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賓簡介】富曉星，中國人民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副教授，2010年博士畢業(yè)于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研究領(lǐng)域包括影視人類學、醫(yī)學人類學、男同研究、青年志愿服務。曾在《社會學研究》、《人口研究》、《開放時代》、《青年研究》等刊物上發(fā)表文章。專著《空間、文化、表演：東北A市男同性戀群體的人類學觀察》于2012年6月，由光明日報出版社發(fā)行。

來源：學術(shù)與社會

一、川滇“引路人”

2001年春，當我剛剛從新聞本科轉(zhuǎn)讀人類學碩士，且對人類學一臉懵圈的時候，我導莊孔韶教授召喚我去一個剛成立的國際項目辦幫忙。這個項目就是大名鼎鼎、后來對中國艾滋病防治事業(yè)起到里程碑作用的中英性病艾滋病防治合作項目（簡稱HAPAC）。

彼時，靜脈吸毒者、女性性工作者、中原賣血感染者、男男性接觸者成為艾滋病干預的主要易感人群。從行為來對群體進行命名的這一“行為”本身，即可看出強烈的醫(yī)學色彩，然而那些沉淀在非主流行為背后，圍繞著社會關(guān)系、政治經(jīng)濟、道德倫理、個人選擇等發(fā)生的故事對于理解疾病和后續(xù)防治來說，無疑增添了生命的厚度和濃濃的人情味。

因此，HAPAC的里程碑意義就在于此。2000年，項目剛剛啟動，著名人類學家景軍教授就和HAPAC的總經(jīng)理程峰教授確立了醫(yī)學科學和社會科學并行的前沿思路，并將潘綏銘教授（2000年前就已參與）、莊孔韶教授、張海洋教授、翁乃群教授、邱澤奇教授等一批社會學人類學著名學者帶入至這個嶄新的研究領(lǐng)域。

那么在這一背景下，我一個實習生，不僅有機會參與國際項目管理，收獲學生時代寶貴的社會化經(jīng)驗；同時也接觸到大量一手數(shù)據(jù)和資料，并且參與到不同易感人群的項目實作中去。在上述群體中，我對男同充滿了好奇。HAPAC資助成立了若干男同NGO，他們的活躍出乎我的意料，相較于其他“無聲”的易感人群，他們不僅積極“發(fā)聲”，甚至“咄咄逼人”。他們的愛欲和生活對于不諳世事的一個異性戀女生（那時還沒有“直女”稱呼）來說，更是充滿神秘色彩。我一直在等待一個祛魅的機會。

2003年，機會來了。我參加導師的項目團隊，去四川和云南的男同組織調(diào)研。雖然之前因項目與他們有過若干接觸，但認真去看、正經(jīng)去聊卻是第一次，并帶給我不小的關(guān)于性別身份，以及不同地域、群體特點迥然不同的文化震撼。

在四川，艾滋病防治工作由“同志社區(qū)”自己的NGO主導，在開展健康宣教和干預工作的同時，也完成人群自身的賦權(quán)，并藉由艾滋這個平臺發(fā)聲，倡導同志群體的生存權(quán)利。因此，當我聽到同志外科醫(yī)生江華和我講福柯，同志NGO公認的高知——王珺面如平湖、胸有驚雷地講述組織前景和個人情懷時，我被當場震住。

震住我的還有巴蜀文化對于男同群體的包容，我曾和一群大學生男同志愿者去青城山下的茶館做外展服務，他們穿著顏色很“怯”的褲子，打情罵俏地向同伴介紹“OK”牌安全套如何好用，旁邊一桌老大爺卻置若罔聞，呷一口茶，悠然地擺他們的龍門陣。

