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劫匪不戴頭套，改穿婚紗了。”

在大同“訂婚強奸案”宣判后，網上有人如此諷刺。在這話的背后，隱含著對女性的戒懼之心，尤其指向對所謂“拜金撈女”的恐慌想象，那些男性自視為潛在的受害者，擔心女性會設套陷害自己，讓他們在錢財乃至人身自由上付出代價。

在“訂婚強奸案”中，雙方“訂婚”事實在先，“強奸”也已被二審認定，但“訂婚強奸”卻被一些人認為存在“合理懷疑”余地——女方是否“條件談不攏，反手告強奸”？

既然強迫（即使對強奸既遂存有爭議）是事實，那么“條件談不攏”本來不是問題。這些揣測背后的心態，是把彩禮當嫖資了，完全是把婚姻看作性交易了——“老子花了錢，為什么不能睡？”

這個案子原本不復雜。男女雙方在婚介所認識三個月后訂婚，連這三個月也是一邊權衡一邊“處著對象”，最后覺得還行，才同意訂婚的。雙方之前可說沒有任何感情基礎，對一個沒有任何性經驗的處女來說，突然要被不久前還是陌生人的男性強行上，其內心恐懼和抗拒不難理解。然而，男方卻默認支付彩禮就相當于完成了交易，甚至看作比領證更具有合法性，理所當然享有這份性資源，矛盾由此爆發。

歸根結底，被告之所以急吼吼地霸王硬上弓，說到底還是把女性物化的思維：老子辦了手續（訂婚）、付了錢（彩禮），那就可以拆封享用了，至于對方的個人意愿，只怕想都沒想過。這恐怕也是為什么他始終拒絕認罪，因為他真不懂哪里做錯了，為什么自己買來的東西不能“使用”。

之所以有那么多人站在被告一方，是因為有無數男性抱著這樣一種信念（他們心目中的習慣法）：訂婚就是傳統意義上 雙方家庭認可了關系，因而本案其實是未婚妻起訴未婚夫，他們無法理解，為什么訂婚、確立關系之后仍不能取得性權？

有一位“蛋娃”道出了這些人的困惑：“ 如果訂婚收彩禮還不算性同意，那男人們以后根本就沒有支付彩禮的動力了。這個判決對婚戀市場會造成毀滅性打擊。”

這意思是： 都訂婚了，還不讓睡，那為什么要給彩禮？甚至還有可能被告強奸，那以后男人還敢結婚嗎？據此，他們推論，這會沖擊本已低迷的結婚率，揶揄本案宣判日是“4·16不婚日”。

不少男性還擔心，這樣會讓自己遭到誣告——盡管這是極小概率事件，從邏輯上來看是滑坡謬誤，但之所以有那么多人陷入恐慌，正是因為他們想要萬無一失的絕對安全感，也就是 “只要訂婚了，我隨便怎么睡這個女人，都不用擔心會被控強奸”。從本質上來說，這是一種絕對所有權，即把女性看作是自己可以任意支配的所有物。

像這樣的社會反應，恰恰反過來證明了判決的里程碑意義。有太多人認為，無 須在意女性的個人意愿，付了彩禮，“她就是我的人了”，可以合法地睡一個女人，她在性交上不再有“不同意”的權利。不難看出，這與審判長說的“ 與婦女發生性行為不能違背其意志，與雙方是否訂婚沒有關系”明顯存在沖突。

在此值得注意的是，就算為男方辯護的人，也要強調“女方其實同意了”，而不是說“就算她不同意，強奸了，也不應該被定罪”，這意味著他們并非不知道性行為的合法性來源于女性的個人意愿，然而與此同時，他們那種將女性物化的所有權意識，又排除了女性的個人意志。這看似矛盾，實則意味著他們內心認定：“一旦訂婚，女性無權表達不同意。”也就是說，他們從沒想過這樣一種情形：“屬于我的女人，竟然可以不同意。”

現在的判決，動搖了一些男性的安全感，就是“本來這樣做，我不會有問題，現在我竟然要小心了”，但他們沒有意識到，這種“安全感”，長久以來是建立在女性身體無法自主的痛苦之上的。

對女性而言，這本身就是相當屈辱的：自家也未必缺那點彩禮錢，但一旦收了禮金之后，儼然就是“賣身”了，一個剛認識不久的男人居然就可以理直氣壯地強暴自己，這難道不可怕？如果判決“訂婚強奸”合法，恐怕那就輪到女性恐懼了，結婚率、生育率就能高了？

