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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從它的一種形式向另一種形式的轉變是通過國內戰爭完成的。革命的偉大階段，也就是政權轉到新階級或新階層手里的階段，在這里與代表機關的輪替周期根本不是同步的，這些機關總是跟在革命進程的后面亦步亦趨，就像是跟在革命后面的影子。無套褲漢的革命獨裁到頭來還是與國民公會的獨裁合流了。可這是怎樣的國民公會呢？

這是用恐怖手腕肅清了昨天還在其中占優勢地位的吉倫特派的國民公會，是殘缺不全的、卻又適應新的社會力量統治的國民公會。在四年時間內，法國革命就這樣沿著兩個政權并存的臺階不斷走向自己的頂點。從熱月9日起，它又重新沿著兩個政權并存的臺階開始往下走。而且每次下行之前都重新爆發內戰，就像以前它伴隨著每次上升一樣。新社會就是這樣不斷尋找新的力量平衡。

既同拉斯普京的官僚斗爭，又同他們共事的俄國資產階級在戰爭時期極大地鞏固了自己的政治地位。利用沙皇制度的失敗，它通過地方自治聯合會、市政聯盟和軍事—工業委員會把強大的勢力集中到了自己的手里，它獨立地支配著龐大的國家資源，實質上它已經成了一個平行的政府。戰爭時期令沙皇的大臣們擔憂的是李沃夫公爵為軍隊提供補給，讓士兵吃飽，給他們治病，甚至為他們設立理發館。

新階級

“必須結束這種現象，要么就把全部權力交到他手里。”早在1915年，大臣克里沃舍因就這樣說過。他沒有想到，一年半以后李沃夫得到了“全部權力”，只不過不是從沙皇手中，而是從克倫斯基、齊赫澤和蘇哈諾夫手中得到的。可是在此事完結后的第二天，新的兩個政權并存的局面就出現了：與昨天自由主義的準政府、今天形式上合法的政府并列，一個非正式的、然而更加有效的、以蘇維埃為代表的勞動群眾的政府誕生了。

從這個時候起，俄國革命開始成長為具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重大事件。然而，二月革命的特殊性體現在哪里呢？在17世紀和18世紀的事件中，兩個政權并存每一次都是斗爭的自然階段，這些階段都是暫時的力量對比強加給斗爭參加者的。其實這當中的每一方都力求用自己的統一政權取代兩個政權并存的局面。在1917年革命過程中我們看到，民主派官方是怎樣自覺和故意造成兩個政權并存的，以及怎樣竭力拒絕政權轉到他們自己手中的。

乍看起來，兩個政權并存的局面不是由于各階級爭奪政權的斗爭而造成的，而是由于一個階級友善地把政權“讓給”另一個階級的結果。既然俄國“民主派”力圖要擺脫兩個政權，那么他們認為這就等于自己要推開政權。我們恰恰是把這種情況稱作二月革命的離奇現象。也許只有在1848年德國資產階級對君主制做出的行為中可以找到一些類似情況。不過兩者也并非完全相似。

德國資產階級固然無論如何也要在妥協的基礎上同君主制分享政權，可是，盡管資產階級掌握在手中的政權是不完整的，卻絕不會把政權整個兒地讓給君主制。“普魯士資產階級徒有其名地掌握了政權，它絲毫也不懷疑，舊國家的各種力量都已毫無二心地情愿受它支配了，所有這些力量統統都死心塌地地迷信資產階級本身的萬能了。”（馬克思和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129頁）1917年的俄國民主派從革命一開始便擁有了全部政權，他們追求的不是單純與資產階級分享政權，而是把國家整個地交給它。

這大概意味著在20世紀前期，俄國官方民主派政治上達到了比19世紀中葉德國自由主義資產階級還要腐朽的程度。這完全是合乎規律的，因為數十年來占據著手工業者克倫威爾和無套褲漢羅伯斯庇爾地位的無產階級掀起了高潮，而民主派代表著這個高潮的反面。如果更深入地觀察問題，那么便可以看出臨時政府與蘇維埃執行委員會這兩個政權都具有純粹被動反應的性質。有資格希望得到新政權的只能是無產階級。

妥協分子覺得依靠工人和士兵沒有把握，于是被迫對沙皇和先知保持騎墻態度。自由主義者和民主主義者的兩個政權并存僅僅是反映了暫時還是潛在的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兩個政權。當布爾什維克排擠了身居蘇維埃上層的妥協分子的時候（這是幾個月以后的事），潛在的兩個政權于是浮出了水面，而這將是十月革命的前夜。迄至此刻，革命一直生活在政治被動反應的世界里。通過社會主義知識分子長篇說教的折射，兩個政權并存從階級斗爭的一個階段演變成了一種起調節作用的思想。