而在云南的公共空間，男同非常低調(diào)，你幾乎無法從外表進行判斷。并且由于低調(diào)，男同群體的防艾工作是由云南健康教育研究所主導，他們希望藉此幫助男同群體建立自己的“社區(qū)”，從而將“權(quán)力”和“權(quán)利”順利地讓渡。在昆明，我去一個隱藏很深的同志酒吧轉(zhuǎn)了轉(zhuǎn)，然后就被熱辣的氣氛點燃了……要知道，云南是少數(shù)民族最多的省份，當我看到皮膚黝黑、孔武有力的佤族“金剛芭比”扭動腰肢，媚眼頻拋時（易裝表演）……寶寶的心臟也跟著沸騰了……

二、他者的力量

無論如何，四川云南的調(diào)研經(jīng)歷在我回京后，讓我恍惚了好一陣子。甚至在坐公車的時候，會傻傻地盯著身邊的男性乘客，看他是否回應我的凝視。并且，四川的“外熱內(nèi)熱”和云南的“外冷內(nèi)熱”，讓我不禁遐想：在我的家鄉(xiāng)沈陽，這片盛產(chǎn)大老爺們的黑土地上，是否也有一抹七彩的溫柔？是否呈現(xiàn)出可比較的不同地方特點？

因此，在2007年決定博士論文選題的時候，我有意做沈陽的男同群體研究。然而，當時有一個人類學味更足的選題也擺在了我的面前，那就是我的滿族家族研究。我的家族有300多年歷史，族人圍繞著一世祖墳塋聚族而居在沈陽南郊，居住地無論是歷史上的自然村，還是現(xiàn)在的行政村均以祖先墳塋命名；并且300年間，族人甚少流動，但是語言、習俗，以及附著在其中的文化卻消失了。基于政治、經(jīng)濟和文化變遷背景下的家族研究，無疑為不甚發(fā)達的人類學北方宗族家族研究提供個案參考，老師們也紛紛贊同。

然而，我更想給予自己“吃螃蟹”的勇氣！坦白地說，這一是因為男同群體真切地讓我感受到“他者”的力量，激發(fā)我去追蹤和記錄他們生活的方方面面；二是因為在HAPAC服務期間，我積攢了大量的研究數(shù)據(jù)和豐富材料，不啻打下了良好的前期基礎，并在調(diào)研和寫作過程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的確省了很多力氣。并且，我還保留著這些已然成為歷史的研究資料以待再用；三是做“針尖對麥芒”的宗族家族研究，我功力著實不夠……我現(xiàn)正編輯家族紀錄片，也算用一種“互文”的方式對我的家族歷史和原生情感進行另一種“回望”。

三、從“愛之援助”開始

HAPAC資助成立的同志NGO之間聯(lián)絡頻繁，形成了貫穿全國的艾滋防治平臺。通過成都“同樂”的負責人王曉東先生介紹，我認識了沈陽“愛之援助”（現(xiàn)名為“愛之助”）的負責人馬鐵成先生。我至今對第一次見面的場景記憶猶新。

那是2007年8月6日，一個暑熱難耐的下午，我去馬哥的組織拜訪。在約定的地點，我看見一個戴著眼鏡，高大魁梧的“壯熊”（男同群體內(nèi)部，根據(jù)體型會有“熊”、“猴”、“狒狒”之分）隔著馬路向我招手微笑。

那天我們聊了很多，馬哥給我講述了“愛之援助”的組織發(fā)展以及東北地區(qū)男同社群的整體情況，并且歡迎我這個老鄉(xiāng)回來做田野調(diào)查。我在收獲海量信息、心存感激的同時，當場表示希望能為組織發(fā)展提供技術(shù)支持，比如可以培訓工作人員寫標書，幫助開展相關(guān)調(diào)查等。

最初階段互助關(guān)系（更準確地說是“涌泉之恩，滴水相報”）的構(gòu)建，為我后續(xù)調(diào)研的順利開展打下了良好基礎。最為重要的是，在之后十年的交往中，馬哥和我見證了彼此的成長。我看著馬哥憑借著“打不死的李鐵梅”精神，在風云變幻的險惡江湖把組織發(fā)展得獨具特色。他也看著我踐行理想，在自己喜歡的研究領(lǐng)域深耕細作；并且在近一兩年我甚少關(guān)注男同議題的時候，給我介紹社群的最新發(fā)展，鼓勵我回沈開拓新的田野。我想這也是研究者樂見的理想狀態(tài)吧。

