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末，以蓋達爾為首的“少壯派”政府將私有化看作是“一出重頭戲”。這場戲的主角選定由丘拜斯“主演”。被委任為副總理的丘拜斯只好臨時搭戲臺、匆忙“拉班子”，成立了全權負責私有化的“國家財產管理委員會”。丘拜斯親自兼任該委員會的主席。然而，機構成立了，卻缺少人才，又不知從何入手。更主要的問題是沒有任何現成的規章、制度可循。

東歐一些國家雖然或多或少地進行了私有化改造，但在俄羅斯人眼里，東歐國家的私有化做法，不足為俄羅斯“老大哥”所用。于是，丘拜斯開始求救于美國。美國政府一口答應。美國國際開發署撥出專項基金，聯合哈佛大學及有關機構制定了一項“援俄計劃”。該計劃的主要目的是，從立法、信息以及人才培訓等方面向俄羅斯政府提供幫助。

“美國廚師制作俄式大菜”

受俄羅斯政府的邀請，美國政府派遣安·施萊費爾和喬治·海伊前往莫斯科，成為美國援助俄羅斯的第一批“謀士”。

1991年底，哈佛大學經濟學家施萊費爾結識了身為俄羅斯政府副總理的丘拜斯。丘拜斯激進的經濟思想早就引起了美國專家的注意。交談后，頗有相識恨晚之感。一個私有化大權在握，一個另有圖謀，兩位一拍即合。從此，施萊費爾成為俄羅斯政府的“座上賓”，經常往來穿梭于大西洋兩岸。

1992年喬治·海伊攜家眷來到莫斯科，他將長期留駐俄羅斯。喬治·海伊的身份為美國法律專家。任務主要有兩個，一是負責美國政府計劃的實施和協調；二是為俄羅斯政府即將推行的私有化運動“出謀劃策”。

不久，年輕的喬治·海伊被丘拜斯任命為俄羅斯國家財產管理委員會外國技術幫助司司長。這年9月，在海伊的建議下，俄羅斯國家財產管理委員會成立“專家委員會”。10月5日，俄羅斯政府副總理兼“國財委”主席丘拜斯簽署文件，任命美國人喬治·海伊為“專家委員會”的副主任。丘拜斯的同齡好友馬·博伊科[1]任委員會主任。該委員會除兩位是俄羅斯人外，其余均為外籍人士擔當。

據俄羅斯報刊透露，“專家委員會”的作用非同小可。可謂“責任重大，權限極寬”。成立該委員會的第188號文件中明確規定：有關俄羅斯私有化方面的總統令、政府決議以及“國財委”主席決定等文件草案，一律必須通過“專家委員會”的評議和論證。尤其是在涉及工業部門私有化、集團控股公司的改組及企業的股權拍賣等方面，“專家委員會”擁有很大的發言權。另外，“專家委員會”還負責眾多規范性法規文件的審評。

后來，在丘拜斯的堅持下，“國財委”又發文，明令規定：機關文件必須有喬治·海伊的簽署意見，否則不能蓋章、編號、歸檔。不知是海伊的智謀超群，還是丘拜斯故作姿態，以贏得西方的好感。一時間，俄羅斯國家財產管理委員會機關內部流傳著一句順口溜：

我們沒有海伊叔叔，俄羅斯休想得到美國的援助！

應當說，俄羅斯政府聘請的外國“謀士”為私有化出了不少力氣。俄羅斯“國財委”借助國外專家的智力，制定了一系列的原則性法律、法規，推出了一些私有化具體操作規范。正是在國外專家的影響下，俄羅斯經濟改革的方針才得到西方政府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及世界銀行的認可。因此，國際上給予俄羅斯的援助或貸款，此間外國謀士的作用功不可沒。

國際社會承認俄羅斯私有化領導人丘拜斯的“勇氣和組織才能”，將丘拜斯稱為“俄羅斯私有化之父”。美國政府和有關基金會還分別向丘拜斯頒發獎章，以表揚他在俄羅斯建立“私有制”方面的貢獻。

西方社會通過私有化這扇“窗口”得以透視俄羅斯，終于看到了剝去了面紗之后的俄羅斯經濟實力，或多或少地觸摸著俄羅斯經濟脈搏。

俄羅斯國家財產管理委員會——這個主管國有資產私有化的機構，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幾個月后就成為一個“凌駕”于其他部委之上的“超級大部”。正是這個部門掌握著比原克格勃還要多的經濟機密。這里每天匯集著有關俄羅斯工業布局、企業經營、資產狀況等數據材料。有關人士指出，在俄羅斯，國家財產管理委員會最清楚俄羅斯70年的“家底”。

外國謀士掌握俄羅斯的“家底”

