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奎松，原名楊衛東，1953年生，重慶市人，下過鄉，務過工，因參加“四五運動”被捕。1978年考入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系。后歷任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華東師范大學紫江學者、教授、博士生導師，國際冷戰史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學術專長是中共黨史、中外關系史，現從事中國近現代史的研究。著述甚豐。

本文摘自楊奎松著《學問有道——中國現代史研究訪談錄》九州出版社2009年出版。

尋找被埋沒的歷史痕跡

——《新京報》訪談錄

記者手記

在見到楊奎松之前，我聽到過他的學生們對他的評價：“楊老師講課；沒有多余的詞兒，都是真材實料，頂多加幾個字的評價，也不過是‘厲害’或者‘真厲害’。”聽完這話之后的幾個小時，我見到了楊奎松。

在我跟他聊天的兩個小時之內，我終于見識到了什么是把力量蘊藏在平淡之后的敘述。

楊奎松的經歷，在他的講述里平平淡淡，但是卻包含了許多驚心動魄的故事。楊奎松的講述讓我覺得，原來驚心動魄的故事也可以用這種平淡的方式來敘述，也可以平淡得如此有力量。聽完他的講述，仔細品味，竟然都是最細密的“繡花針”功夫。里面沒有“我覺得如何如何”，全都是充滿細節的故事。楊奎松這個人如何？通過這樣的講述，已經躍然紙上，至于讀者怎么評判，楊奎松是不打算干涉的。

這種講述的風格一如楊奎松研究的風格，通過我的閱讀經驗，楊奎松的著作幾乎都是這樣：不輕下斷語，所有的論斷都建立在大量扎實的材料之上。關于研究方法，楊奎松寫過一篇《歷史研究的微觀與宏觀》，那大概也可以看作楊奎松研究方式的夫子自道，其中的方式方法，是值得借鑒的。

從“放牛娃”到“工人理論家”

我已經記不大清楚，我是什么時候開始上中學的了。

但不論上學與否，那幾年的生活如今的孩子恐怕是連做夢也想不到的。如果你看過《陽光燦爛的日子》就會知道，當年所謂大院里的孩子們主要的事情就是成群結伙地到處玩，并且成群結伙地打群架，上了中學也沒什么分別。況且那時候學生的出路不是上山下鄉，就是留城進工廠，也沒有幾個學生會太認真地學習。我上了一年多學之后，就趕上父親下放，跟著父親去了湖北襄樊國家計委的“五七”干校。我在那里呆了不到一年的時間。我們被編為青年班，開始是下農田干活，后來我和一個朋友被抽去離連隊很遠的一個丘陵上做小放羊倌。每天早晨四五點鐘就得起來，把羊群趕到很遠的一個水庫壩區吃草。中午就啃冷饅頭，晚上天黑才能回來。

這個活兒雖然比下田勞動要輕松許多，但孤寂得很，整天沒有人說話。

1970年12月我從干校回到北京，因為開始中學畢業分配了。我們那一屆和之后的七一屆是當時北京惟一兩屆留城沒下鄉的。連續幾年把學生都弄到鄉下去，城里工工人店員都不夠了，需要增加新的人，我們這兩屆正好趕上了。我回到北京后馬上就被分配到北京第二機床廠。如果不是因為后來“文革”結束，恢復高考，大概我這輩子也不會離開工廠了。

那時我最大的奢望，就是能夠進到廠里辦的“七二一”大學去學習一下。在“文革”那樣一種環境下，能夠留在城里，并且能做工人“老大哥”，已經很不錯了。

在干校放羊的時候，因為閑極無聊，我自己看了一些書。在那種地方也沒有什么別的書可看，就讀《紅旗》雜志、《人民日報》之類的。結果慢慢地對理論的東西有了一些興趣。到了工廠之后，因為車間里經常開會學習，讀書念報，其他小年青兒大部分都沒有學過這些東西，報都念不利索，更別說懂得那些名詞了。車間的支部書記覺得我這個小伙子還算不錯，也慢慢地讓我做一些這方面的工作，最后還讓我參加過一段廠里的什么理論小組，見識過知識分子和工人理論小組怎么共同寫理論文章。

因為那個時候學的都是些理論的東西，自然也就對時事政治非常關心。當時恰好開始在內部翻譯出版一些西方的理論書，包括西方研究中國問題的一些著作，看了以后想的問題自然也就更復雜了一些，對于“文革”等很多問題，開始有了自己的想法。當時我們在工廠外面有不少讀書的朋友，不僅相互交流讀書筆記，而且會聚在一起討論一些觀點。

想學經濟考上黨史專業

1977年有了恢復高考的消息。我沒有學過數理化，語文歷史地理之類也沒有學過科班的東西，何況還要上班，因此雖然父母極力主張我參加高考，自己卻毫無把握。當時不過是臨時抱佛腳，東找點書西找點書自己看，完全不知道考什么和怎么考。

所以一考下來自己就知道考得不好，首先數學就沒考好，第一批當取時，自然沒有錄取到我。想不到第二批錄取時，我的成績剛好在分數線之內，就被錄取上了。只是，當時給我打電話通知我的是北京師范大學中共黨史系專業。因為父母都是學經濟的，所以我的前兩個志愿報的都是當時惟一跟經濟沾點邊的政治經濟學，只留了一個專業報的是自己多少有點興趣的歷史專業。