四、年輕人的快樂與哀愁

最初的田野，自然由“愛之援助”的辦公室開始，大學生志愿者YY和DZ，以及工作人員GJ成為我最早一批報道人。YY是85后，帥氣活潑，自我認同為“雙兒”（雙性戀）；DZ認為自己是純gay ，84年生人，穩(wěn)重老成，總喜歡戴一頂棒球帽，我們?nèi)齻€經(jīng)常去男同活動的“點兒”上，如公園、廣場做外展服務（防艾宣傳、發(fā)放安全套等）。

他們幾個經(jīng)常和我分享他們的感情故事，比如YY喜歡OL氣質(zhì)的異性戀姐姐，GJ認為男同遇上“紅藍鉛（筆）”（雙性戀的形象稱呼）最倒霉，因為對方一句“我喜歡女人”就會把你無情拋棄。他們也會告訴我，這個年齡段的同志如何使用QQ尋覓同好，如何為愛癡狂，如何在親密關(guān)系中踐行性別角色（“0”為被插入方，“1”為插入方；相當于現(xiàn)在的“受”和“攻” ）等。

因此，在我第一次參與男同大學生的防艾同伴教育活動時，就遇到了如此可愛的自我介紹：我叫**，23（年齡）,170（身高）,65（體重），純1/純0/0.5（性別角色），謝謝！并且更為有趣的是，同學們雖為參加“同伴”教育而來，實則這是最佳“找伴”場合，現(xiàn)場情愫流動，情話紛飛，搭配著東北話的大馇子味兒，有一種特殊的context效果。

在主持人談及性取向正常與否這個問題時，“玉面宋小寶們”頓時嚴肅下來。他們談及出柜的壓力和代價，朋友的不解，與父母溝通的障礙，其情景與《孽子》中的描述如出一轍，后來在寫作論文的過程中，我將《孽子》與在訪談中提到的“出柜”經(jīng)歷并置作為論據(jù)。

在談及傷心處時，同伴們彼此安慰，其中一個叫HH的大學生激動地表態(tài)：“做同性戀，讓別人羨慕去吧！我覺得除了性取向不一樣外，我們和其他人一樣。我們很光榮！我們的反歧視工作不夠，希望從我做起！”HH自信滿滿，這不僅僅是情境激發(fā)出的力量，我相信更是他的肺腑之言。然而，2008年我再遇到他時，情況卻變了。

五、“分段”的田野

在這里，我想談的是調(diào)研時段的設置。傳統(tǒng)的人類學研究要求人類學者在所研究的社區(qū)或群落中連續(xù)生活不少于一個年度周期，以期獲得長期整體的觀察。

然而，由于我讀博期間需要一邊工作一邊學習，每年只能有兩至三個月的時間回沈調(diào)研，因此我將一年拆分成三年，這樣的無奈之舉卻化不利為有利，給了我對于報道人生活的歷時觀察，捕捉到他們微妙而又重要的人生變化，從而給后面的分析和寫作增添了時空厚度。

比如上段提到的HH在一年后接替父親在一家國企上班，一年前承諾要主動參加艾滋病反歧視工作也變成“想生存就必須改變自己，必須隱藏起來，改變自己”。“畢竟工廠里有很多父母認識的朋友”是HH主要的顧慮因素，他不想因為自己的出格舉動而破壞父母的名聲，并且打算找個直女結(jié)婚。

HH當時的男朋友XW，在2008年精心策劃了和拉拉LL的“形婚”，本想維持幾年，未料一年后就被雙方父母發(fā)現(xiàn)，為了不再讓母親傷心，XW也打算步入“同直婚”。

