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一）

楊希枚

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

楊希枚（1916—1993），著名人類學家、歷史學家，原任臺灣中央研究院研究員。二十世紀30年代曾參與殷墟考古挖掘工作。1983年自美歸國，定居北京。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全國政協委員。

著作有《先秦文化史論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楊希枚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

《 諸神的起源》國內共十二個版本

［第一篇］

何新老弟：

信收到幾日，因感冒擾人，未及時筆復，請諒。

關于尊著太陽神崇拜的研究稿已拜讀。

1.文中擬訂的方法，主要該用進行研究的主題來證明。因此，似不須先據仍須證明始可成立的“小”型神話的例子為之證明。何況主題旨在太陽崇拜的系統研究。因此，我以為序文中僅提出方法理論即可。

2.序文似應指出提出問題的動機——是從來沒有人研究過中國太陽崇拜？研究的不徹底或誤謬？或其它原因。

而我認為，過去研究只是不成系統地有說明中國古代“也有太陽崇拜”的零星史實；縱的和橫的方面均多有不足，而尤重要的是，視這種崇拜似只是祖先崇拜的“陪襯”，卻不知其普遍性以及地位的重要性，實更勝于祖先崇拜。（這一觀念似迄無人提出過）

3.雖說明擬訂的方法以分析主題，而實質上應是據史實反證擬訂的方法。因此，希望不“自投羅網”，即不用自制的框框來硬裝找到的材料，而應客觀地用史料來證實你的方法論（否則便必將失敗，結果只是變成為別人提供一些未能善用的史料）。

因此，方法論也可不必過于強調，尤不必強調可如何改觀以后文史各方面的結果；只提綱挈領地說明方法即可。

4.在20頁以下的“六書”問題，似無討論之必要。

5.方法上似應說明擬從哪些習俗或制度方面，闡釋太陽崇拜。（如祭祀、服飾、建筑、思想，或語文各方面。）

關于由我指導研究一事，我感到不僅學不足為人師，更感到有些不便。

所中因理解我曾表示不從事教學的意思（包括研究生），而未與我再談及此事。此時，張（張政烺）、胡（胡厚宣）二先生已公開招生，我自不能毛遂自薦，以免有與人競爭之嫌；尤其不愿使人認為我在爭取你。

如真承你雅愛，無妨以朋友或同道之誼，以余暇研究我可以協助的問題。我的材料，如你有用，均可使用，只在你的論著完成后，在文中提一下，也就夠了。

以上所說均出于愿望，非有別意，務請見諒。

祝研安！

希枚

六月二日晚（1984）

【何新案】

楊希枚回國后我與他在會議中認識，后多有來往而為忘年交。1984年《諸神的起源》初稿草成我即先送楊先生審讀。此信即是他讀拙稿后所復的讀后感。

楊先生于此信中所談，主要即是《諸神的起源》之主題——中國遠古文化中的太陽神崇拜問題。這個問題，此前屬于史學界諱言少言之禁區，權威如郭沫若更曾經斷言中國古代并無太陽神崇拜。而我于楊先生處聆教獲益至多。楊先生之博學之謙虛及扶持后學之厚德大愛，于此信中句句可見之。

往事已隔多年，楊先生早已是故人，余亦垂垂老矣。每重讀舊信，則不免乎哀思而仍心向往之。】

（參看《何新批判——研究與評估》“學者通信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版）

［第二篇］

何新老弟:

大著《論馬克思的歷史觀點與社會發展的五階段公式》、《文史新考》、《經史雜考》、《需、胥、儒》與《上古史官演變考》各篇均已逐篇拜讀。

尤其《論馬克思》一篇拜讀數次。

你最后引的馬氏一段話，使任何人都不能不承認馬克思唯物主義思想!據我自己的淺陋理解，即重視客觀事物的科學思想的卓越性。

你所論述的原是我近年所感受的，因而也是我最傾心的看法(不是具體討論的問題)。特別是“不先打破……教條主義傾向，是不能使歷史真正成為一門有價值的社會科學”這個根本論點。

其實，任何一門科學似乎都沒有僅此一宗或一家之談的、宏括萬事萬物之理的“真理”。

而所謂“真理”、科學學說，不過是“此時此際有效的說法(working hypotheris)”(因此，牛頓的力學定理便不如愛因斯坦的學說更適用)。

如果“不惜割裂歷史的肢體，削足適履地歪曲活的歷史以適應于死的教條概念"，不僅不能使史學成為科學史學，而是會使人的思想，整個社會思想都會僵化。

真佩服你，竟然在1981年如此大膽地寫出這么精辟的論文!

