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人民網

摘自：《楊尚昆談新中國若干歷史問題》（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作者：蘇維民（曾任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辦公室秘書）

▌中直機關“整風反右”存在錯斗、錯劃現象，傷害了一批同志

楊尚昆同志自1945年秋抗日戰爭勝利后，一直到1965年“文革”前，在中辦任主任20年，自1950年組建中直機關委員會兼任中直機關黨委書記，在中直機關黨委書記任上長達12年之久。

上世紀50年代中期，在整風反右運動中，中央辦公廳秘書室圍繞該室負責人應否劃為右派分子問題發生爭論，毛澤東認為中直機關黨委在領導秘書室的運動中犯了“扶右反左、插黑旗”的路線錯誤，稱之為“黑旗事件”。

中直機關黨委第一書記楊尚昆，書記曾三、劉華峰，都受到了批評或處分。

談及這一事件，楊尚昆認為：

“在反右斗爭開始后，我作為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中直黨委書記，也曾應邀到一些單位作過幾場報告，闡述黨的政策，當然也講了一些過頭的話。

后來，全國約有50多萬人被劃為右派，即使按當時《劃分右派分子的標準》，也有許多是錯劃的。

中直機關在右派定案工作中還是比較謹慎的，同‘三反’運動中‘打虎’一樣，中直機關強調實事求是，不事先規定指標，至于具體到人，哪個人該劃不該劃，中直機關黨委以當時高級黨校上報的、經中央書記處批準劃為右派的一個同志的材料為標桿，對各單位上報的材料逐一反復認真討論，最后定案。

中直機關劃定的右派比例，相對來說是比較低的，但是在當時的大氣候下，也不可避免地存在錯斗、錯劃現象，傷害了一批同志。

如果評價我這個中直黨委書記的工作，也是四平八穩的話，那么，到了1958年，在秘書室整風反右運動中，我被指責為‘扶右反左、插黑旗’，就茫茫然了。

事后，我辭職未成，但已開始物色適合擔任中直黨委書記的人選，準備換屆交班。”

▌楊尚昆說他一生做了兩件違心的事。對在廬山會議上違心地批判彭德懷，一直心懷內疚

1959年夏的廬山會議，在黨的歷史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1996年12月，1997年3月、5月，楊尚昆三次同我們談廬山會議前后情況。

眾所周知，廬山會議本來是要糾“左”，后來因為毛澤東嚴厲批判彭德懷的《意見書》，急劇轉向了反右傾。

他說，彭德懷的《意見書》是“導火索”，看來事情帶有偶然性，其實不然。

據他分析，即使沒有彭的《意見書》，廬山會議糾“左”的初衷也很難實現。

7月21日，張聞天在小組會上作了長達3小時的系統發言。在這以前，胡喬木聽說張聞天準備發言，特意給張打電話，要他“注意形勢，少講缺點”。

但是張聞天還是按照他準備的發言提綱講了。

按照慣例，與會同志在小組會上發言，都摘要刊登會議《簡報》。那天，刊登張聞天發言要點的《簡報》剛剛準備付印，他就打電話來要求撤回。

我就去請示劉少奇。劉少奇說：“人家自己的東西，要求退回去，就退給他吧。”這說明張聞天在思想上也有顧慮。他在會上評說“大躍進”的缺點是冒了很大風險的。

他要求退還他的發言稿，對我來說也很為難，如果我不請示劉少奇就退給他，就會有人說我同“教條主義者”又弄到一塊去了。

8月10日，小組會上有人揭發周小舟在7月23日毛澤東講話的當天晚上，在黃克誠處講過“主席像斯大林晚年”的話。全場大嘩。

后來又有人揭發李銳曾向周小舟轉述田家英說過“將來有一天他調離中南海時，準備向毛澤東提三條意見：

（一）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二）不要百年之后有人來議論；（三）聽不得批評，別人很難進言。