如果我的研究只局限在2007年或2008年的截面資料，我也許會使用社會運動，或者身份政治的話語去分析HH和XW的行為和心態(tài)，那個時候的報道人的確是那種真實的狀態(tài)。然而調(diào)研時段的拉長，讓我經(jīng)驗性地感知時間針腳，經(jīng)緯交織；也使研究更具張力，回歸到了哪有那么多二元對立、而是充滿沖突、糾結(jié)和無奈的生活本身。

六、被想象的“作者”

由于有馬哥的介紹和幫助，再加之自己是沈陽人，大學研究者的“安全”身份，我的調(diào)研除了被不明真相的父母在暗夜公園中跟蹤過一次外，幾乎沒遇到什么大的阻礙。這點可能會令看客覺得有點不可思議，包括后來和學界朋友交流中，他們談到自己飽含熱情，卻進入不了群體的苦惱；我想我能被男同群體接受的另外一個原因，是我始終秉持著“學徒”一樣的熱誠，并且這份熱誠被我的報道人們感知到了。

隨著雪球不斷地往前滾，接觸的報道人和知情人越來越多：遼寧各地男同草根組織成員、秧歌隊中的反串群體、娛樂場所老板和男男性工作者（MB）、宗教人士等。有意思的是，在我這個“作者”對“他者”脈絡抽絲剝繭的同時，“他者”似乎對我更感好奇，他們會問我為何對這個人群產(chǎn)生濃厚興趣，問我做這個研究的目的何在。

在很多報道人眼中，似乎相同文化的持有者才會琢磨同類群體，再加之我短發(fā)、中性打扮，他們想當然地認定我是拉拉，這首先從文化上予以認同，繼而消弭了我這個“他者”闖入他們社交空間的危機感。

耐人尋味的是，拉拉身份的假定，一直縈繞在后續(xù)的研討和交流中。諸如我是女性，為何不研究拉拉；我是異性戀，為何研究同性戀等排列組合式的問題不斷涌現(xiàn)，這讓我在哭笑不得的同時，對作者性別身份的政治正確得以管窺。雖然我經(jīng)常以人類學是研究他者的學問，或者說男同研究也需要“他者的目光”等理由予以回應，但是后來老師和gay友的兩點建議，讓我將這一“身份政治”問題進行轉(zhuǎn)化的延伸思考。

我所景仰的臺灣輔仁大學夏林清教授曾經(jīng)問我：研究有沒有促使你對自身的性向進行反思？Gay友HT也透露 “很多相關(guān)科研人員早早就和男同劃清界限，讓人傷心”，其實也點醒了我或多或少忽略的反身性視角。

在田野調(diào)研的過程中，我很重視與報道人分享我的研究，我會將解釋人類學意義上的“對于報道人解釋的解釋”反饋給報道人，請他們看我的分析，求得他們的認可，時刻警醒關(guān)系場域的不平等，然而卻將自己“不平等”地置“身”度外。因此，在田野進程中嘗試為自己建立一套自說然后自我對話的脈絡，弄清“我是誰”，也未嘗不是一件有意義的事。

七、關(guān)鍵“報道人”

最初的調(diào)研由于報道人集中在艾滋病防治領(lǐng)域的組織和運動層次，不免在研究主題和亞流群體拓展上受到限制。因此，馬哥將得力干將，沈陽gay圈中很有威望的J姐（社群內(nèi)部會采用擬親形式的親昵稱呼）介紹給我，從此J姐成為我五年田野中（包括出專著做的補充調(diào)研）最為關(guān)鍵的報道人。

J姐到“愛之援助”工作之前，干了很多年的美發(fā)，每次出場都是锃亮的頭型，時髦的穿著，還一定背著個小坤包。別看J姐當時剛過30歲，gay齡卻已有十六七年，這個小學五六年級就在“點兒”上流連的老司機，為我打開了時光機，洞開了七八十年前的欲望地景。