俄羅斯“國財委”的機關大樓門前，正規警察部隊荷搶實彈，平常人等不得隨便靠近。然而，來自“冷戰”對手的美國人海伊先生卻能暢通無阻。

1992年初，受俄羅斯政府邀請的外國專家共有200人之多。外國專家提出，過去計劃體制下形成的“封閉”現象，是企業走向市場、吸引外資的最大障礙。今后，包括軍工保密企業在內，私有化時必須“公開化”、“透明化”。

在原蘇聯，特別是冷戰時期，全國上下實行嚴格的保密制度。克里姆林宮的上層領導設有專門的通信專線，具有反干擾、反竊聽等功能。原“克格勃”下屬特別技術局負責專線聯系。倘若某高層干部下臺，特別專線即告中斷。社會所有組織、企業都有相應的保密規章制度。

蘇聯解體后，俄羅斯保密部門幾經改組，實力大為削弱，但“克格勃”的傳統仍在。俄羅斯成立“國家技術委員會”，直接隸屬總統。負責和協調政府通信、檔案和保密工作。原克格勃的有關業務局也歸屬該委員會領導。

1996年受俄羅斯總統監督總署的委托，“國家技術委員會”對私有化的主管機構“國家財產委員會”進行了檢查。檢查結果使俄羅斯保密部門大為震驚。

俄羅斯“國財委”的辦公大樓里，擺放著不少先進的辦公設備。一些正在使用的電腦、復印機等都是以某西方財團的名義無償贈與的。這些辦公用具有的放在工作間，有的放在會議室。檢查人員發現，這些外國贈與的“禮品”未經任何特殊技術檢測，竟然處理著大量的國家機密資料。辦公用房沒有安裝反監聽、反拍照的設施。是無意的疏忽，還是有意的坦誠？

此事一經披露，俄羅斯輿論嘩然。有的政治勢力呼吁，俄羅斯迫切需要制定“經濟安全戰略”，以維護民族利益，保護國家安全。相反的意見認為，應當摒棄“冷戰”時的思維方式，放棄對立思想，努力建設一個開放社會。

在外國專家的建議下，1992年11月，葉利欽總統簽署命令，籌建“俄羅斯私有化中心”。隨即，俄羅斯境內紛紛建立“私有化中心”。這是一個半官方、半民間性質的機構，任務是搜集當地企業的信息，了解每個企業的狀況和發展前景，為可能的投資者，待別是外國投資者提供信息幫助。“俄羅斯私有化中心”的經費來自外國的資助。人員編制屬俄羅斯“國財委”配備。一般每個地區的“中心”有3人～5人。工資以外匯支付，每月平均1000美元左右，這是俄羅斯社會平均工資的6倍～8倍。這類“中心”的人員不多，但能量卻很大，活動范圍西起波羅的海，東至太平洋，北自北冰洋沿岸，南及黑海海域，共計200多個。

私有化的信息搜集工作不能說不細。俄羅斯安全技術部門在檢查中發現，“國財委”掌握了俄羅斯內務部、反間諜局、總參謀部等機構的秘密“據點”。這些“據點”多為用作掩護的民用房產，大概也應屬私有化之列。讓保密檢查機構大為吃驚。

俄羅斯一些報刊透露，國家財產委員會邀請的國外私有化問題顧問中，有不少人與國外軍方或情報機構有聯系。在美國派遣的援俄謀士中，既有俄羅斯問題專家，也有美國軍方甚至是中央情報局的諜報人員。

美國駐俄羅斯大使館武官邁克·迪薩羅，對俄羅斯私有化表現出極大的興趣。邁克·迪薩羅1989-1992年在美國駐莫斯科使館工作期間，與任俄羅斯政府私有化問題顧問的海伊關系密切。美國使館武官在海伊的協助下，多次前往俄羅斯腹地，了解和搜集俄企業和經濟私有化的進展情況。

另據俄羅斯聯邦安全總署（前身即“克格勃”）的材料，1992年12月邁克·迪薩羅以國際財團代表團的身份來到俄羅斯第三大城市——下諾夫格羅德。下諾夫格羅德即蘇聯時期的高爾基市，位于著名的伏爾加河沿岸，是俄羅斯重要的軍工生產基地。俄羅斯的反間諜機構認為，邁克·迪薩羅此行的目的絕非欣賞伏爾加河秀美的風光，軍工企業的股份拍賣更令美國武官感興趣。

莫斯科電極總廠的廠區里，座落著“石墨”科學研究所的反應堆。在私有化過程中，而正是這個具有戰略意義的工廠，30%的股份被一家名為“格拉尼克斯”的公司買走。實際上這家投標公司的出資者就是美國法律專家海伊先生。現在，莫斯科電極廠，已經不再接受俄羅斯軍工和航天部門的訂貨，轉而采用美國工藝，為美國有關部門生產零配件。

