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貝殼聯合創始人、董事長、首席執行官彭永東和聯合創始人兼執行董事單一剛因為天價薪酬的輿論風波火了。

4月17日，貝殼（02423.HK）發布2024年年報，其中披露的公司高管薪酬情況顯示，貝殼聯合創始人、董事會主席、執行董事兼首席執行官彭永東2024年薪酬總額為4.00708億元，貝殼聯合創始人兼執行董事單一剛薪酬總額為2.99485億元。

貝殼董事長彭永東（左）與執行董事單一剛（右）

雖然相比2023年兩人的薪酬7.13057億和5.29265億，2024年已經有了大幅下降，但這份數億的薪資表還是驚呆了一眾打工人——合著打工還能賺到這么多錢啊？

2021年，在貝殼網創始人左暉去世，當年彭永東的薪酬為847.8萬元。2022年，彭永東的薪酬就增長到了4.75億，2023年更是高達7.13億。

單一剛的薪酬也從2021年的685.3萬元漲至2022年的3.55億元，2023年為5.2億。

身陷潑天的輿論風波之下，4月17日，貝殼董事會主席、首席執行官及控股股東彭永東宣布擬捐出900萬股A類普通股。以當日收盤價51.95港元/股計算，對應捐贈金額4.68億港元（約合人民幣4.40億元），相當于把他個人2024年的年薪（含股權收益，下同）全捐了，還倒貼4000萬元。

這是貝殼上市以來最大單筆高管捐贈，也是貝殼對此次年薪輿情的緊急應對。

公告顯示，這筆捐贈，在承擔相應的納稅義務后，50%的稅后資金將用于居住行業服務者及其家庭成員的醫療健康福利，50%的稅后資金將用于應屆畢業生等租客群體的租房幫扶。而前者，正是以貝殼公司最大主體人員為代表的地產服務人員。

房地產中介高管的高薪疑云？

事實上，在公眾眼中，如金融、房地產、互聯網、游戲等行業確實有著天然的高薪屬性。但即便如此，隨著這幾年的經濟震蕩，以往的高薪行業最近都有不同程度的調整。更何況地產中介行業并不在傳統認知的高薪行業之內，拿著3000底薪的中介底層員工比比皆是。更別提部門裁撤，員工優化，高管降薪……的大環境了。

相比之下，“貝殼高管7億年薪”的話題確實足夠刺激公眾神經。

這個數字有多夸張？相當于萬科的郁亮巔峰時期年薪的70倍（郁亮早已主動將年薪降至33.6萬元），是碧桂園總裁莫斌2024年薪酬的116倍，甚至超過了龍湖、華潤置地等房企CEO五年薪酬的總和。

更魔幻的是，這一切發生在房地產行業深度調整的2023年——當年全國商品房銷售額同比下降13.4%，二手房交易量萎縮18.7%的背景下，貝殼高管薪酬卻逆勢沖上云霄，猶如一記響亮的耳光打在風雨飄搖的地產行業臉上。

拆解貝殼的薪酬結構，會發現這出"天價年薪"的戲劇本質上是會計魔術的產物。

2023年彭永東7.13億元薪酬中，有6.87億元是股權激勵費用，采用直線法攤銷的會計準則，將上市時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成本平攤到各年度。簡單來說，這不是真金白銀的現金收入，而是為了滿足港交所同股不同權公司"經濟利益占比不低于10%"要求的賬面處理。某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合伙人解釋："就像買房貸款1000萬，雖然當下沒掏現金，但會計上要確認負債，貝殼的股權激勵也是這個邏輯。"

但即便剔除股權激勵的水分，貝殼高管的現金報酬依然令人咋舌。2024年彭永東4億元的薪酬中，基礎薪金加績效獎金仍高達3200萬元，是萬科郁亮同期薪酬的95倍。更值得玩味的是薪酬與業績的背離——2024年貝殼凈利潤下滑30.8%，兩位高管的薪酬卻仍瓜分了公司7億元利潤，占比高達17.2%。這種"旱澇保收"的薪酬機制，讓某券商地產分析師忍不住吐槽："貝殼的薪酬委員會怕是活在平行宇宙，行業寒冬還能開出盛夏的價碼。"