J姐帶著我逛遍了沈陽男同活動的老“點兒”，光聽那些浴池的名字：登瀛泉（1922）、會蘭亭（1925）、連奉堂（1915）、天香（1933），就是一出出活色生香的年代劇。他還幫我找到了在“點兒”上活躍近30年的10個“老人兒”進行個案深訪。

通過對圈中“老人兒”的口述研究，結(jié)合地方文獻資料（市志、統(tǒng)計年鑒等），我梳理了從1930年代至2010年代，沈陽男同“點兒”的形成與變遷，并對嵌入其中的身體、行為和社會關(guān)系的實踐進行了細致的描述和分析。正是男同群體行為和交往具有的這種“空間性”，讓我開始將“空間”作為具有洞察力和創(chuàng)造力的解釋項，在碎屑的民族志材料中重新尋找線索，力圖以一種新方式厘清男同群體相關(guān)的復雜事項，系統(tǒng)地解決研究問題，最終得出人類學的觀察效果和理論收獲。

J姐在我田野的過程中不僅是很好的引路人、陪伴者，更是在初期充當了重要的“把關(guān)人”角色。也就是說，有他在場，不僅可以更快拉近我和報道人之間的距離，建立信任；同時，他還可以幫助我辨別報道人所述信息的真?zhèn)危⑶以谏婕啊包c兒”的“斷代”信息時，他會和報道人一同回憶，互相佐證。幾年交往下來，無論閑聊，還是開會、活動、討論等工作場合，我會逮住一切機會向J姐求教，直至J姐評價“被扒光了”才肯放手。我想這一是說明田野做進去了，更重要的是一份友誼的締結(jié)，你有一個時時掛念的朋友。

八、傳奇的“J姐”

尤值一提的是，J姐的生命歷程頗具傳奇色彩。他自嘲為“愛心女子醫(yī)院院長”，帶著gay友做HIV檢測，陪伴他們治療性病艾滋病。他威望很高，在“50后”至“80后”的gay 圈中一呼百應。并且，他有自己的家庭和女兒（妻子知道他是同志）；他和我說過：“我是與生俱來的同志，喜歡跟同志生活，如果真有同志象我老婆一樣，我絕對跟他過一輩子。這么多年，我在同志中沒找到安全感，恰恰在女性中找到，所以我結(jié)婚了”，這種感情和親情他引以為傲。

他經(jīng)常和我在他最愛的“點兒”——BY公園走走看看，和老的小的一起挽挽花、咋咋音。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里是他的王國。他說這輩子離不開同志，自嘲說等老得走不動了，抬也把他抬到BY公園看看姐妹。

J姐受教育程度不高，他給我介紹的也都是在群落中社會經(jīng)濟地位較低的一些朋友。然而，即便我接觸不到隱藏較深的“高端”群體，只能基于“點兒”上的顯性群體做歸納性概括，但我知道我找到了最接地氣的報道人。他們無論自稱gay, 或是同志，這些舶來標簽對他們來說，“就是代號，無所謂！”這些如J姐一樣“怎么大風越狠，我心越蕩”的野生gay們，的確不適合套用西洋理論來對他們予以歸類，而這也正是需要看到的本土經(jīng)驗世界。

九、不失傳的“眼神”

和J姐在公園、廣場閑逛的時候，我總能感覺到男同群體的那種不太一樣的眼神（也稱Gaydar），那是一個包括尋找同好、表達審美、框定邊界等多種意義在內(nèi)的符號系統(tǒng)。在田野中浸淫久了，我基本可以通過眼神來準確識別公共空間中的同志。我開玩笑說，男同群體的眉宇之間總有一抹氤氳。而正是這抹化不開、道不明的氤氳，為生活世界迥然不同的“50后”至“80后”同志群體共享并津津樂道，儼然成為群體代際傳承的文化資本。