然而，案件的宣判，并不能立竿見影地促進社會觀念轉變，一些人反倒更頑固地擁抱了舊觀念，不僅認為實施強暴者是被冤枉了，還認定受害者在遭受侵犯時激烈反抗、燒窗簾的舉動，只不過是敲詐勒索的招數。但請問她敲詐了什么？

盡管女方在事后就把彩禮退回去了，但這并不能阻止有些人嘲諷收了訂婚彩禮還不讓同房是“無風險創業項目”，還有男性認為付了彩禮卻得不到預期收益（性權利），所以女方就是“拜金撈女”。

有朋友說，她有一次談及自己女同事離婚，就提了一嘴“她家很有錢”，都還沒說到其本人收入如何，群里立刻就有幾個男性跳出來惡意揣測“看來離婚就是為了分財產，撈了錢跑路”。

這次的“訂婚強奸案”能激起這么大社會爭論，本身就耐人尋味。如果“發生性關系必須尊重女性個人意愿”已經成為常識，那根本就不會成為熱點話題了，而現在一些人所熱議的，甚至都無關“女性個人意愿”的問題，而是他們對女性產生了一種受害妄想：一個不受自己支配的女性，可能反過來讓自己陷入人財兩失的危險境地。

很多男性所恐慌的，是 “被以性同意為名要挾好處”，或“訂婚后都不能進行性行為”，然而這兩者在本案中都完全沒有體現，純粹是他們的臆想——訂婚后當然可以進行性行為，只要取得女性的知情同意，實際上，那本來就與訂婚與否無關。

然而，他們的思路不是去尊重女性的自主權和個人意愿，而是出于一種神經質的緊張情緒，認為自己隨時可能某些危險女性的受害者。那種“危險”，從根本上來說，是他們發現女性在具有自主性之后，將變得不受掌控，反過來可能對男性造成威脅。然而，這與其說是社會現實如此，倒不如說反映出男性自身的焦慮。

在過去十年（2016-2025）間，國內每年16-35歲人口中，男性都比女性多出2500萬人，也就是說，這2500萬男性被判了“無妻徒刑”。計算下來，適婚人口的性別比是每100個女性對應116個男性，意味著每7個男性就有1個基本喪失擇偶機會——如果考慮到也有一部分女性不婚，那么男性無法進入婚姻的比例還會更高。

可想而知，這必然會導致一個男性激烈競爭性資源的婚戀市場，但不論他們如何準備手頭的籌碼，必然有相當一部分人要成為“非自愿獨身者”（incel）。

如果他們無法接受這一現實，那么“拜金撈女”的形象恰好滿足了他們內心的投射：他們的不幸處境，正是因為好女人太少，不肯委身，而壞女人則只盯著他們的錢。

近兩年來，新發明的厭女網絡詞匯層出不窮，還相當尖刻，而每一次諸如“訂婚強奸案”這樣的事件都激起了這一深層情緒。在那背后，有一種矛盾糾結的復雜心態，既厭女，擔心被女性陷害，但又希望得到女性垂青，或自認有權得到她們，然而他們那種將女性視為性資源的物化心態，本身又將一些主體意識覺醒的女性推開。其結果，他們深陷于自怨自艾之中，愈發需要一個“惡女”形象作為替罪羊來合理化自身的困境。

蘇成捷在其名著《中華帝國晚期的性、法律與社會》中提出了一個發人深省的觀點：在康乾盛世的繁榮之下，數量眾多的男性光棍逐漸被看作威脅社會秩序的危險力量 ，“ 性侵犯行為當中那些加害者的典型形象，被建構為危險地游離于由婚姻、家庭和財產所交織而成的社會化網絡之外的無賴男子”。

相比起來，我們當下目睹的是這一圖景的鏡像：當女性獲得史無前例的自主權，性別意識覺醒之后，男權主義者抱怨自己熟悉的秩序動搖了，自視為可能遭到“拜金撈女”陷害，在妖魔化想象中，他們將自身的失敗歸咎于一個危險的外部力量。

尤為奇怪的是，如果新女性不要彩禮、自主自愿平等結合，那不是正好去除了他們對女性“拜金”的憂慮嗎？但這類女性卻往往是他們最敵視的，因為一個有強烈自主意識的現代女性，是不可能拱手給予他們支配權的。

那么他們心目中的理想女性是什么樣？那想必是：不求利益，甘愿和他們在一起，并任勞任怨地順從他們。也就是說，那可以讓他們免費獲得對女性的支配權，消除女性的個人意愿，把女性看作是一個滿足自己欲求的順從工具。

醒醒，這樣的完美工具人，只存在于想象中。像這樣的人最后打光棍，值得奇怪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