回溯貝殼上市五年來的財務軌跡，這種薪酬設計的矛盾性更為凸顯。2020-2024年間，公司經歷了從盈利27.8億到連虧兩年，再到2023年暴增58.9億的過山車行情。如果把時間線拉長，五位創始人及高管團隊在這五年累計拿走超40億元報酬，相當于同期凈利潤的37%。對比同樣采用同股不同權架構的美團，王興等高管五年薪酬總和僅占凈利潤的3.2%，這種差異足以讓投資者撓頭。難怪有股民在社交平臺調侃："左暉遺志'做難而正確的事'，現在看最正確的事就是給高管發錢。"

深層問題在于貝殼特殊的治理結構。作為中國少有的采用AB股架構的房產服務平臺，彭永東等管理層通過超級投票權掌控公司決策，而薪酬方案恰恰由這些既得利益者自己制定。2024年股東大會上，盡管有小股東質疑"薪酬與業績不匹配"，但憑借B類股1:10的投票權優勢，相關議案仍以98.7%贊成率高票通過。這種"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的機制，某PE基金合伙人直言："本質上是用小股東的錢，給管理層發超額獎金。"

橫向對比行業，貝殼的薪酬體系更像是個異類。國際同行Zillow的CEO去年總薪酬折合人民幣約4200萬元，僅為彭永東的5.9%；國內房產中介龍頭我愛我家高管團隊年薪總和不足2000萬元。就連以高薪著稱的互聯網巨頭，騰訊總裁劉熾平2023年薪酬也"僅"為3.55億元，且需與股價表現嚴格掛鉤。反觀貝殼，即便在2021-2022年累計虧損19億元時，高管薪酬仍維持在億元級別，這種"虧公司不虧個人"的模式，著實挑戰商業常識。

薪酬爭議的背后，也是貝殼商業模式轉型的陣痛。隨著新房代理業務占比從2020年的53%降至2024年的32%，公司試圖講"科技賦能"的新故事，但研發投入卻始終徘徊在營收的3%左右，不及薪酬支出的零頭。更尷尬的是，其引以為傲的ACN經紀人合作網絡，正被越來越高的平臺傭金抽成反噬——2024年貝殼平臺傭金率升至2.6%，而同行普遍維持在1.5%-2%。某區域房產經紀公司老板抱怨："現在每賣一套房，貝殼要抽走近半傭金，我們簡直在給平臺打工。"

這場薪酬風暴或許預示著更嚴峻的挑戰。隨著住建部"中介費不得超過當地社平工資三倍"的新規醞釀，貝殼高傭金模式面臨政策風險；而抖音、快手等流量平臺切入房產賽道，更將重構行業生態。當資本市場開始用腳投票——貝殼美股股價已從高點下跌68%，或許管理層該重新思考：天價薪酬究竟是激勵創新的催化劑，還是透支未來的麻醉劑？畢竟在商業世界，從來沒有哪家公司能靠給高管發錢發成偉大企業。

急捐4.4億能否挽回輿論？

一開始，貝殼高管的年薪其實和別的房企沒什么兩樣。

時間倒回2021年，剛接任董事長的彭永東年薪847.8萬元，與萬科郁亮、龍湖吳亞軍等地產大佬尚在同一個數量級。但轉折發生在2022年5月——隨著貝殼登陸港交所，這位CEO的薪酬瞬間從百萬級躍升至億級，2023年更是沖上7.13億元的驚人高度。

這種薪酬躍遷的幅度，堪比比特幣的暴漲行情，讓傳統房企高管們看得目瞪口呆。當房地產行業陷入集體降薪潮時，貝殼高管的薪酬曲線卻畫出了一道令人瞠目的拋物線。

拆解這份"天價薪酬"的構成，會發現其核心引擎是7182萬股限制性股票。根據港交所披露，這些股份自2022年起分五年解禁，采用直線法攤銷計入薪酬費用。這就好比把一整塊金磚切成五份，每年往財報里放一份，雖然實際到手要等解禁，但會計上已經算作當年收入。