Gay的眼神立刻能識別出來。進去之后（點兒上），年代特別和諧，不用廢話，對一個眼神就O（OK）了。一個眼神玩完，完事你提褲子走，我提褲子走。（J姐）

識別完全憑眼神。我走哪你跟我走哪，你要是有感覺你就停下來，或者我主動搭訕。一個眼神就知道怎么回事，眼神和正常人不一樣，具有共同的信號，眼神都不一樣。（D姐）

骨子里，眼神里面還加入很多東西。眼神還存在。亙古不變的東西。現(xiàn)在敢主動攻擊。以前挺含蓄，還問問幾點了。現(xiàn)在玩要多少錢直接說。眼神不能失傳，現(xiàn)在被淡化了，現(xiàn)在利用視頻聊天。因為網(wǎng)絡的開通，科技進步了。（F姐）

眼神，不是學的，天生與生俱來的東西。從古至今，就是眼神認同。（B姐）

眼神一照，走到前背手給相中的人手勢，或者搖鑰匙，不敢當面，相中就一起溜達。（D姐）

你坐在那里，我看你一眼，一會兒又回頭看你，一會兒又回頭看你，然后我先走出去，你也跟出來，搭個訕借個火我們就對上了。（MT）

識別對方，最主要的是對視。擦身而過，如果感興趣的話，某個地方會吸引人，會互相回頭看一下。（YY）

識別對方，眼睛一掃就知道了。（SS）

比如到超市吧，我一眼能看出誰是不是同性戀。眼神能告訴我很多。如果對方長得好看，我會多看幾眼。如果他轉(zhuǎn)過來，我會轉(zhuǎn)移開目光。（Lang）

同志的眼神，看到漂亮女人只是看，碰見喜歡的男人是會閃光的。（Ke）

以上對于眼神的描述，就可以知道同志群體無論老少對于眼神的鐘愛。眼神是理解同性戀交往模式的關(guān)鍵詞，并且眼神是解釋人類學引用的一個經(jīng)典主題，不說虧得慌。于是，我在論文中用了整整一節(jié)來“深描”它：包括為何使用、表演者的策略、多層和多義、“前臺”和“后臺”等。

比較重要的是，男同群體倚賴城市公共空間中的公廁、公園和廣場，形成社群認同的、供圈內(nèi)人交友和娛樂的“點兒”。而在這具體可感的物理空間中，男同群體又生產(chǎn)出一套符號化的、非語言的交流方式，主要是眼神和肢體語言，表達他們私密的情感與欲望。這兩重空間既有疊合，又有不同，它們在論述中如何予以連接呢。更進一步說，意義層次的解讀如何連接到嵌入在其中的結(jié)構(gòu)性解釋，我在思考。

十、地方“行話”

除了向“80后”同志學習了“0、1”等“數(shù)字化”親密關(guān)系表達的術(shù)語外，我更感興趣的是老同志們傳遞的行話。他們稱聯(lián)系人為“掛”，稱男朋友為“鐵子”（在東北，此詞也用在異性戀中表達曖昧關(guān)系），稱同志為“拍兒”，不在“點兒”上活動的為“暗拍兒”。

2011年，我和清華師友在對北京、天津、成都、西安60歲以上老年男同的口述史研究中發(fā)現(xiàn)，不同地域?qū)@一群體有不同稱呼。比如西安叫“貨”，成都叫“幺哥”和“飄飄”（華東師大魏偉教授對此有精彩論述），北京和天津稱“兔爺兒”，民國時北京還將角色分為“上扇（1）”和“下扇（0）”等。這些稱呼如何又為何在1990年代的沈陽，甚至全國統(tǒng)一為“gay”（歐美）和同志（港臺）的，動力和機制是什么？結(jié)果又是什么？

這些豐富的地方性知識，加之老gay對于同性戀這個“偏好”的理解，以及他們?nèi)绾卧谕灾门c家庭生活之間做平衡，使得家庭空間的討論自然引入，我也在田野中繼續(xù)探究他們在制度婚邊緣，獨辟蹊徑滿足自身欲望和感情的策略性實踐。

