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組民國上色老照片靜靜陳列，宛如歲月的時光寶盒。原本泛黃、脆弱的老照片，經上色后，煥發出別樣生機。

這幀拍攝于1925至1929年間的天津張園內室合影，照片中，婉容（前排中坐）身著改良旗袍稱出末代皇后的雍容；文繡（后排右一）拘謹而立，緊扣的旗袍領口與疏離的姿態暗示著她在權力結構中的邊緣地位；后排左五的德國醫生Ruth Boss博士身著西式套裝，而溥儀的妹妹們（前排左二至左三、右二至右三）則以素色旗袍，展現出民國新女性的風貌。

張園原為清末湖北提督張彪的私宅，1925年被溥儀租為寓所。這座占地20畝的園林式建筑，是溥儀“小朝廷”的政治中心，園內設有網球場、臺球室、電影放映廳，甚至配備了當時罕見的抽水馬桶與暖氣設備。

據溥儀回憶，在天津期間他幾乎夜夜留宿婉容臥室，而文繡則被安排在西樓一層，甚至需通過太監傳遞日常需求。這種冷落引發文繡的強烈不滿，她在日記中寫道：“每日三餐，皇后有燕窩魚翅，我只有粗茶淡飯；皇后有新衣十件，我僅有舊衣兩件”。

這張充滿少女氣息的照片拍攝于1920年代初，地點為天津日租界的“靜園”（時稱“張園”），即溥儀與婉容寓居天津期間的居所。1924年溥儀被逐出紫禁城后，婉容隨其遷居天津，開始了長達七年的“寓公”生活。相較于紫禁城的森嚴禮教，天津的開放環境讓婉容得以接觸新式教育與西方文化，這幀照片正是她褪去皇后服飾、嘗試現代生活的珍貴記錄。

照片中婉容親昵倚靠的外籍女性，是她的英語教師伊莎貝·英格，一位來自蘇格蘭的傳教士之女。伊莎貝不僅教授婉容英語，還向她介紹西方文學、音樂與社交禮儀。婉容的英語水平頗高，能閱讀英文報紙并與外賓直接交流。

這種師生間的親密姿態，更是對封建宮廷“尊卑有序”禮教的直接突破。在紫禁城時，婉容身邊僅有宮女太監服侍，而在天津，她首次以平等身份與外籍女性交往，趴在老師肩頭的動作，既保留了少女的嬌憨，也暗合新式教育中“師生如友”的理念。

盡管照片洋溢著青春氣息，但婉容的“新女性”生活曇花一現。1932年隨溥儀赴東北后，她陷入偽滿政權的政治漩渦，最終因鴉片成癮與精神抑郁走向悲劇。這幀照片因此成為她人生中難得的明亮片段——當封建帝制的余暉與新文化的曙光短暫交匯，一個曾被歷史標簽化的女性，終于在鏡頭前展現了未經雕琢的本真模樣。

在民國時期的老照片里，有這樣一把大鋸，極為醒目。這大鋸體型碩大，操作起來頗為費力，需兩人默契配合，一人站在粗壯的巨木之上，俯身握緊鋸的前端；另一人立于巨木下方，穩穩撐住鋸的后端。只見他們一來一回，有節奏地一推一拉，每一次發力，都伴隨著沉重的呼吸。

在那個物資匱乏的年代，這般勞作場景屢見不鮮。農忙閑暇時，村民們結伴上山，憑借這把大鋸，將粗壯的樹木放倒。有時，碰上家中那些枯朽無用的木頭，為了物盡其用，他們也會操起大鋸，把木頭鋸成小段，當作冬日里燒火做飯、取暖的柴薪 。

1930年代的大同城，鼓樓西街的青石板路上，蹲著個笑出梨渦的男孩。他面前擺著四五個豁口粗陶盆，這些成本低廉的商品，正是民國市井中最接地氣的“生存密碼”。

男孩身上的月白棉褂打著齊整的補丁，灰布襪子漿得筆挺，顯然出自母親的巧手，唯有腳上的青布鞋頭翹著半片皮，在閻錫山推行“保甲制度”的山西，街頭攤販需向商會繳納“攤位捐”，孩童擺攤雖可減免稅費，卻也意味著小小年紀便要承擔生計。

據1933年《大同市政公報》記載，城區12歲以下小販占比達17%，他們多售賣糖果、瓜子等低成本商品，日均收入約20枚銅元，勉強夠買兩升小米。

民國黃土漫卷的山西官道上，一位青布衫女子正騎著毛驢前行，腰間包袱隨著驢步輕晃。她身后十步開外，一名男子或疾或徐地跟著——是護送的丈夫，還是受雇的腳夫？據《清稗類鈔》記載，自清代延續至民國的「拐帶婦孺案」中，這類獨行或半獨行的女性正是主要目標，而山西官道上的「驢背騙局」尤為陰毒。

