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奸還是勾引——

讀者為什么對襲人這么苛刻?

順便聊聊大同強奸案

作者：颯爽

我得先說，其實在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我一直在思考——襲人與寶玉的云雨情，和大同案里女性的處境，好像有那么點相似，也有很大不同，需要好好捋一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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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紅樓夢》第六回，寶玉那一句“遂強拉襲人同領警幻所訓云雨之事”，是明確的強迫（這里可能需要考慮當時賈府權力結構對襲人的影響）——寶玉身份高，話語重，拉人之舉，毫無疑問帶有壓迫意味。

襲人當然羞得掩面，畢竟，她也是個姑娘，不過她自覺沒有“失禮”，就像她心里想著：賈母既然把我許給寶玉，這情事就不算越禮……

需要注意的是，這種合理化，并不等于她真心樂意，更多是生存智慧。

其實，不管讀者怎么看，襲人的那句話“亦不為越禮”，就透露了二重含義：一方面，她在遵守禮法；另一方面，她在自我保護。更實用的做法可能是承認女性在那種體制下，求生欲遠遠超過所謂“自主意愿”吧——我個人比較推薦從這個角度，去理解襲人的沉默與順從。

再說山西大同的“訂婚強奸案”，女方明確拒絕，男方卻“強行”——這一點，和寶玉的“強拉”如出一轍。女方報警之后，一度還想和解，私了——提出登記結婚、房產加名這些條件，警方也參與了調解（不過后來還是依法立案），可見——法律與民俗之間，總是有一段模糊地帶。

社會輿論就像看賈府后花園的閑人，愛指手畫腳，懷疑女方“別有用心”“騙彩禮”，而忽視了：法律的核心，是尊重個人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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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里要承認，我的信息也許不夠全面——公開報道畢竟有限，很多細節沒法完全知曉。

但從現有證據看，法院認定男方行為構成強奸罪，是基于監控錄像、女方呼救、身體檢查，這些都說明她確實反抗過，嘗試逃離。

把受害者當“設計者”來討伐，這種偏見和對襲人的苛責，簡直是舊社會遺毒的翻版。

說到這里，可能有讀者覺得，襲人到底有沒有主動成分？其實，這就像問大同案女方“是不是騙婚”——雙方都可能帶著動機，感情與利益交織，可這根本不影響對“強迫”的定性。更確切地說，只要一方違背意愿，就叫強迫。就法律與性別平權而言，我們必須堅持：明確同意是前提。

我個人比較推薦大家在讀紅樓的時候，別急著給襲人扣“勾引”或“心機”標簽，她并不是一個完美的、完全自由選擇的主體。她更像很多現實中的女性：在權力結構里摸索生存的方式，偶爾有順應，也偶爾有反抗，但大多數時候，是在被迫中保持微弱的自主感——這恰恰能讓我們同情她，也同情大同案中那些被誤解的女性。

——我想說的是，讀者對襲人的苛責，往往忽略了：她的順從，既是封建禮教的產物，也含著女性的自救；女方對大同案的“私了”，更像她對自身處境的最后嘗試。把兩者對比，我們才能發現一個共同點：當女性選擇表達自己意愿，她就可能被扣上“不檢點”“別有用心”的帽子。這種偏見，需要我們一再剖析，一再質疑，一再反思。

需要注意的是，所有文本解讀和案例分析，都只能建立在現有資料上，很多細節還原不了。但我們更應該承認：性自主權，是普世價值，不分古今；任何將女性意愿當“可談判籌碼”的思維，都該被摒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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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實在的做法，是在討論這些問題時，既尊重歷史語境，也尊重受害者和文本中的女性角色，讓更多人明白：所謂“襲人勾引”或“女方設計”，不過是社會對女性主動性與權利的不信任。

從寶玉的強迫，到警方的調解，再到法律的判決，無非是向我們提了個醒——改變偏見，讓性自主與同意的原則得以真正落實，才是對歷史人物和現實受害者最大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