這又引起巨大震動。

李銳當場咬定這話不是田家英說的，是他自己的想法。會議轉向批判李銳，被劉少奇制止，說李銳不是中央委員，他的問題另外解決。

楊尚昆說他一生做了兩件違心的事，

一件是1978年11月28日，為了盡快出來工作，違心地在留有尾巴的審查結論上簽了字；

另一件就是在廬山會議上違心地批判彭德懷。

對后者，他一直是心懷內疚的。

▌所謂“秘密錄音”事件，本來很簡單，但在“文革”中被篡改為駭人聽聞的“秘密竊聽”，成了楊尚昆的一大“罪狀”（后附《震動中央高層的“秘密錄音事件”》）

20世紀五六十年代，毛澤東曾兩次批評錄音工作，后來被稱為“秘密錄音”問題。

“文化大革命”時期，林彪、“四人幫”一伙把所謂“秘密錄音”問題炒得沸沸揚揚，并且把所謂“秘密錄音”篡改為駭人聽聞的“秘密竊聽”。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秘密竊聽”一案得到徹底平反。

關于這個問題，在一些老同志如王芳（時任浙江省公安廳廳長）、葉子龍（時任毛澤東秘書兼中辦機要室主任）的回憶錄里有反映，當事人劉吉順（時任中辦機要室專職錄音員）也發表文章談自己的親身經歷。

楊尚昆作為中央辦公廳主任，是這一事件最主要的當事人，他是怎樣評說所謂“秘密錄音”問題的呢？

他談到，所謂“秘密錄音”，這個問題本來很簡單，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把它搞得神秘化了，說是“秘密竊聽”，如此駭人聽聞，其實只需幾句話就可以講清楚。“文化大革命”開始后，“秘密錄音”就成了我的一大罪狀，這是林彪、江青一伙為了整人不擇手段的例子。當然，首先是毛澤東不喜歡錄音。

楊尚昆同志堅持認為，錄音不但不是他的罪過，相反是一大功勞。錄音，就是為了保存黨的歷史文獻嘛！

遺憾的是，1961年銷毀了大批錄音帶，由于時間緊迫，搶救下來的東西太少了，不知有多少珍貴史料化為灰燼。

▌辦公廳主任的工作像一張麻將牌，就是“聽用”，黨需要你干什么就干什么

楊尚昆自1945年10月接替李富春任中央書記處辦公廳主任，在中辦主任的崗位上默默耕耘20載。

談及中辦的工作，楊尚昆說：

“打麻將不是有一張可以當做任意一種牌使用的‘聽用’嗎？辦公廳主任的工作也是‘聽用’，黨需要你干什么就干什么。”

1965年11月10日，楊尚昆突然被免去中辦主任職務。楊尚昆回憶說：

“毛澤東找我談話的那一天，正是上海《文匯報》發表姚文元的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日子，文章實際上傳達了毛澤東準備發動一場文化大革命的信號。

也正是這一天，中央免去了我的中央辦公廳主任的職務。”

對于被撤職的原因，楊尚昆說：

“毛澤東認為我是教條主義者，又和彭德懷的關系密切，如果不撤掉我的中央辦公廳主任職務，我將成為他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絆腳石。所以，他首先拿我開刀。”

被撤職后的楊尚昆，從廣東到山西，自1966年7月開始被隔離審查，12月25日，被押回北京，開始被無休止地批斗，受盡折磨。

就這樣，楊尚昆經受了長達9年的“監護審查”，直到1975年2月9日被“解除監護”。

1978年11月23日，中央專案審查小組向楊尚昆宣布了審查結論：

“楊尚昆同志在中央辦公廳工作成績是主要的，曾受林彪、四人幫的誣陷迫害。現已審查清楚，應恢復其黨的組織生活，補發在審查期間停發的工資。”

但是，這個審查結論留了尾巴。兩天以后，11月25日，華國鋒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時說：