某港股上市公司CFO解釋："這種記賬方式就像買房按揭，雖然房本還沒到手，但負債已經體現在資產負債表上。"不過貝殼始終未明確回應關鍵問題——這些賬面薪酬是否真能全額變現？畢竟在當下低迷的港股市場，解禁時股價可能已面目全非。

即便剔除股權激勵的水分，貝殼高管的現金報酬依然堪稱行業"天花板"。2024年彭永東1176.6萬元的基礎薪酬，是萬科郁亮同期33.6萬元的35倍，比華潤置地總裁李欣的802萬元還高出47%。更耐人尋味的是薪酬與業績的背離——2024年貝殼凈利潤下滑30.8%，但高管薪酬包仍高達7億元，相當于每天從公司賬上劃走192萬元。某私募基金經理調侃道："這哪是職業經理人，分明是點石成金的煉金術士。"

4月17日的捐贈公告像是一場精心設計的危機公關。

彭永東宣布捐出900萬股（時值4.4億元）用于行業公益，相當于把2024年賬面薪酬全數奉還。但細看持股結構會發現，捐贈后他仍持有1.74億股，按當前股價計算價值85億元人民幣。這種"捐零錢留本金"的操作，某財經評論員犀利指出："就像把利息捐了，本金還牢牢攥在手里，既賺了名聲，又保了實利。"更何況捐贈對象選擇頗具深意——幫扶中介服務者和租房群體，恰恰是貝殼業務鏈的核心參與者。

貝殼特殊的AB股架構，為這場薪酬盛宴提供了制度溫床。彭永東通過B類股掌握22.8%的投票權，而持股僅占5.1%，這種"小股控盤"的模式讓其既能決定自己的薪酬方案，又不必擔心小股東反對。2023年股東大會上，薪酬議案以98.7%的贊成率通過，反對票主要來自被迫跟投的機構投資者。某QFII基金經理抱怨："我們投反對票就像往大海里扔石子，連水花都濺不起來。"

橫向對比國際同行，這種薪酬結構更顯突兀。美國房產平臺Zillow的CEO去年總薪酬約合4200萬元人民幣，僅為彭永東現金報酬的3.6%；英國房產中介龍頭Rightmove高管團隊年薪總和不足2000萬元。即便是采用同股不同權架構的科技公司，Meta扎克伯格近五年年均薪酬也"僅"為1.8億美元，且全部來自股權增值而非固定薪酬。反觀貝殼，即便在2022年虧損13.9億元時，高管薪酬仍維持在8.3億元高位，這種"虧公司不虧個人"的機制，著實挑戰商業倫理底線。

這場薪酬爭議背后，是貝殼商業模式的深層焦慮。隨著新房代理業務占比從53%降至32%，公司急需向資本市場證明轉型決心。但2024年財報顯示，其研發投入僅占營收2.7%，遠低于薪酬支出的7.5%。更嚴峻的是，平臺傭金率已升至2.6%，引發中介群體強烈反彈。某二線城市房產經紀坦言："現在每單交易，貝殼要抽走40%-50%的傭金，我們都在考慮轉投本地平臺。"

或許貝殼管理層該重溫左暉的箴言："做難而正確的事。"當行業進入深度調整期，真正的領導力不該體現在薪酬數字的膨脹上，而應反映在商業模式的重構中。畢竟在商業史上，從來沒有哪家偉大公司是靠給高管發天價薪酬鑄就的。

眼下港股投資者已用腳投票——貝殼股價較2021年高點下跌68%，這或許比任何道德譴責都更具警示意義。

創始人離世、業務一家獨大，爭議卻越來越多

貝殼的前身是鏈家。2001年，左暉在北京安貞橋下開出第一家鏈家門店。那間30平米的鏈家小店，如今已經是掌控中國房地產交易3.35萬億流水的超級平臺，貝殼24年的發家史堪稱一部中國房產中介的進化史詩。

左暉創辦鏈家時，北京二手房交易量還不足10萬套；到2024年，貝殼平臺上51,573家門店、近50萬經紀人的龐大規模，已經讓它成為事實上的行業基礎設施——每10套新房交易中就有1套經其手，這個滲透率甚至超過美國Zillow在其本土市場的表現。