謀士？謀報？商人？

除搜集信息，出謀劃策以外，美國謀士還不忘利用私人關系和俄羅斯私有化的大好時機，為個人牟取“利益”。俗話講，“既在河邊走，難免不濕鞋”。既然俄羅斯社會“權錢勾結”，腐敗嚴重，何不乘機撈上一把。

據美國《華盛頓郵報》報道，1997年5月美國國際開發署在清理援外計劃時，發現在由施萊費爾和海伊兩人負責的援俄計劃“賬目混亂”。上述兩人利用在俄羅斯政府中的影響和上層高官的親密聯系，大肆活動，牟取私利。他們的所作所為，辜負了美國政府和人民的信任。為此，美國當局決定下令暫停此項計劃的實施，并著手對兩位“海外謀士”進行調查。

早在1992年美國政府通過國際開發署，以哈佛國際發展研究院的名義在俄羅斯建立基金會和“規范經濟研究所”。1992-1996年間，通過基金會和研究所，美國國際開發署先后耗費100多萬美元，用于支付各種名義的酬金、稿費、講課費等。

據美國和英國的輿論界透露，在1992-1997年的5年時間里，施萊費爾和海伊里應外合，利用職務之便，大談生意之道。在施萊費爾的暗中幫助下，海伊動用美國政府的資金，投資于俄羅斯政府發行的債券。

由于近幾年俄羅斯政府財政“捉襟見肘”，故采取了在境內外大量發行政府債券的方式解決預算困難。俄羅斯政府發行的債券“回報極高”，曾一度達60%，境內發行債券的利率則更高。海伊利用良好的關系和靈通的信息炒賣俄羅斯政府債券，既不妨礙“傳道授業”，又能“淘金賺錢”，何樂而不為？

哈佛經濟學家施萊費爾也不甘示弱，動用自己的夫人上陣。此后他們在莫斯科建立了投資基金會。利用俄羅斯國有企業股份拍賣、公司重組之際，不失時機，進行投資。兩位美國先生利用在俄羅斯私有化總部的關系和影響，全面掌握上市競拍的企業的“標底”。夫人的基金會屢屢選擇前景看好的原材料、石油和天然氣等公司，“發發必中”，總是恰到好處。因此基金會盈利豐厚。

不知是俄羅斯輿論界不了解此間的內幕，還是由于美國謀士有俄羅斯高官的庇護，俄羅斯社會對此一直表示沉默。甚至連丘拜斯的反對派對這種“有傷俄羅斯民族自尊心”的行徑也奈何不得。倒是美國政府察覺了施萊費爾和海伊兩人的“不軌行為”，美國國際開發署規定，項目官員不得在受援國參與任何投資或商業性活動。這樣一來，兩位謀士的“后院起火”，他們急忙轉移和隱藏文件和賬戶。待美國政府開始調查時，甚至連檔案材料以及價值50萬美元的辦公設備也不知去向，而這些本屬于美國國際開發署和哈佛大學所有。

美國駐莫斯科大使館奉命約見俄羅斯警方，并提出抗議，美國報界也紛紛刊出文章，將俄羅斯描繪成“犯罪國家”、“黑手黨的天下”。一些與援俄計劃無關的美國俄羅斯問題學者，也借題發揮，認為俄羅斯是“世界最腐敗的國家之一，外國政府的幫助往往會適得其反，最終受益的將是極少數‘權貴或富人’”。

面對來自大西洋彼岸的指責，俄羅斯第一副總理丘拜斯一面為自己的美國密友辯護，一面立即斷絕了今后與哈佛的合作。并聲言“這是美國內部反對俄羅斯改革勢力一手策劃的，是一場陰謀”。

然而，不管怎樣，俄羅斯私有化事實上只是給少數人帶來了“好處”。丘拜斯在俄羅斯的名聲一直不佳。這一點連丘拜斯自己都承認。俄羅斯社會流行一種說法，稱“俄羅斯除非懶得動嘴的人，才不罵私有化”。美國謀士們的所作所為，雖然沒有直接觸及到社會普通百姓的利益，但無疑更進一步損害了俄羅斯私有化的“名聲”。社會調查材料表明，大多數俄羅斯居民認為，私有化與其說是積極的經濟改革措施，不如說是一場政治陰謀。私有化過程中接連不斷的“丑聞”，只會更多地為私有化反對派提供攻擊的“炮彈”。

注釋：

[1]馬·博伊科后來在1996年丘拜斯擔任總統辦公廳主任時，出任辦公廳副主任之職。1997年夏天，來自“圣彼得堡私有化突擊隊”的另一名重要成員科赫因丑聞被迫辭職，博伊科接任副總理兼“國財委”主席。但時不多久，博伊科便因“稿費丑聞”，同其他幾位“私有化”高官一同被解職。

（本文原載張樹華著、濟科學出版社1998年11月出版的《私有化，是禍？是福？——俄羅斯經濟改革透視》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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