問鼎政權

正是這個緣故，他把自己擺在了理論激辯的中心位置。什么都不會白白流逝消逝。二月兩個政權的被動反應性質讓我們更進一步認清了那些歷史階段，那時兩個政權是作為兩種制度斗爭過程中的熱鬧插曲而出現的。于是，反射出來的微弱月光有可能得出有關太陽光的重要結論。同以往革命中的城市民眾相比，俄國無產階級要成熟得多，俄國革命的根本特性就包含在這高度成熟性當中。

它一開始便催生了半虛幻的兩個政權的離奇現象，后來又阻止了現實的兩個政權得到有利于資產階級的解決，因為問題是明擺著的：要么由資產階級掌握舊的國家機器，對它稍加翻新使之為自己的目的服務，而且蘇維埃必須得消失；要么蘇維埃不僅要摧毀舊的國家機器，而且要消滅為該機器服務的那些階級的統治，這樣它將成為新型國家的基礎。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堅持第一種解決問題的方針，布爾什維克則堅持第二種方針。

用馬拉的話來說就是過去被壓迫階級既沒有足夠的知識與足夠的技能，也缺乏充分的領導，而這些都是把他們開始的事業進行到底所必需的。而在20世紀的俄國革命中，被壓迫階級已經用三個條件全面武裝起來了，因此布爾什維克取得了勝利。布爾什維克勝利一年以后，在德國，同樣的問題在不同的力量對比情況下再次提出來了。社會民主黨實行的是建立資產階級民主政權和取消蘇維埃的方針。

盧森堡和李卜克內西則堅持走蘇維埃專政的道路。結果社會民主黨人取得了勝利。德國的希法亭和考茨基、奧地利的馬克斯·阿德勒提議把工人蘇維埃納入憲法，從而將民主跟蘇維埃“結合起來”，這就意味著把潛在的或公開的國內戰爭變為國家制度的一個組成部分。我們實在想不出還有比這更可笑的烏托邦了。也許在德國人的土地上其唯一的辯解理由就是舊的傳統：早在1848年，符騰堡的民主主義者就曾打算建立以公爵為首的共和國。

勝負未卜

迄今為止，還沒有得到充分評價的兩個政權并存的現象與把政府視為統治階級的執行委員會的馬克思國家理論是矛盾的嗎？這跟說由于受供求關系的影響而出現的價格波動與勞動價值論相矛盾不是一回事嗎？母獸為保護幼仔而做出的自我犧牲行為是對生存競爭理論的駁斥嗎？顯然不是的。在這些現象中我們發現的只是同類規律更為復雜的組合。如果說國家是階級統治的組織，而革命是統治階級的更替，那么政權從一個階級手里轉到另一個階級的手里勢必會造成國家——首先是在兩個政權形式中——的矛盾處境。

階級力量的對比不是可以先驗計算的數學上的量。當舊制度的平衡遭到破壞時，新的力量對比只有作為它們在斗爭中相互較量的結果才能確立。這就是革命。您可以說這種理論方面的深究誘使我們游離了1917年的事件，可是它實際上把我們帶進了事件最核心的部分。正好是圍繞兩個政權并存的問題，各政黨和各階級之間展開了戲劇性的斗爭。只有從理論的高度才能充分評價和正確理解這種斗爭。

1917年開頭兩個月，俄國還是處于羅曼諾夫王朝的統治之下。可是8個月以后，年初人們還知之甚少的布爾什維克就已經掌握了政權。即使在走向政權的時刻，他們的領袖仍在受到叛國罪的指控。在歷史上再也找不出第二個發生如此急劇轉變的革命了，假如沒有忘記這里指的是一個擁有15000萬人口的國家，那么情況尤其是這樣。因此很明顯，1917年發生的一系列事件，不管世人怎樣看待它們，都是值得研究的。

革命的歷史就像所有的歷史一樣，首先應當敘述它是怎樣發生的。不過這還不夠。從敘述本身得出的結論應當是明確的：為什么它是這樣而不是那樣發生。事件既不能看作一連串驚險故事，也不是串在一根線上的、一連串充滿偏見的說教。它們應該服從自己既有的規律。本書作者正是把揭示其規律看作自己的任務。革命最不容爭辯的特征就是群眾對歷史事件的直接干預。

平時，君主制國家以及民主制國家都是凌駕于民族之上的；是這方面的專職人員——君主、大臣、官僚、議員、記者在支配歷史。可是在那些轉折關頭，亦即當舊秩序根本不能為群眾所忍受的時刻，他們就會摧毀把他們和政治舞臺隔開的障礙，推翻自己的傳統代表，用自己的干預為新制度建立出發陣地。這到底是壞還是好，讓道德家去評判吧。我們自己則要把握事實，認清它們是怎樣被客觀發展進程賜予的。對于我們來說，革命的歷史首先是群眾對掌握他們自身命運的領域實行強有力干預的歷史。

參考資料
俄國國家機構和官員制度（19世紀-20世紀初）. 許金秋.吉林大學,2008
俄羅斯軍事改革研究. 陳學惠.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2002

尼古拉一世時期的軍事改革研究. 高雨薇.吉林大學,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