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yings：

在開始今天的文章前，我想先占用一點你的時間，從我讀小說的收藏夾里分享一些書摘：

媽媽一輩子都對我充滿了期待，然后失望。她曾說：“像你這樣頭腦聰明又有文化的人，應該過自己做夢都沒想過的那種生活。”

媽媽問我一個人住害不害怕、喜不喜歡新工作。還問我有沒有認識的人，生病或出了什么事的時候，有沒有人能幫忙。又問我孤不孤單，說我一個人孤零零的讓她很是放心不下。

“我一個人很自在。” 我能對她說的只有這一句。我已經放棄了媽媽完全站到我這邊、理解我內心想法的那種期望。

媽媽話里話外聽起來好像和男人一起生活就有希望，但是仔細聽的話反而會覺得，媽媽才是對男人不抱希望的那一個。只要不打女人、不賭博、不出軌，是這樣的男人就足夠了。對一個人最深的絕望也不過如此？

可是，為什么我憤怒的箭頭總是指向媽媽呢？為什么不是向著那些讓媽媽選擇屈服的人呢？如果我在和媽媽一樣的環境中長大，我肯定會做出和她不同的選擇嗎？我能像自己想的那般理直氣壯嗎？我試著把自己放到媽媽的位置上，結果發現自己根本無法回答這個問題。

媽媽看著我，不好意思地笑了。我能感覺出，現在的媽媽已經不像以前那樣和我親密無間了。從她看我的表情中也可以看出，她對我有了距離感。我們再也不會像以前那樣慪氣，一連幾天不說話了……我們的眼神流露出共同的恐懼，那就是一旦給對方造成傷害，之后可能就再也無法挽回了。

現在的我們再也不能隨心所欲地爭吵了，真的變成那種因為害怕結束而無法隨心所欲地爭吵的關系了。

以上書摘來自韓國作家崔恩榮的小說《明亮的夜晚》。

這是一本在中國的年輕女性中擁有廣泛讀者的韓國小說，是近些年“韓女文學”的閱讀風潮中不可忽視的一個故事。故事里，東亞女性的命運在四代母女間流轉，像漢江涌動的河水。

不久前，在北京，我們邀請崔恩榮坐到鏡頭前，開啟了一場對話。

從開頭的書摘中，你大約能看出，我最想要和崔恩榮探討的主題，是「母女關系」。

這是一個帶著私心的主題。

從青春期開始，對母親的輕視、怨恨，甚至憎惡，是我作為女兒長久無法結業的課題。直至如今，過了 30 歲，我仍在放任自己不斷陷入這樣的情感泥淖中——被母親的一句發言瞬間激怒，對母親惡語相向，在母親的心寒和無助中感受報復的片刻喜悅，然后后悔，然后自憐，然后自我厭惡。

對東亞的女兒而言，這是一道避無可避的題。

我們承載著母親錯位的期待長大；

我們帶著母親未解決的議題踏上自己的人生；

我們迫切想要否定自己身體里的一部分過去，否定母親；

我們在挫敗、無助和焦灼中，一遍遍遷怒于同為弱者的母親，卻又無盡渴望來自母親的愛和認可。

如崔恩榮在采訪中所說：

“母女關系常常是一場女兒對母親的‘單戀’”。

她形容，這是一種“帶著傷痕的愛”。

崔恩榮 1984 年生。在韓國，這代人被劃分為“M世代”，是在時代的夾縫中新舊交替的一代人。

夾縫中早慧的女兒生性敏銳，關注個體在社會變遷中的處境，還在大學期間參與創辦了女性主義校刊。在她觀察看來，東亞社會在幾十年間發生巨變，經歷了壓縮式生長，“那些支撐著母輩活下去的信念已經失效了，我們要帶著真實的自己真正地活著”。

斷裂發生在代際間，也發生在女性的心靈中。

于是，她創作了一個關于傷痕，也關于愈合的故事——在破裂婚姻中失落的年輕女人一邊追溯母親、外祖母、曾外祖母的過往，一邊尋回了那個被自己拋棄的自我。

她想要讓每一個浸泡進這個故事里的人明白，也讓自己明白：

我們不必追尋與母輩的和解；

我們甚至注定無法全然和解；

我們真正要追尋的，其實僅僅是自己被丟棄的心。

以下是她的講述：

口述：崔恩榮

戰爭爆發那年，我的祖母逃難到了大邱。

她已經 90 多歲了，喜歡講故事，給我講逃難的故事，講她自己生病時發生的故事。我在寫《明亮的夜晚》時，故事里有一段在戰亂中逃難到大邱的情節，就是從祖母的記憶里得來的素材。

