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本文由李珂女士創作，網名keke，歷史學碩士，本科畢業于河南大學，碩士畢業于白俄羅斯國立大學。曾翻譯《巨獸：工廠與現代世界的形成》、《鉆石黃金與戰爭：大英帝國、布爾人與現代南非的形成》等書，文章見于鍵睿智庫、環球時報、青年參考等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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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庸醫安德魯·韋克菲爾德（Andrew Wakefield）發起了一場反疫苗運動，引發了一場自 20 世紀 80 年代以來最嚴重的公共衛生危機。

像追獵吸血鬼的獵人一樣，記者布萊恩·迪爾（Brian Deer）也陷入了一場長達20年的追獵，至今未曾停歇。而這個過程中，越來越多的真相浮出水面，包括兩度出任美國總統的特朗普……

無獨有偶，德國軍官雷默曾在1944年破獲了一起巨大的陰謀，挽德國于狂瀾既倒。但是，他投入一場53年的追獵，直到在1997年去世時，仍然未能弄清全部真相。

[英]布萊恩·迪爾，林曉欽 譯，《欺騙世界的醫生:“反疫苗運動之父” 與一場跨越世紀的醫學騙局》，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萬有引力書系，2024年

一 吸血鬼獵人

德國音樂劇《德古拉》里，吸血鬼獵人范海辛唱道：“時光靜靜逝去，春去秋來，所有事物于我如過眼煙云……為了創造了一個更好的世界，我終生活在危險中。”

為了提高自己的身體機能，贏得與德古拉的決戰，范海辛不惜注射狼人血清，把自己也改造成了異類。

英國記者布萊恩·迪爾在2017年出版的《欺騙世界的醫生:“反疫苗運動之父” 與一場跨越世紀的醫學騙局》一書里記述了自己13年來揭露醫學騙子安德魯·韋克菲爾德的經歷。

他在倫敦的《星期日泰晤士報》（Sunday Times）斷斷續續地跟進韋克菲爾德的消息，憑借對他的調查獲得國家級新聞獎，甚至拿到了一個榮譽博士學位。

他寫道：“我已經變身吸血鬼獵人范海辛，而我們的主角韋克菲爾德則是從墳墓中爬出的德古拉伯爵。”

令他氣惱的是，韋克菲爾德并未淡出公眾視野，反而在2017年1月20日出現在沃爾特·華盛頓會議中心的二樓，參加了新任總統特朗普的就職舞會。

2024年，特朗普再次當選總統，據BBC在11月15日報道，羅伯特·肯尼迪被特朗普總統提名為下一任美國衛生部長，并將核實關于衛生政策的觀點。

2025年1月31日，布萊恩·迪爾在《即刻民主》上抨擊羅伯特·肯尼迪，稱他仍然袒護聲名狼藉的反疫苗人士安德魯·韋克菲爾德，并且發起公眾籌款，誓要與反民主和反智勢力血戰到底。

迪爾憤怒地寫道：韋克菲爾德原本混跡于英國。在過去，他只是無名小卒，任職于一所三流醫院及其附屬醫學院，也沒給任何病人看過病。他曾經在實驗室擔任胃腸病研究人員，也接受過外科訓練，但最恰當的介紹其實是“他不是什么”。他不是病毒學家、免疫學家或者流行病學家；他不是神經學家、心理學家或者心理治療師；他更不是兒科醫生或者臨床醫生。1998 年 2 月，當時他在頂級的醫學雜志《柳葉刀》（The Lancet）上發表了一篇報告，或者說“論文”。一開始，他的目標只有一個，那就是麻腮風三聯疫苗（MMR）。

韋克菲爾德主張，接種這種疫苗就是“退化型”自閉癥（可導致嬰兒失去語言能力和肢體功能）發病率上升的原因。“患者將不得不生活在自己的無聲世界里，無法與外界交流。”他這樣警告。

最終，他將目標瞄向了從乙型肝炎疫苗到人乳頭瘤病毒疫苗的所有疫苗。果不其然，韋克菲爾德的說法在英國掀起了一場恐慌，并引起兒童疫苗接種率急劇下降

站在反疫苗海報后的韋克菲爾德

這段描述與筆者的戲作《討逆賊瓦西里檄文》有相似之處：“偽瓦西里公爵者，本非忠良，性實卑劣。其先祖昔充女皇下陳，曾以男寵入侍。老賊猥狎邪僻，聲色犬馬，潛隱歐亞之私，陰圖入關之學……翁婿二人，攜炸彈加害元首及文武眾臣，調白俄哥薩克屠戮柏林百姓。……嗚呼！老鼠上桌，欲效布魯圖斯刺凱撒之事，而世間焉有羅馬？銅球落地，知拜占庭祚之將盡；香水烤鵝，識第三帝國之衰亡！”

