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不少媒體和知識分子常年自帶優越濾鏡：文明古國、民主燈塔，瞧不上“東方紅”式的發展。

可2019年，張維為教授實地跑了趟新德里，剛下飛機就遇上500指數的霧霾，連小學生都被迫停課，政客們倒是“請假如常”。

張教授回國后一句點破真相：“印度至少落后中國40年，這已經是給面子的說法了。

到底差在哪兒？咱們攤開細節說。

開個會還得看天氣？——新德里的500微克現場

2019年11月18日，張維為教授率調研團抵達印度首都新德里。

此行是“新興國家城市治理比較”課題的一部分，首站選擇印度，是因其“民主樣本”地位長年為西方熱推。

張維為剛一落地，迎接團隊的不是鮮花和寒暄，而是爆表的PM2.5濃度：超500微克/立方米。

根據印度國家污染控制委員會的數據，500微克已屬“危害級別”，對所有人群造成嚴重健康風險。

當天新德里政府建議全市學校停課，室外施工停工，公共交通暫停。空氣質量指數發布在政務網站首頁，“有條件的盡量勿出門”。

就在這樣的背景下，印度議會原定召開空氣污染專題會議。但29位議員中，實際出席者不足一半，25人“請假”缺席，會議臨時取消。

張維為隨即向隨行記者指出，這一過程“不是管理能力問題，而是制度結構性缺陷的現場演示”。

在中國，治理空氣污染已作為國家戰略推進多年。

2013年，北京PM2.5年均濃度為89.5微克/立方米，到2021年已下降至33微克，下降幅度超63%。

京津冀一體化治理體系中，環保督查、產業搬遷、能源結構調整等手段同步啟動。張維為指出：“制度就是能力的反射面”。

張維為隨后在新德里街頭走訪，從市政綠化、垃圾處理、排水系統等維度觀察，形成第一印象：“一個非洲國家外殼里嵌入一個英國殖民制度的芯片，運行起來全是誤差。”

他指出，治理效率不由技術決定，而由制度組織能力決定。

2019年中國同期舉辦第二屆“城市群與國家治理能力建設”論壇，京滬穗深四城代表展示城市數字治理平臺，覆蓋范圍從交通到社會治安，再到污染源監測、社區人口動態管理，形成一體化城市大腦。

反觀新德里，張維為認為“甚至連最基礎的跨部門響應機制都不具備”。

這不是貧富差距，是治理斷層

2008年，張維為首次訪問新德里。彼時的印度，剛剛完成“國家門戶計劃”，在首都東南方向開建IGI國際機場。

時隔11年后的2019年，張再次踏訪此地，用“某些地方變了，但關鍵地方原地踏步”來總結變化。

最直接的感受來自“空間對撞”：總統府門口圍墻內鮮花盛放，草坪修剪如畫；圍墻外不遠處，是大片鐵皮房搭建的貧民區。

張維為指出，這種“物理意義上的分裂”象征著治理能力的分層化：“能管的地方很規整，管不了的就全交給天意。”

數據是最明確的刻度尺。

2019年，中國人均預期壽命為77歲，印度為67歲；中國嬰兒死亡率為7‰，印度為30‰。

而這背后的醫療服務、飲水普及、營養狀況，都與城市治理能力高度相關。

交通是另一個“能看不能用”的系統。根據隨行記錄：新德里紅綠燈遵守率不到40%，人車混行常態化。

城市環線缺乏統一交警指揮，車道邊設“臨時攤位”占道經營普遍存在。張維為形容：“不是沒有規則，而是每條規則都沒人執行。”

中國對基礎設施投入采取“國家統籌、財政配套、政府監督”三位一體機制。2013—2019年間，中國城鎮污水處理率從77%升至96%，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率突破98%，城市公交站點覆蓋率達99%。

張維為指出：“不僅干得多，而且干得快。”

他在考察后提出：“治理的根本問題不在資金，而在調度；不在設備，而在組織。”印度的財政預算雖也用于公共服務，但使用效率和項目覆蓋面極低。即便是衛生間建設這樣的基礎指標，也因制度分層與執行斷層難以普及。

地圖和夢都很大，GDP差得更大

2020年，張維為在《這就是中國》第45期中提出一個差距模型：“2、5、10、不可比”。

這組數據清晰顯示：2019年，中國糧食總產量為6.64億噸，印度為2.95億噸；中國對外貿易總額為31.5萬億元，印度為6.07萬億；中國人均壽命為77歲，印度為67歲；至于基礎設施，根本不在同一維度。

這一模型背后，是兩種發展路徑的系統性分流。

從1980年起，中印人均GDP差距為1美元，到2020年，中國經濟總量為印度的4.78倍。張維為指出：“制度決定路徑，路徑決定結果。”

但印度媒體與部分知識界人士依舊將中國視為“戰略競爭對手”，并在諸如“一帶一路”、RCEP等多邊平臺上刻意“對標”。

張維為認為，這種認知反而阻礙了印度對現實差距的精準判斷。

在外交戰略上，中國以“發展優先、互聯互通、項目落地”為邏輯推進區域合作。截至2020年，中國在南亞周邊國家推動港口、電網、公路、信息通信等項目超過150項。

印度同期推動的國際基礎設施項目不足50項，且多為貸款形式，落地率偏低。

中國的“走出去”戰略重在“合作空間”，而非“對抗邊界”。印度則在地緣策略上易陷“安全焦慮”，對自身發展需求重視不足。

張維為指出：“國家戰略最終要服務人民福祉，否則就是地圖上的幻想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