注：

崔恩榮筆下和口中的“祖母”，指的都是“外祖母”。

在韓語里，“祖母”是“???”，“外祖母”是“????”，"?"（外）指母系一方，暗示了韓國傳統的父系家族制度中，母系親屬的次要地位。

而崔恩榮刻意省略了”?”（外）這一前綴。在韓國媒體的采訪中，她明確回應過，“‘外’這個字代表‘外人’，是很生疏的稱呼”。這種模糊化的用法強化了母系血緣的敘事核心，使女性成為家族歷史的主體。

祖母是那種很有幽默感的人。就算講自己吃苦的經歷，也能講得搞笑。很多在我看來其實非常痛苦的時刻，祖母卻總是用一種幽默的方式說出來。

我從小是由祖母帶大的。父母工作很忙，從頭至尾都是祖母在照料我。對我來說，她更像是實際意義上的媽媽。

我跟祖母很親，每次見到她，都會牽牽手，擁抱一下。她的手很結實，硬邦邦的，且是冰涼的。握住她的手時，我能感覺到它的涼意，那種觸感會讓我有點心疼。

祖母以前非常喜歡打羽毛球，還參加過羽毛球社團。但不知從什么時候開始，年紀太大了，已經不能再打了。想到這個，也會讓我心疼。

其實想起祖母時，我總是帶著一種很感激，又有點愧疚的復雜心情。

祖母的性格很好，基本不會生氣，像佛祖一樣，心胸很寬廣。但她會因為我的學業而生氣。

我是家里的第一個孫輩，祖母對我的期望很高。我小時候學習不好，她總是帶著我學習，出題讓我做功課。還記得有一次，因為我題都做錯了，她在批卷子的時候生了很大的氣，把練習冊都撕碎了。我對這件事的記憶尤為深刻，每次想起，都會覺得既感激又抱歉。

她是真真切切地希望我能好好學習，總是念叨，“我真的不敢相信你學習怎么能這么差”。而當我考了滿分，或者成績比較好的時候，她便會特別高興。我到現在還能記起她在鄰里間炫耀的樣子。

其實如今回頭看，這便是媽媽那一代和我們這一代最大的不同。

在媽媽那一代，上大學的很少。由于兄弟姐妹眾多，很多女性會為了讓哥哥和弟弟上大學，而早早輟學工作。而我們這一代，不僅生孩子的人變少了，社會上也形成了“女孩子也要好好上大學”的認知。

所以說，到了我出生的這一代，韓國社會上已經有了“女生也必須學習好”的氛圍。

我始終覺得，生孩子對女性來說，才是一件真正改變人生的事。

結婚可能還沒有那么大的影響，但一旦生了孩子，構成生活的很多要素都會變化，人生會大不一樣。對任何一代女性而言，生育都是一種需要重大決心的事情。

在韓國的社會文化里，對“母親”這一角色總是要求過多的犧牲。像我這個年紀的女生想到媽媽時，大多會聯想到她辛苦勞作的形象。

但很多時候，所謂“母性”都讓我覺得，那其實是一種被強加的東西。媽媽也是一個人，也有夢想，是本該活出自己人生的人。如果因為“母親”這一身份，就把它的人生框得很小，壓抑住她的生活方式，那么最終對誰都沒有好處。

我能想到的是（韓國作家）金愛爛的小說《刀痕》。小說里，母親經營一家面館，女兒負責用刀切面。有一段寫到女兒吃著母親做的面時，那“刀痕”仿佛進入了她自己體內。這讓我覺得，母親的愛，實際上是在女兒體內留下了傷痕。

注：

《刀痕》是韓國作家金愛爛的短篇小說。她在小說中呈現的母女關系延續了韓國文學對這種關系的典型敘事——犧牲的母親與掙扎的女兒，共生與對抗。

對中國讀者而言，二人都是近年備受關注的“韓女文學”的代表。金愛爛細膩而殘酷，作品具有顯著的批判性；崔恩榮筆觸更溫柔，關注創傷記憶。

在文學中，母女關系通過各類形式被描寫出來，但基本上多呈現出一種“又愛又恨”的狀態。

如果拿母子關系來對比的話，我覺得很多情況下，母子之間更多呈現出“母親單戀兒子”的狀態。而母女之間則常常是“女兒單戀母親”的樣子。

母親往往會默認女兒與自己是一體的，有時會因此變得嚴苛，會忽視女兒的感受。

我所說的“母親”是指我母親這一代人。她們在父權社會中將自己定位于較低的位置，即使愛著女兒，也會因為把女兒視為自己的一部分，而在潛意識里認為：“你和我一樣，是在社會中處于下位者。”

而女兒其實是接受了教育，走向社會，以獨立個體的身份在生活，這種母親的價值觀與現實之間，常常會產生無法避免的沖突。

在《明亮的夜晚》里，我寫了很多段母女間的沖突場景。在爭執中，女兒會突然爆發出一種攻擊性，刻意用言語戳媽媽的痛處。

其實在這本書中，我覺得女兒一直在忍耐。她對母親抱有愧疚，即便有恨意，也希望母親能幸福。所以多數情況下，她并不愿意讓母親受到太深的傷害。

但一開始，女兒即便是用溫和的語氣好好表達，母親也無法接收到信號。也或者是不愿意接收。于是，女兒就會說出一些足以讓母親感到震驚、甚至受傷的話，那其實是出于一種“希望媽媽能理解我一點點”的嘗試。