不管是后來發(fā)現(xiàn)的婚外有“婚”、 “兩個兒子”的“婚姻”，還是男同女同形式婚姻，這里面有自愿，有不得已，有痛苦，有愧疚，有關(guān)懷，當然還有夾雜著包括對父母、對妻子的復雜情感。那么接續(xù)下來的問題就是：這些已婚同志，在主流同性戀研究中，如何歸類？屬否異類？同志群體組織和建構(gòu)家庭的方式是否也是多元的？在行為/情感/欲望的多元坐標體系下，在gay身份全球化的浪潮中，如何理解地方性的同性戀和同性戀身份。

十一、如何做“亂燉”

在馬哥和J姐，以及其他老鄉(xiāng)的幫助下，我的田野算是順利完成了。可是面對近30萬字的田野資料，并且涉及男同群體生活的各個方面，如婚姻、家庭、情感、行為、交往、娛樂等。由于當時國內(nèi)人類學界對于男同的研究基本屬于空白（只有3篇碩士論文），我對這批民族志資料左看看，又看看，丟下哪個也舍不得，可是這么多菜，怎么切、怎么燉出一道色香味俱全的菜，愁煞我也！

貴人又來了！我的同學毛燕凌給我介紹了現(xiàn)任教于英國諾丁漢大學的包宏偉老師。包老師在文化研究的視野下開展中國“酷兒同志”研究。他和我年紀相仿，理論功底十分扎實，人又超nice，在我“燉菜”的過程中給予了我很多技術(shù)支持。比如他建議我使用社會學家列斐伏爾（Lefebvre）和地理學家索亞（Soja）的空間理論作為論文的論說框架，這樣可以將全貌式的繁雜事項有邏輯地統(tǒng)一起來。

這個思路和我在田野中發(fā)現(xiàn)男同群體交往的“空間性”不謀而合。于是我把空間操作化，將男同性戀群體的生存狀態(tài)分為城市空間、家庭空間和商業(yè)空間三個方面，這樣上面提到的“點兒”上的活動和交往，男同群體的婚姻與家庭，以及未提到的爭議很大的亞流群體——男男性服務者，也就是俗稱的Money Boys（MB）都可以涵納進來。

如果說城市空間、家庭空間和商業(yè)空間是資料分類的主題編碼，那么針對每一空間的具體分析則涉及到解釋和理論化。我參照了索亞的“第三空間”理論分析，把每個空間再分為三個層次來分析，并且添加文化的解釋項，通過文化和空間的互構(gòu)推進空間分析框架。這樣就出現(xiàn)了城市空間中的符號（眼神）、家庭空間中的責任（復雜的情感和倫理）、商業(yè)空間中的“蛛網(wǎng)式結(jié)構(gòu)”（從東北始發(fā)，遍布全國大城市的隱秘同性商業(yè)性網(wǎng)絡），這些“空間實踐”中有“空間表征”的套層分析，兩相碰撞后會產(chǎn)生何種效果？

接下來我要思考的是，空間實踐和空間表征靠什么碰撞，也就是如何連接起來？我想到了表演這一男同群體應對社會文化環(huán)境的生活方式：眼神在城市空間中表演情欲，直覺性地營造情境的能力在家庭空間中表演責任等。而且頗有意思的是，男同群體將“點兒”視為釋放自我的“私”領(lǐng)域，而視“家”為扮演異性戀丈夫的“公”領(lǐng)域。

表演將兩重空間連接之后，我發(fā)現(xiàn)細碎材料解讀背后的結(jié)構(gòu)性解釋出來了：與西方倡導邊陲主體集體反抗和爭取權(quán)利的差異空間不同，沈陽“點兒”上活躍的男同群體（依據(jù)后來的調(diào)研經(jīng)驗，可以延展至其他地方）在“性”化空間的再生產(chǎn)實踐中，呈現(xiàn)的是在制度中力圖改變命運，但缺乏反抗的一種平和的主體性。

