1961年出生于安徽舒城人，1993年獲得北京大學政治學博士學位。政治學家，中國政治學者。

中國人是世界上最喜歡濫用“我們”的。凡是該說“我”的地方，中國人從來都說“我們”；凡是不敢說“我”的地方，也都說“我們”；甚至連許多自己從未參與過的事情，也說是“我們”干的。一切“我”的要求只敢用“我們”的名義來表達。

中國人只敢大聲說“我們”，從不敢大聲說“我”。在順民政治文化的陰霾之下，“我”始終無法從“我們”中凸現出來， “我們”是順民的語法避難所。但是，“我們”代表不了“我”，更埋沒不了“我”！

深究“我們”的背后，人們不難發現是“集體主義”一直在作祟。

作為與個人主義根本對立的道德學說，集體主義認為：人的本性是由社會決定的，個人隸屬于集體，集體高于個人之上，個人的需求和目標應該服從集體的需要，并且個人應隨時準備為集體犧牲個人的需要和目標。集體主義把國家和政權當作個人的主宰，高于并脫離于它的個體成員。

集體主義要求個人放棄自己的獨立思考，依賴于更高的道德權威；放棄自己的行動自由，聽命于更高的政治權威；放棄自己的追求，服從于他人的追求。

集體主義認定，個人是集體的附庸，絕對的道德權威和無限的權力屬于集體。個人沒有獨立于集體之外的任何意義和價值。在一個典型的集體主義社會，個人的價值和社會地位是由其出身、所屬階級、性別等非個人因素決定的。個人無權對自己的生存負責，國家則聲稱要承擔對個人的全部責任。

法律和社會文化都優先保障集體的權益而非個人的權益。個人被要求去犧牲自身的利益服從集體的利益，只能唯有權勢者之命是從；個人不應表達不同于集體的官方觀點，否則會受到社會輿論乃至權力的制裁。在決策方面強調完全一致，集體主義不允許暴露個人之間的紛爭，嚴禁個人出風頭；社會風氣是強調特權，而非每個人的平等權利。

集體主義作為一種道德原則，在處理個人利益與社會整體利益時，主張個人利益首先服從社會整體利益。集體主義是一種“螺絲釘”哲學。它要求在個人和集體的關系中，把集體的利益擺在第一位，個人的利益服從集體的利益。

集體主義不僅是一種道德學說，而且也蘊含著特定的政治和經濟主張。集體主義認為政治的核心是權力，尤其是對權力的爭奪，個人主義認為政治應當是關于個人自由與選擇的政治；集體主義認為，國家應當壟斷一切土地和生產資料，并通過命令組織生產、分配和交換。計劃經濟是集體主義的經濟體現。

集體主義在二十世紀盛行的一個重要“理由”，就是集體主義是一種超越個人私利的后個人主義的一種現代新思想。然而，集體主義不僅不是現代的、先進的思想，而是一種原始的、落后的、甚至是野蠻的思想。

集體主義并不是像通常所認定的那樣是對利己主義的否定，它只是對一部分人的自利的否定，同時也是對另一部分人的私利的伸張，即集體的自私的肯定。集體主義并非與自私自利相對立。在另一方面，一個反集體主義者，即一個個人主義者可以同時是一個利他主義者。

在集體主義所蘊藏的政治思維和實踐中，集體的決策將被大大簡化。這時，集體變成了一個人格，一個是所有人化身的超級個人。個人被認為沒有認清自身利益的能力和特權，個人不明白自身的最大利益所在。

只有那些扮演家長角色的統治者，才有高見之明，知道什么樣的行動抉擇和制度安排最有利于蕓蕓眾生的最大利益。蕓蕓眾生都是短視無知的，常常鑄成錯誤。因此，不能讓他們為自己作“正確的”抉擇，不能把他們的命運交給他們自己。

如果說家長制是集體主義的傳統形式的話，那么，極權主義則是集體主義的現代形式。這種現代的集體主義往往喜用“科學”來論證其自身的正當性。

它斷定，個人的利益不是由個人的自由選擇來確定的，而是由“科學的”、“客觀的”（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歷史規律決定的，而且這種規律只被少數導師和領袖所掌握。

計算利益的單位是抽象的“全人類”，而不是具體存在的個人。具體的個人是否有能力認識這種客觀規律并不重要，只要肯聽從導師們的“科學”教導就足矣。同樣，社會選擇的不是依據個人的價值和邏輯，而是由少數導師和領袖們所揭示的“客觀歷史規律”。

在二十世紀，集體主義成了極權主義最有蠱惑力的道德和政治工具。在二十世紀復活的集體主義，絕不是對個人主義的超越，而是對專制主義的回歸，對極權主義的追求。集體主義的最高形式，便是國家主義。國家的利益高于一切，國家（或者說統治者）的財產高于人民的生命。

集體主義是“人民”的主義，個人主義才是“公民”的主義。公民時代是大寫的“我”從混沌的“我們”中凸現出來的時代。是多說“我”，少說“我們”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