而當情感上的拒絕不斷發生，人就很容易開始妥協、放棄。如果無論自己想要什么都得不到回應，那么慢慢地就會進入放棄的狀態。如果這種情況持續得太久，人甚至會忘了自己到底想要什么，甚至連自己正在經歷的情緒都無法清晰地認知。

我認為很多人就是這樣。在現實生活中雖然可以繼續生活下去，也可以繼續愛別人，但內心其實是在自己都察覺不到的狀態下慢慢受傷著。

于是你會在小說中看到，母女間的傷痕就在這樣的靜默中變成天塹，“真的變成那種因為害怕結束而無法隨心所欲地爭吵的關系了”。

對我來說，母女關系是最復雜的一種關系，理解這樣的關系也是人生最重要的課題之一。

我完全同意你們所說的“要成為女性主義者，先要理解自己的母親”這句話。我認為，女性主義與其說是讀晦澀的書，學抽象的思想，不如說是獲得“把人當作一個真實完整的人來看待”的視角。從最親近的人——媽媽開始，用不一樣的視角來觀察她，這或許也是一種女性主義的接近方式。

我們這代人是“中間的一代”。

媽媽那一代被要求生活在傳統價值觀之中，而現在完全新的一代，則有一種“結不結婚、生不生孩子并不重要”的氛圍。

而我們這一代人兩邊都要兼顧：學習要好、要考上好大學、要賺錢多，但也必須結婚、生孩子、把孩子養好。社會要求女性要“全能完美”，我覺得這對很多女性來說真的很艱難。人其實不可能把所有事情都做好，但只要漏掉其中一個，就會覺得“我是不是失敗了？”、“是不是缺了一塊？”這樣的壓力，對我們這一代的女性造成了很不好的影響。

相比媽媽那一代，我們至少有了受教育的機會。還有小時候，也會被問“你長大想做什么”，也就是說我們是有“我能成為某種人”的可能性的。但缺點就是，我們被要求“什么都要完美”——既要在傳統上成功，也要在現代社會中成功，這種雙重壓力就是一個很大的缺點。

其實寫《明亮的夜晚》之處，我并沒有打算寫四代人的故事。最初只是以某位祖母講述自己故事的形式為開始的小說。但寫著寫著我就開始想，“那祖母是對誰說這些話呢？”于是我便思考這個故事的對象是誰，感覺她應該是對自己的孫女在說。所以就誕生了“智妍”這個人物。

我認為，一個故事的意義是從聽故事的那個人那里產生的。憑空講述是沒有意義的，只有當有了聽眾時，故事的意義才會在聽者的立場中顯現出來。所以自然而然就有了孫女，有了祖母，那當然中間也要有一個既是祖母的女兒、又是孫女的母親的角色。于是故事就這樣順理成章地、一點一點地、沒有留白地形成了。

長大后我常覺得，活在現代社會中的人，或多或少都有點孤立，總覺得自己是孤身一人。但聽到祖母的故事，或者其他年長女性的故事，會讓我覺得，實際上我們是相互連接的。它會讓我意識到，自己經歷的情緒不是獨有的，不是只有我一個人在痛苦，那其實是一種很普遍的情感。當我意識到這些的瞬間，我會覺得自己變得自由一些。

在這些故事中，我把埋藏在心里的想法和情感用語言表達出來，找到了一種自由和解放感。寫這部小說的過程，也是我重新獲得自己的身體，接納自己的內心，成為一個人的過程。

我覺得在東亞社會，對女兒而言，有一件務必要去練習的事，就是守護自己的身體，接納自己的心。

我能理解，渴望母愛的心情是非常自然的，但如果太過執著于此，反而可能會感到疲憊，甚至受到很多傷害。與其為了得到媽媽的愛而去改變自己，不如先接納自己本來的樣子。最重要的是自己先給予并接受對自己的愛。那些小時候曾想“如果媽媽那時候能這樣對我就好了”的愿望，現在能由自己來實現、給予自己，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

很多時候，我們會誤以為媽媽提出的要求，其實是我自己想要的。因此，我們需要捫心自問：

“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不是媽媽的情緒，而是我自己的情緒是什么？”

我們要不斷練習這個問題，練習守護自己。在愛媽媽的同時，也要練習與媽媽保持距離——“我們是不同的個體”。即便媽媽向我傳遞情緒，我也不能照單全收，而是要守護自己。

我想這可能是需要一生都去練習的課題。

撰稿：梁珂

翻譯：史策

現場執行：王雪琴 三花

晚禱時刻

東亞女兒們，

接納自己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