“楊尚昆同志不顧毛主席的指示和批評，在私錄毛主席談話的問題上犯有錯誤。經過審查，過去把他定為陰謀反黨、里通外國是不對的，應予平反。中央決定，恢復楊尚昆同志的黨組織生活，分配工作。”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對所謂“秘密錄音”問題再次進行審查，直到1980年10月，中央才正式發文為原中央辦公廳和楊尚昆徹底平反。

▌楊尚昆說，寫回憶錄絕不可望風捕影，要靠文獻。但楊尚昆的日記在“文革”一開始被人抄家燒掉了

1993年，楊尚昆同志從國家主席的崗位上退下來以后，很多老同志建議他寫回憶錄。

后經他認真考慮，接受這些意見并親自給中央寫報告，經中央批準，成立了“楊尚昆回憶錄整理組”。

關于回憶錄，楊尚昆同志說：

寫回憶錄是一件政治性很強的工作，要嚴肅對待。回憶錄也算是一種史書，從個人的經歷反映了那個時期的歷史大背景。

因此材料必須翔實可靠，絕不可望風捕影，盡講些花花絮絮的東西，嘩眾取寵；更不可借寫回憶錄夸耀自己。

對于自己應該一分為二，是即是，非即非，要實事求是地總結一生的正反兩方面經驗，給后人以啟迪。

他還說，他自己保存下來的日記，“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就被人抄家燒掉了。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給他平反的時候，原來專案組的人說這些東西都燒掉了，但是究竟燒掉沒燒掉，誰都拿不出一個憑據來。

所以，楊尚昆認為，寫回憶錄最可靠的還是歷史文獻，比如那件事發生在哪年、哪月、哪一天，當時的情況是怎么樣，僅僅靠個人的回憶是說不清楚的。

附：

震動中央高層的

“秘密錄音事件”

摘自《作家文摘20周年

珍藏本·歷史真相》

上世紀60年代發生的“秘密錄音事件”，導致“文革”中楊尚昆、葉子龍等一大批同志遭到迫害。

80年代撥亂反正后，中央重新審查了此案，并為有關人員徹底平反。

中國社科院研究員巴人根據當事人的日記及回憶，梳理了事件發生的經過，對我們了解那段歷史很有裨益。

——編 者

01

▲ 1953年，楊尚昆陪同毛澤東視察“長江號”軍艦

1961年4月26日晚，正在河北省保定市調查研究的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突然接到中辦副主任龔子榮的電話，要求楊尚昆務必于第二天下午趕回北京。

究竟發生了什么重大事情，竟然能夠迫使位于中共高層權力核心的楊尚昆不得不中止調研計劃？

當晚，楊尚昆在日記中寫道：“腦子中很亂，整夜未睡好。”

4月27日下午5時20分，楊尚昆回到北京。在永定門車站，他“當即向小平、彭真略談了一下情況”。

回京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向處于中央一線工作的最高領導人鄧小平、彭真匯報，看來此事非同小可！

當晚，楊尚昆又找到中央辦公廳機要室副主任、周恩來秘書康一民“談了一下情況”。

第二天上午，楊尚昆又找到龔子榮、曾三（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兼中央檔案館館長）、鄧典桃（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兼中共中央直屬機關事務管理局局長）、李鑒（時任中共中央直屬機關委員會秘書長）等人談話。

4月29日上午，楊尚昆找到葉子龍（時任毛澤東秘書、中共中央辦公廳機要室主任）、康一民、王敬先（時任中央警衛局副局長）三人談話。下午3時至5時，楊尚昆召集葉子龍、康一民、王敬先、高智（毛澤東秘書）、羅光祿（毛澤東秘書）、龔子榮等人，商談“關于錄音問題的情況”。