貝殼的崛起密碼藏在兩次關鍵轉型中。

2011年北京限購令下，當中小中介紛紛關店時，鏈家卻逆勢推出"真房源"承諾，用犧牲短期利益換來了36.5%的市場份額。這場豪賭的成功，為2015年那場橫掃六大城市的并購狂潮埋下伏筆——通過吞并各地龍頭中介，鏈家完成了從區域品牌到全國霸主的蛻變。

真正改變游戲規則的，是2018年貝殼平臺的橫空出世。

這個打著"ACN合作網絡"旗號的行業操作系統，本質上重構了房產交易的分配邏輯：經紀人貢獻房源、帶看、簽約等不同環節勞動，都能從總傭金中分一杯羹。截至2024年，這個系統每月為50萬經紀人創造6,185元人均收入，雖然聽起來不多，但比傳統中介"開單吃半年"的不穩定狀態已是巨大進步。

不過，這套看似完美的商業模式，正在遭遇越來越強烈的反彈。翻開貝殼2024年財報，3.35萬億總交易額背后，藏著兩條危險的曲線：新房業務交易額同比下降3.3%，而存量房業務卻增長10.8%。這種分化暴露出貝殼的命門——當開發商集體過冬時，它正把盈利壓力轉嫁給二手房市場。廣東某貝殼加盟商提供的賬單顯示，15萬元傭金收入中，平臺抽走7.8%，經紀人分走73%，最后落到店東手里的只有11%，利潤率薄得像張紙。這種"平臺吃肉、中介喝湯"的分配機制，正在催生越來越多的離心力。

傭金戰爭的硝煙已經彌漫到新房戰場。多位房企營銷總向記者吐槽，貝殼在某些區域的新房渠道傭金已飆升至10%，相當于每賣一套300萬的房子，開發商要支付30萬中介費。更絕的是其"二選一"策略——要么接受高傭金+快結賬的條款，要么等著房源在平臺上"消失"。某TOP20房企營銷副總裁苦笑道："現在搞全民營銷不是創新，是被逼出來的自救，畢竟給老業主3%的推薦費，也比給貝殼5%強。"這種強勢做派，讓貝殼在開發商那里的口碑，正從"救命稻草"變成"價格屠夫"。

C端消費者的怨氣也在積聚。黑貓投訴上1200多條投訴中，"好房好贊"服務是重災區——這套標價1%房費的優先推廣套餐，被不少賣家質疑是"變相收費"。更魔幻的是貸款服務費、裝修捆綁銷售等衍生業務，讓本已承受3%傭金的買賣雙方雪上加霜。北京朝陽區一位購房者的遭遇頗具代表性："簽完合同才被告知要額外支付0.5%的貸款服務費，經紀人理直氣壯說'行業都這樣'。"這種強硬的服務態度，與左暉當年"做難而正確的事"的初心已相去甚遠。

最尖銳的矛盾還是那個天文數字般的薪酬對比。2024年彭永東4億元年薪，相當于其平臺經紀人平均收入的5,399倍。這個倍數是什么概念？對比蘋果公司，庫克年薪是普通員工1,447倍；特斯拉更夸張，馬斯克是0元年薪。雖然貝殼解釋其中3.89億是股權激勵費用，但基礎薪酬1,176萬元，仍是經紀人年均收入的158倍。某互聯網平臺CEO的評價一針見血："當平臺創造者與平臺勞動者的收入差距突破某個臨界點，所謂的生態共贏就成了笑話。"

眼下貝殼正站在十字路口。隨著住建部醞釀"中介費限價"新規，抖音、快手等流量平臺切入房產賽道，其護城河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或許該重溫左暉在2017年的內部講話："我們掙的錢，應該是幫消費者省下的錢，而不是從他們身上多賺的錢。"當50萬經紀人的生存空間被不斷擠壓，當3%的傭金成為購房者不能承受之重，這個房產交易巨頭是時候重新思考：壟斷市場的終極目的，究竟是成就一個更好的行業，還是僅僅為了堆砌又一份靚麗的財報？畢竟在商業世界，從來沒有哪家公司能靠壓榨生態伙伴成就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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