得到消息后，我很猶豫，不大想上。當時還特別回家去和父母商量。顯然，當時如果能確定高考還會繼續進行的話，他們也多半會要我再等半年，再考一次的。我妹妹也是和我一起考的，這一批沒錄上，半年之后就如愿考上人大工業經濟專業了。

但是，那個時候“文革”剛過，沒有人知道會不會又發生什么變化。因此，商量的結果，家里人還是鼓勵我先上了再說。就這樣，我就從一名工人，成了大學生，只是自己當時并不喜歡這個專業。

人民大學里的“壞學生”

上了大學之后我才知道，這個專業其實并不是北京師范大學的，而是人民大學的。因為人大“文革”中被取消，校址被二炮占了，“文革”后復校較晚，沒有趕上列入招生名單，因此臨時用北師大的名義和校園恢復招生辦校。等于我們招進去時是北師大的學生，半年以后才回人大校址。而那個時候，學校連學生宿舍都沒有，好在招的都是北京的學生，大家基本上都是走讀。

進入人大黨史系算是我跨進歷史研究這個行當的一個起點。但是中共黨史專業當時屬于政治理論的范疇，劃在法學的門類之中，因此，教學太過強調理論，除個別老師外，通常很少傳授歷史學的知識和進行史學研究的訓練。我剛開始學習時最感興趣的就是人大歷史系講中國通史的老教授鄭昌淦先生的課，鄭先生是尚鉞先生的學生。雖然我并不特別喜歡古代史，但是為了聽鄭先生的課，我還是不止一次地專門到圖書館去查資料，以便和鄭先生討論。

在人大時另一門我喜歡讀的課是政治經濟學，一方面是因為過去讀這方面的馬列著作較多，另一方面是當時教我們政治經濟學的于老師思想很開放，也樂于與我們進行交流和討論。在人大上的其它的課程，我都沒有太多的印象，多半都還給老師了。

說老實話，從小學到大學，我都不是老師眼里的好學生。包括對考試，自己也常常不按老師的要求去答。記得一次考試，我認為教科書和老師提供的答案是錯誤的，就按照自己的看法進行了論述，結果被判為不及格。后來還是因為這種情況會影響全班的成績，班長和課代表專門去找任課老師進行疏通，最后才勉強給了我一個及格。

當然，人大中共黨史系里也還是有學問上不錯的老師的，像彭明老師寫的《五四運動史》，就花了不少功夫，做了大量的考證。另外教思想史的林茂生老師，也是很有才氣的一位老師，和他討論交流是一種享受，只可惜他寫的東西不多，也不像和他聊天那樣可以得到許多啟發。

中央檔案館里最年輕的人

我大學畢業之后就沒有考研究生。當時一個想法是覺得當了八年工人，又上了四年學，再讀下去，時間浪費太多了，必須要趕緊開始干事情了。另外也是因為自己覺得中共黨史這個行當里，沒有老師能夠指導我。我寧肯自己去看書案、看資料，自己去鉆研。

我至今也不后悔自己當初的這一選擇。正是因為我沒有去讀研究生，畢業之后我被分配到了中央黨校《黨史研究》編輯部做編輯。在那里不但能夠看到當時最新的研究成果，而且因為在黨校，還能夠看到當時在其他地方看不到的檔案。所以進入黨校之后對于我深入地“鉆進去”影響特別大。

在中央黨校里，印象最深的是《黨史研究》編輯部主編何明先生對我的放手和信任。照理，我是新來的大學生。按照以往的習慣，新來的大學生通常都是從事一些打雜的事情，包括打水、抄稿子，幫助教授們查資料之類。

至于發文章，更是想都不要想。但是，我到編輯部之后，很快就開始正式承擔編輯業務，處理稿件，并且何明先生也從不反對我在刊物上發表文章。因此，我到黨校不過三年，就接連出了不少東西，被破格評了講師。

自然，這種情況也必不可免地會引起一些人的嫉妒。記得1984年《檔案法》通過后，我打報告要求去中央檔案館查看檔案，沒想到副校長竟批了。我也因此成為當時去中央檔案館查檔案的最年輕和級別最低的研究人員。我們教研室里個別老先生就看不慣了。記得其中一位先生特別告訴中央檔案館中央處的負責人，要他們對我特別注意。

結果弄得檔案館中有的負責人對我像防賊似的，甚至趁我不在時偷偷去檢查我的書包等衣物，懷疑我會夾帶什么東西。有一年美加歷史學會主持者邀請我去參加他們的年會，有位老先生馬上就告訴中央檔案館說不應該再允許我看檔案了，因為我要出國，要小心我會把檔案透露到國外去。

正是因為這種情況，我雖然在中央檔案館里斷斷續續查閱了幾年時間，摘抄了許多東西，最后大部分都被扣下沒有允許我帶出來。不過盡管許多資料被扣，許多心血白費，但是能有機會仔細閱讀那么多至今尚未完全開放的檔案，就已經使我獲益匪淺了。

這以后我之所以能夠寫出許多專著和論文，揭示出許多不同于以往的史實，提出許多不同于以往的看法，其實恰恰是得益于我那幾年讀了相當多的檔案。即使我不能直接引用它們，但是我依舊可以以它們為線索，找到其它更多被淹沒的歷史痕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