他們有自己的生活世界，有對制度的適應性轉(zhuǎn)化，有遵循歷史脈絡的強韌本土性，有共享并傳承的符號系統(tǒng)，而這一切又涵攝在地方文化的解釋域中。他們的空間是政治、文化與個體角力和調(diào)適的空間。那么在這一主導論說框架的串聯(lián)下，還可以在城市空間、家庭空間和商業(yè)空間中分別，或交叉得出不同層次的結(jié)論。

不可否認，博士論文寫作是框架化的，不求理論創(chuàng)新，但求自圓其說，順利畢業(yè)已經(jīng)謝天謝地。我在痛苦“燉菜”的過程中，幸好有幫我“長眼”，給我鼓勵的同門看著。基本上我每寫完一章，都會和他們一起討論，請他們提出修改意見。博論之交，患難之交！

十二、余音

以上就是我下田野、寫論文的簡單歷程。時間不算短，好像缺了點驚心動魄，倒也各種情意綿綿。祛魅而去，復魅而歸。結(jié)識了一些“非主流”的朋友，操作了一篇“非主流”的論文。理解生活，善待他者，反省自身，研究“開竅”，我想博士論文的意義大抵如此。

2012年，我計劃出版博士論文。由于這一題材的敏感性，有兩三家出版社的編輯在看過書稿后，遺憾表示不能接手這本書。當時，光明日報出版社的主編孫獻濤先生看過后，當場拍板出版，但要求我將調(diào)研地點以及相關(guān)場所名稱全部匿名處理，以免遭遇政治麻煩。

對于他的賞識和勇氣，我心存感激。在我整理書稿的過程中，恰逢嚴重孕吐，在有限的時間內(nèi)，痛不欲生地改稿子，這也算是一段終生難忘的“同時生倆孩子”的經(jīng)歷吧。

尤值一提的是，2012年，華東師范大學的魏偉老師也出版了他基于成都田野的專著《公開：當代成都“同志”空間的形成和變遷》。成都vs.沈陽，同志vs.直女，社會學vs.人類學，我們兩本書也形成了非常有趣的對照。好友王珺在看過我的書后，給我寫了三封信，就書中內(nèi)容給予他“文化持有者”的中肯評論。無論是魏偉老師，還是王珺，都指出我的“異性戀”機位。人類學雖然倡導“主位”視角，但用王珺的話來說：“不可能完全從主體視角來看，但可以分享。”

人類學講求“經(jīng)驗鄰近”地體量報道人與自己生活的關(guān)系，理解他們對于自我世界的看法和思想，然后反諸己身地思考本文化，甚至更多地是自我認知的改變。很感慨自己這段研究經(jīng)歷，同時也因有很多優(yōu)秀的同志學者，才讓我們基于相同的生活“事實”，可從不同視角、不同敏感點去追尋不同意義上的“真實”成為可能，這也是一種難得的“互為主體”的成長經(jīng)驗。

借石頭君的這次邀約，我又重新看了自己的論文和書。有些內(nèi)容還挺滿意，但很多內(nèi)容還真幼稚！材料真的很豐富，但如果在某些點上能挖深了，會有很精彩的結(jié)論出現(xiàn)。事實證明，亂燉做不出好菜，貪多嚼不爛。

近一兩年，我雖沒繼續(xù)我的男同研究，但這一領(lǐng)域我一直關(guān)注著。我經(jīng)常參加人大性社會學所組織的講座、工作坊和研討會，跟蹤學界最前沿的研究動態(tài)。我也給未來一個期許，因為這還算扎實的博士論文，也為我后續(xù)的沈陽男同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礎。我也希望再練練武功，回到那個熟悉而又嶄新的田野，和我的gay友們繼續(xù)耳鬢廝磨，愉快玩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