白俄僑民領袖瓦西里大公曾勾結納粹入侵蘇聯，當德軍敗相顯露之時，他又設法參與720事件，利用自己的干女婿刺殺希特勒。

他的女兒瑪麗（蜜絲）在三度改編的《柏林記憶》里寫道：“1943年8月18日，我們在湖里裸泳……有時候跟父母相處也很困難，因為他們完全不能體諒我，或許因為他們一無所知，又心生懷疑吧，所以總是替我擔憂，逼我多說。但我沒告訴他們什么，因此更令他們生氣；惡性循環！”瑪麗（蜜絲）假裝父親對720事件并不知情意，在撇清干系。但是，退潮之后，才知道誰在裸泳。

瓦西里大公在1944年7月19日巡視了柏林城外的白俄哥薩克（偽軍）村，因次日炸彈未能炸死希特勒而作罷。后來他的兒子喬治在蘇聯繪聲繪色的講過一個故事：白俄哥薩克偽軍中有一個黑海樂團，計劃趁德國男女老少觀看表演時，下達暗號，把臺下的觀眾殺戮殆盡。

這個故事足以令德國人毛骨悚然，更不要說白俄貴族還打算在720事件后逆練“女武神計劃”，煽動東方勞工起事了。那些天真的720政變者殺死了希特勒，反而會將德國陷入更大的危機當中。

螳螂捕蟬黃雀在后，施陶芬伯格一心想在政變成功后掌權，會見了德國社會民主黨和柏林的康米地下黨。不過，政變如果真的成功，德國的國境線恐怕就不是奧德河，而是易北河，而瓦西里大公從蘇聯領的勛章，不再是弗拉基米爾二級，而要榮升一級了。

陰謀越復雜越容易出現漏洞。施陶芬伯格假傳圣旨，宣稱元首已死，并下令逮捕“叛亂”的戈培爾等納粹高官。

《柏林記憶》里寫道：“貝克與施陶芬貝格不斷催促各指揮部，卻沒有結果。……克拉普尼茲學校的坦克車已開到又開走了；主要廣播電臺被占領之后又被棄守；警備營開始接管，政府機關卻半途而廢。”

國防軍少校奧托·雷默（Otto Remer,）奉命去逮捕戈培爾，卻發現元首未死，戈培爾也未叛亂，施陶芬伯格才是在叛亂，于是臨陣倒戈，掉頭去逮捕720分子。在隨后的宣傳中，雷默被納粹挑選出來，奉為力挽狂瀾的英雄。 1944年7月28日，《大德意志廣播報》播出了對雷默的采訪，并援引戈培爾的話說：“雷默少校為迅速鎮壓那些忘記誓言和忠誠的軍官集團的反國家活動做出了巨大貢獻。 ”

720事件后雷默接受電臺采訪

雷默被破格提拔為上校，后來又成為國防軍最年輕的將軍之一。從1944年9月起，雷默被任命為為東普魯士狼穴的作戰指揮官。

1944年11月，他接任元首護衛旅（Führer begleit brigade）(FBB)旅長，率領該旅參加了阿登反擊戰。1945年1月下旬，32歲的他被任命為少將。

1945年3月8日，元首護衛旅參與了奪回勞班（Laubans）的行動，這是國防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最后成功的行動之一，該行動被戈培爾廣泛用于宣傳目的。但是，雷默的部隊還是在4月份在施普倫貝格（Spremberg）地區被蘇軍擊敗。

雷默的人生軌跡和世界觀都隨之改變。像許多德國軍官一樣，他相信刀刺在背的神話，最后一次勝利更讓他對德軍的戰斗力深信不疑。他認為，德軍本來可以取勝，只是被陰謀家和叛徒陷害才導致失敗。