騙子集團往往以「女拐子」為先鋒，專挑騎驢回娘家的婦人下手。她們扮作同路的村婦，驅策健騾追上目標，笑盈盈搭話，言語間夾雜著本地口音，手中擺弄著紅頭繩或繡花帕，瞬間拉近彼此距離。待婦人放松警惕，她們便以「趕天黑前過河」為由，輕夾騾腹加速，坐騎習性相通，婦人的毛驢便不由自主地跟著狂奔。丈夫或腳夫見兩人相談甚歡，多以為是鄰村相識，便放緩腳步，殊不知這正是騙局的開端。

行至偏僻處，兩三名壯漢突然從高粱地跳出，以「抓逃婦」為名強拉硬拽。婦人驚聲呼救時，「同路大姐」立刻變了臉色，反誣其「偷了俺家銀鐲」，圍觀者（實為團伙成員）紛紛附和，混亂中婦人被拖入馬車。這便是江湖人稱的「頭打」——以輿論壓制擊潰反抗。若受害者掙扎，等待她的是「二打」：被囚禁于暗房，每日只給稀粥，直至體力不支；更有甚者被灌下啞藥，防止呼救。待氣息奄奄時，便被輾轉賣至陜西、蒙古等地，或入妓院，或為奴婢，此為「三打」，層層遞進的心理與肉體摧殘，讓受害者再難逃脫。

曾有聰慧女子被賣至大戶人家后，趁管家不備哭訴「被拐騙」，卻不想所謂「大戶」正是人販子的「窩點」。宅院上下早被買通，輕則遭一頓毒打，重則被割去舌頭。更殘酷的是，騙子會故意制造「求救機會」，誘使受害者向假善主求助，再以「瘋子」為由送入深山，徹底斷絕生路。這種「循環式陷阱」利用了受害者的求生本能，反而讓她們陷入更深的噩夢。

《清稗類鈔》雖記載清代案例，但據1928年《山西民政廳報告》，僅臨汾一縣，年均發生「婦人失蹤案」達76起，其中六成與「拐帶集團」相關，且半數受害者永無音訊。

這張攝于日占區新鄉的民國街頭理發攤照片，一張簡陋長板凳上，顧客竟愜意地半躺著任由剃頭匠擺弄。仔細瞧，長凳中段斜綁著一塊弧形木板，恰好形成舒適的倚靠角度，顧客腦袋下方還支著一根削得平整的木棍，權作臨時頭枕 —— 就靠這簡易的 "支架組合"，硬邦邦的長凳竟變身成了 "躺椅"。

戰爭導致大量男性勞動力被征調，街頭理發攤成為后方重要服務行業。顧客每日需支付5-10偽聯銀券（約合當時2斤玉米面價格），剃頭匠月收入可達30-50元，高于普通工人。街頭人來人往，賣菜商販的竹筐、拉車車夫的汗巾在畫面里晃動，攤販多為老弱婦孺，黃包車夫則多為 15-25 歲男性。而剃頭匠身后的孩童與左上角男子手臂上，都戴著偽政權治安維持會成員作為身份識別的白箍。照片中剃頭攤的位置可能靠近兵營，服務于日軍及偽政權人員。

這是一張1914年上海錦江飯店創始人董竹君的老照片，只見她端坐石雕圓椅，黑紗提花衣褲襯得身姿纖細，翠玉耳環在鬢角輕晃，面容姣好卻凝著與年齡不符的堅毅。這是她人生第一張照片，當時的董竹君才14歲，但在長三堂子已生活了一年，

民國的青樓有嚴格的等級制度，最高級的叫“書寓”，姑娘需精通琴棋書畫、詩詞歌賦，接待文人政客，講究 “賣藝不賣身”（實際后期多有例外）。“長三堂子”是第二等，因初期出局（應召陪客）收費三元、往返共三元而得名，清倌人（未成年或未破身的姑娘）在此賣唱陪酒，不直接賣身，但需接受嚴格的才藝訓練（如戲曲、樂器），成年后可能被迫 “梳弄”（破身接客）或被贖身。

民國初年，照相技術尚未普及，青樓常為紅牌姑娘拍攝照片用于宣傳（如制成明信片、懸掛于妓院門口），董竹君的首次照相或為妓院包裝推廣之舉，也是她作為 “商品” 被物化的縮影。

1916年（16歲），董竹君結識革命黨人夏之時，在對方求婚時提出 “不做小老婆、送她讀書” 等條件，后自行贖身（未接受夏的錢財），與夏結婚并東渡日本留學，成為中國最早一批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之一。多數清倌人成年后難逃被迫接客的命運，少數如董竹君通過嫁入豪門、自我贖身或逃離妓院尋求生路，但成功案例極少。

原來，歷史從未真正褪色遠去，它只是靜靜等待，等待一雙雙溫柔而細膩的手，用色彩作為鑰匙，重新叩響時光的厚重門環，讓往昔歲月再次鮮活呈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