至此，方才明白：這些天來攪得楊尚昆吃睡不寧的，正是震動中央高層的所謂“竊聽器事件”（也稱“秘密錄音事件”）。

02

從葉子龍回憶錄中獲知：1961年，毛澤東為在他的專列上安裝錄音線路的事發了一次大脾氣。

毛澤東為何大發脾氣？根據毛澤東生前的一些警衛員、服務員的回憶文章，情況大致是這樣：

1961年春，毛澤東乘坐專列到廣東、山東一帶調查研究。某日，毛澤東和一位服務員在專列辦公室談話。

完后，服務員步出，恰遇另一專列工作人員。這位工作人員得意地告訴服務員，他知道剛才毛澤東與服務員的談話內容。

服務員問他為何知道，那位工作人員便展示了錄音裝置及設備。服務員轉身便向毛澤東作了匯報，毛澤東聞訊后，大發雷霆。“秘密錄音”的事情就這樣鬧大了。

▲ 1960年代初毛澤東在湖南調研時在專列上召開座談會

從楊尚昆的日記的注釋和葉子龍的回憶錄中看，對毛澤東的錄音始于1958年11月。

其目的，主要是為了更準確、更完全地保存黨中央會議和中央領導同志在會議上的講話的歷史文獻資料。

錄音工作的建議是葉子龍首倡的。作為毛澤東的機要秘書和中辦機要室主任，葉子龍覺得有責任利用現代化的記錄手段，“盡量把毛澤東的話一字不漏地記下來”（見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葉子龍回憶錄》），他曾多次向上司楊尚昆和周恩來等中央領導同志匯報過這個建議。

從以后的結果看，最高權力層面似乎是接受和執行了這個建議的，毛澤東本人也是認可了錄音的做法的。

毛澤東曾對葉子龍說：“錄音要搞個規矩，沒有規矩不成方圓嘛。”（《葉子龍回憶錄》）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中辦機要室對錄音范圍和內容做出明文規定：

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中央召開的大、中型會議和其他重要會議上的報告、講話；毛澤東和其他中央領導同志與地方領導同志的重要講話；中央召開的電話會議；中央領導指定的需要錄音的內容。

毛澤東看過這個規定，表示同意。

然而，問題又出在這個規定上。

譬如，有些會議，恐怕中央領導同志是不愿意錄音的。這又該怎么辦？

1959年11月，中央在杭州召開會議，毛澤東在一次講話中講到中蘇關系時，關照大家不要做記錄，當時胡喬木插話，還有錄音呢。

毛澤東批評說：是誰讓錄音的，搞這干什么？葉子龍立即讓錄音員停止了錄音。

葉子龍在回憶錄中寫道：“從此，機要室就再沒有自行派錄音員跟隨毛主席外出錄過音。”（《葉子龍回憶錄》）

問題又來了。既然對毛澤東的錄音工作是中辦機要室的正常業務，那為什么毛澤東會多次批評錄音工作；

既然1959年11月杭州會議后葉子龍再也沒有派人跟隨毛澤東外出錄音，那么1961年春季“錄音事件”的錄音者又是誰派的？是誰決定對毛澤東的任何談話都要錄音的？

反過來問，對毛澤東的任何談話都錄音的做法，是否符合毛澤東曾經審定的那個規定？

03

4月30日上午，葉子龍、康一民、吳振英（時任劉少奇秘書、中央辦公廳機要室副主任）三人寫出關于錄音問題的報告，楊尚昆看了后，提出修改意見，讓康一民再去改正。

當天，楊尚昆在日記中寫道：“惟心情緊張，極易疲乏。”

看來這幾天確實把楊尚昆搞得心煩意亂，又惶恐不安。他一改平時半夜2時睡覺的習慣，當晚12時便上床了。

5月2日下午，楊尚昆向剛剛返京的周恩來總理匯報了“錄音事件”。

當晚，楊尚昆仍感“心情不安、坐臥不寧”。

5月3日、4日，楊尚昆兩次與康生商談“錄音事件”的情況及其報告；差不多同時，楊尚昆也多次找葉子龍、康一民談話。

5月8日晚，楊尚昆提筆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對錄音事的疏于檢查作檢討并請處分”。