二 反智主義的幽靈

二戰之后，出于反納粹的需要，美軍在德國占領區重用720事件的參與者，如隆美爾的參謀長漢斯·斯派達爾（Hans Speidel）。

雖然連累長官服毒自殺，他卻成為西德歷史上首位晉升為上將的軍官，在1957~1963年間擔任北約駐中歐陸軍總司令。

而馮·施陶芬貝格的遺孀妮娜常常在班貝格的住宅里招待駐德美軍，“特別致力于德國人和駐德美軍的共存”，還為長子伯特霍爾德·馮·施陶芬貝格（Berthold von Stauffenberg）謀得了聯邦德國國防軍少將的職位。

美國人對施陶芬伯格的長子十分器重，讓他服役38年，成為合同制盛行的聯邦國防軍里最年長的軍官，還任命他為南部地區（美國占領區）司令部司令，在1994年方才退休。

瓦西里大公的女兒塔蒂阿娜和瑪麗也向美軍大獻殷勤，蹭720事件的熱度，大吃死難者的人血饅頭。瑪麗嫁給了美軍上尉，而塔蒂阿娜的丈夫保羅·馮·梅特涅是納粹軍官，遭遇了妻子的背叛后憤然前往西班牙。

后來，瓦西里大公的兒子喬治為了討好蘇聯第一夫人賴莎，將瑪麗（蜜絲）的日記三度改編成《柏林日記》，宣稱他們這些白俄貴族并非賣國求榮、見風使舵之徒，而是“反法西斯斗士”。

蘇聯《十月》雜志主編柯切托夫和美國耶魯大學教授特納，不約而同地對他進行打假。納粹軍官的感覺更是像吃了蒼蠅一樣——早在納粹德國時期，他們就見識了這些沙俄遺老遺少的荒淫無恥，沙俄不滅亡簡直天理難容，如今三觀再次被刷新——“高貴的白俄貴族”反法西斯，是在床上跟納粹戰斗嗎？

惡搞漫畫《瓦西里大公罪惡的一生》

從盟軍的戰俘營被釋放后，復仇心切的雷默便投身于西德的政治活動。1950 年，他成立了一個政治組織，即社會主義帝國黨（der Sozialistischen Reichspartei (SRP)），該黨因發表煽動性政治言論，于1952年被迅速取締，但在此之前，它已經聚集了36萬名來自下薩克森州和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州的支持者，并在州議會中贏得了16個席位。社會主義帝國黨還贏得了不來梅自由漢薩市議會的8個席位。

社會主義帝國黨于1952年10月被列為違憲，并被禁止。之后，聯邦政府申請根據《基本法》第十八條，試圖剝奪雷默的言論自由、集會自由和結社自由以及選舉權和候選人權等基本權利，但在1960年7月25日被聯邦憲法法院駁回。

取締社會主義帝國黨后，西德政府又對雷默下了逮捕令，指控他積極參與重建新納粹政治運動。他在法貝爾-卡斯特爾（Faber-Castell）伯爵夫人的小屋里躲了一段時間，隨后逃往埃及。

在那里，他擔任總統納賽爾的顧問，并與其他僑居國外的德國人一起幫助阿拉伯國家發展武裝部隊。1956 年，據報道雷默在敘利亞大馬士革從事軍火貿易，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也是他的客戶之一。

雷默還與約翰·馮·萊爾斯（Johann von Leers）相識。約翰·馮·萊爾斯是一名黨衛軍軍官，二戰后流亡阿根廷，后來被巴勒斯坦領導人哈吉·阿明·侯賽尼（Haj Amin al-Husseini）說服移居埃及。

在埃及，他皈依伊斯蘭教，改名為奧馬爾·阿明（Omar Amin），并成為埃及新聞部的政治顧問，后來又成為埃及納賽爾總統反“以色列”的宣傳部門負責人。

萊爾斯于 1965年3月5日在埃及去世，享年63歲，遺體由埃及政府出資運回德國，并舉行了伊斯蘭教的葬禮。

對雷默來說，任何以色列的敵人都是他的朋友，尤其是當可以獲利的時候。他聲稱曾為西德公司和巴解組織促成過幾筆商業交易，但雷默否認他還為巴解組織安排過武器運輸。

他甚至不介意與東德合作，即使他們德國右翼普遍敵視東德的意識形態，視為蘇聯的“傀儡政權”。

20 世紀 80 年代，他回到西德，再次參與政治，成立了一個名為“德國自由運動”(G.F.M.) 的組織，該組織主張東德和西德統一，并促使北約軍隊撤出西德領土。

三 凝視深淵

《獄中筆記封面》-“我們最好的時光被留在第三帝國”