顯然，國人，尤其中青年人的思想并未僵化。中國人的思想，正如現在大力推行的開放經濟政策一樣，會日見開放活躍起來的!真正的科學史學會日趨發展起來的，而你正是這個希望實現的倡導者之一。

而且前些日讀到1980年《學習與探索》陳平的《關于社會史研究的方法論問題》，說明這個趨向也正是方興未艾!令人深受鼓舞。我的思想是落伍了。

寫到這，又看到今天的《光明日報》的《加深對社會主義的科學理解》和《從歷史的發展中認識科學社會主義》兩文，跟我們的看法正是一樣，證明“這樣的思想路線，必然要求解放思想……從種種錯誤的或陳舊、不符合發展了的實際情況的傳統觀念、固定觀念中解放出來，破除條條框框的束縛……使思想更符合不斷發展著的實際”的看法是不可或缺的!證明過去思想上“有種種錯誤”受“條條框框的束縛”!如此錯誤的束縛，還談什么科學研究?

其余各篇論點都持之有故，僅小地方或有可論，略示拙見:

一、《鐘馗考》論點均同意，據下列各詞音韻比較:(仲)虺Xw??d，(仲)偎Kw??d，(仲) 儡Liw??d，偎佩Xw??dKw??d，郁儡 Siw??t Hiwσd，頗疑①原文或即虺儡、偎儡、郁儡，②省言，則為虺、偎或儡，③雄、伯、中(仲)或是附加詞如風伯、雷公的伯、公)。

二、勞軒似有《釋史》之類的一文載《大陸雜志》(題名期數已記不清)認為“史”或即巫史持鉆鉆龜:較之吏、使持“旗桿裝置有鼓”的令旗或令鼓，似更容易(旗桿上置鼓實在太重)，因而也較合理。尤其史契刻卜辭，正是記事。實際引《周禮》也只說“以旗物……各師其民而致”，不必就是手舉旗鼓(將旗鼓先建于場地上而后致之)。

又既云劉節先生釋尹字說“甚確”(即司冊命書記，史佚即尹佚)，則“史”至少也當是記事之官。何以又據甲骨文“另一類史官”……因而強調史為“授令使人之官也"?這個論點既失之矛盾，也失之勉強，顯得吃力。然否?何不詳舉右史的職務及各司其職之史，而不必肯定泛稱之“史”必為司令之史?

引論徐中舒先生文的“需”字是否為“x”字之誤印?《說文》解釋的是“需”，不是x，也不能認為“從而的形訓不確”。或只能指出當是或需字。儒或即x，即主持祭典者的論點則是也。

墨子出身木工，及巨子為墨子派下的執法領袖說，應是不易之論。

鄒衍為東方“方仙道”說，論點或發揮陳寅格先生說，蓋可論定。惟總覺得歷來發揮鄒衍說或考證其說者，所引資料均不出《史記》、《應同》篇、《淮南》等主要秦漢人論著。鄒氏原著均已無存，甚難確論。或不如就漢儒論著，以論九州島、陰陽之說，或更可論。

以上所見，卑之無甚高論，也不影響大著基本論點。尤有敢于突破舊說的同好之感。

社林崇拜。據漢畫羿射林上之“鳥”，當與太陽崇拜有關。太陽既關乎自然界萬物之生，及其炎旱，也為生物和人類的最大敵人，因而既是崇拜，又與之斗爭!人與大自然力的抗衡!

我最近譯完《文化演化及研究史》一文，主旨與前面所論問題頤可參證。不悉有無刊載價值。容日即擬撰“漢代太陽崇拜”一文，俟寫好，請你批評。

附上近日發表的《先秦所謂姓及其相關的問題》抽印本。主要對過去研究作一概括介紹，同時對“姓、甥”二字訓詁與社會結構演變關系，提出新的看法。而主要論點提出周代至漢代仍是濃厚母系姓族(即通常所誤稱之氏族)，從母系，從母姓制的遺緒。問題頗復雜，所論不必正確，只提出供有興趣同道參考而已。

先秦所謂姓，正是這樣一個復雜而需要全新肯定的問題。其豈不然?

祝新年安好!

楊希枚

二月四日（1985）

《 諸神的起源》日本、韓國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