第二天上午，楊尚昆乘火車，再去河北保定調研，16日下午返京。

在5月18日的日記中，楊尚昆寫道：“汪東興同志電話告訴了一些情況，心情不安，看東西也難于看下去。”

▲ 左起：陳云、楊尚昆、彭真、周恩來

第二天即5月19日上午，楊尚昆找到龔子榮談話，“心情特別不安”。

下午，楊尚昆主動到鄧小平和李富春工作處，“把消息告訴了小平同志，請他考慮如何做法”。

究竟是把什么消息告訴了鄧小平、又要鄧小平考慮什么做法，楊尚昆日記中均未透露。

6月中旬，作為錄音事件的影響后果之一，便是中央決定田家英任中辦副主任，以加強領導。

6月24日下午3時半，楊尚昆召集有關人員，“交代洗掉過去的錄音帶問題，彭真參加”，后又“約汪東興談取消各首長處的日記問題，彭真參加”。

在楊尚昆的日記中，震動一時的“錄音事件”似乎就這樣過去了。

然而，據我了解，歷史并非這般輕松。至少有兩件與“錄音事件”有關的事情，楊尚昆的日記中沒有反映出來。

一是毛澤東于1961年1月底至4月初外出視察期間，發現還有錄音情況，進行了嚴厲批評，并指示汪東興報告中央書記處查辦。

同年4月，中央書記處根據毛澤東的指示，批評了中央辦公廳機要室，并決定給機要室主任葉子龍、副主任康一民以嚴重警告處分，給機要室副主任吳振英以警告處分。

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等人的秘書都牽連進去，都受到處分，確實是耐人尋味的。

二是同年5月17日，中央書記處批準了《關于錄音、記錄問題的決定》，作出了關于中央和地方黨政軍群一律不準搞錄音等五項規定。

04

“秘密錄音事件”引發的政治風暴實際上遠不止處分了中共最高三位領導人的秘書和通過了中央書記處的一個決定，葉子龍曾經在回憶錄中寫道：

“在所謂‘秘密錄音’一案中，不僅中央辦公廳的領導干部和機要室的許多同志被迫害，而且還株連了中央和地方的一些單位的負責人。”

尤其是“文革”期間，有的同志因此案甚至被迫害到家破人亡的地步！葉子龍本人也因此案被監護審查了七年之久。（《葉子龍回憶錄》）

葉子龍的回憶錄寫有“竊聽器事件”一節，可見此事對他政治生涯打擊甚大，傷害甚烈。

撥亂反正以后，黨中央重新審查了“秘密錄音”一案。

1980年3月24日，中辦政治部做出了為葉子龍平反的決定，其中說：所謂“在毛主席身邊設竊聽器”，“進行秘密錄音活動”，純系誣陷不實之詞。

同年5月10日，中辦黨委批復了平反決定。緊接著，同年10月23日，中央書記處批準了中辦《關于原中央辦公廳機要室“秘密錄音”問題的復查報告》，報告說：

一、“楊尚昆同志在原中辦機要室的錄音工作上，從來沒有搞過陰謀活動。過去在黨內外公布的有關楊尚昆同志在這個問題上的所謂錯誤，是不存在的，建議中央予以徹底平反，恢復名譽，消除影響。”

二、“借錄音問題強加給葉子龍、康一民、吳振英等同志的一切誣蔑不實之詞，應統統推翻，徹底平反，恢復名譽。”

三、“1961年1月至4月的錄音，葉子龍、康一民、吳振英同志是沒有責任的，因而1961年給他們的處分是不適當的，建議中央予以撤銷。”

四、“鑒于所謂‘秘密錄音’一案株連人員很多，影響很大，建議中央將這個復查報告批轉有關單位，以消除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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