網絡小說《獄中筆記》中，曾描寫了一個名叫海因茨·加蘭的德軍軍官。他大學畢業后一心想要報效國家，卻發現這個國家像一艘到處漏水的船，高層各懷鬼胎。

他四處“堵窟窿”，破獲了反希特勒的陰謀，又促成了阿登反擊戰，戰敗后被判處無期徒刑。他假意投靠中情局，卻試圖煽動美蘇兩國開戰，試圖讓東西德合并，事情敗露后被摩薩德特工追殺，一路開車跌下懸崖。

據作者說，他的名字原型來自德國空軍飛行員阿道夫·加蘭德和裝甲指揮官海因茨·馮·威斯特哈根（關于他的故事，可詳看本號之前發表的：）。但是，他與雷默的真實事跡更為相似。

他們與美國作對，與蘇聯作對，與西德作對，與東德作對，與以色列作對，與所有人作對，只為了心目中的那個德國。

阿道夫·加蘭德

威斯特哈根（右）

雷默在多起法庭案件中被定罪，例如：1951年，維爾登（Verden）地區法院判處他四個月監禁，罪名是誹謗公眾人物（聯邦總理和部長）。

1952年，布倫瑞克地區法院以誹謗罪和誹謗死者記憶罪判處他三個月監禁，他通過逃亡國外的方式逃脫了監禁。

1985年，考夫博伊倫（Kaufbeuren）地方法院以“誹謗罪和誹謗死者記憶罪”判處雷默每天50馬克的罰款，因為他散發了一份侮辱“720抵抗戰士”的傳單。

1986年，肯普滕（Kempten）地區法院因“誹謗和詆毀死者的記憶”而判處他三個月緩刑。

1991 年至 1994 年，雷默出版了一份名為《雷默快訊》（Remer-Depesche）的政治通訊，傳達了他的政治觀點，其內容引發了一場法庭訴訟，1992年10月，他因撰寫和發表一系列文章煽動種族仇恨而被判處22個月監禁，這些文章聲稱猶太大屠殺是一個神話，是美國和以色列盤剝德國的借口，德國為此已經付出了1000億美元之多。

1994年2月，他逃往西班牙以避免入獄。西班牙高等法院駁回了德國政府提出的將雷默引渡回德國的請求，稱他沒有犯下任何違反西班牙法律的罪行。雷默于1997年10月5日在西班牙南部的馬貝拉（Malaga）因自然原因去世，享年85歲。他的骨灰被埋葬在德國一個秘密地點。

雷默夫人安妮莉絲·雷默-海普克，2017年才去世，與雷默合葬

小說中的海因茨·加蘭是一個單身漢，生活十分苦行僧。與之不同的是，雷默頗有異性緣，他的妻子安妮莉絲·雷默-海普克（Anneliese Remer-Heipke）最初在德國巴伐利亞州的巴特基辛根（Bad Kissingen）經營以他們兩人名字命名的雷默-海普克（Verlag Remer-Heipke）出版社，后來在西班牙經營同名出版社。能夠養活兩家出版社，證明雷默的言論有一定的市場。

該出版社除了雷默的書外，還出版了佛羅倫薩·羅斯特·范·托寧根（Florentine Rost van Tonningen）和伯格（J. G. Burg）等右翼人士的書。

出于意識形態的盲目性，更出于對德國不得不向以色列提供援助的不滿，他們都或多或少地否認猶太大屠殺存在，納粹德國的武力擴張并非侵略，而是自衛。但是他們不愿意承認自己利欲熏心，才被白俄騙子詐騙，更不愿意承認德國精英一葉障目，忽視底層人民的訴求，將革命運動一概視為蘇聯或猶太人的陰謀，進而鑄成大錯。

記者布萊恩·迪爾在《欺騙世界的醫生》里寫道：

“老實說，我一直都不關心韋克菲爾德。我從來沒有主動要求去調查他，對他的調查也沒有讓我獲得任何樂趣。

長久以來，我都渴望找到一個出口，早點擺脫他。如果我們長久關注的事物會影響我們的心智，誰會愿意將多年光陰花在韋克菲爾德的身上？

但是，一旦韋克菲爾德到法院起訴我，借此掩飾他的行為，我就別無選擇，只能繼續追查他。……

我的責任是質疑，如果這種質疑意味著我要一直挖掘到讓韋克菲爾德的老巢崩塌，那就來吧！許多比我更優秀的記者都為了找出無人知曉的真相而獻出了自己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