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晉時期303年，名門望族瑯琊王氏誕下一子，按家族排名順序給他取名羲之，誰也未曾想這個小孩會在日后成為書法界最具影響力的人物，甚至重塑了書壇往后千年的走向。

王羲之出生于文化世家，他家族在當時的地位可謂是如日中天，他自幼深受家族文化的滋養(yǎng)，七歲便踏上了書法學習之路，師從衛(wèi)夫人。

在漫長的書法研習過程中，王羲之廣納百家之長，對各種書體都進行了深入鉆研，將不同風格的書法元素巧妙融合，逐漸擺脫了漢魏時期的筆風束縛，開創(chuàng)出獨屬于自己的風格。（這里有篇關(guān)于王羲之的人物傳記：）

其代表作《蘭亭集序》，更是憑借精妙的筆法、和諧的布局以及自然流露的文人雅趣，被譽為 “天下第一行書”。

在日后唐太宗對他愛不釋手，甚至有傳言說他還將此帖帶進了皇陵，從此世人再無見其真跡的運氣。

在王羲之的傳世法帖大多篇幅簡短且分布零散，這給后世書家臨學帶來了諸多不便，需要耗費大量時間和精力去搜集字帖，且難以系統(tǒng)掌握 “二王” 筆法。

唐代雖有《圣教序》《十七帖》等集字作品，但這些拼湊而成的法帖，與王羲之親筆之作相比，顯得不夠自然靈動，缺乏魏晉雅士的俊逸之姿，且原稿失傳，石碑漫漶，拓本模糊不清，并不適合臨學。

實際上自唐代起就一直有人在收集王羲之的著作，希望能把所有的傳世真跡都給整編成一部書籍，但在信息不發(fā)達的年代，這一工作并非想像中的那般簡單。

直到五代十國時期的南唐，南唐后主李煜，親自監(jiān)制，在前朝的基礎(chǔ)上，命人精挑細選，找出最精妙的60多幅王羲之真跡，打造出一部《澄清堂帖》。

當時，南唐內(nèi)府特設(shè) “澄心堂” 作為書畫鑒藏中樞，匯聚了徐鉉、馮延巳等頂尖學者。他們采用 “雙鉤填墨” 技術(shù)，盡可能完美地留存真跡神韻。

在這樣的精心制作下，《澄清堂帖》不僅收錄了許多王羲之的精妙之作，還最大程度還原了其筆墨韻味，米芾曾驚嘆：“澄清諸帖，盡攝右軍魂魄，雖經(jīng)摹拓猶帶晉人風骨。”

《澄清堂帖》的內(nèi)容極為豐富，涵蓋了行、楷、草三種書體。帖中的書法作品多以 “空中取勢” 起筆，線條如游絲般輕盈，轉(zhuǎn)折處多用絞轉(zhuǎn)技法，形成了 “圓勁如鐵” 的質(zhì)感，字字剛?cè)岜M備、靈活多變。

例如，《知賓帖》中的 “猶” 字，線條圓融舒暢，外觀俊逸，筋骨洞達，中間布白疏朗，營造出虛靈的意韻，與下一字相連的狀態(tài)也更顯全篇的動勢和活力。

公元975年，南唐被北宋所滅，李煜被俘，《澄清堂帖》也隨之進入北宋皇宮。宋太祖趙匡胤雖是武將出身，但對王羲之的書法同樣極為推崇。

他見到《澄清堂帖》后，愛不釋手，日日觀摩賞析，甚至下令將其摹刻上石。

趙匡胤對這部法帖的喜愛達到了極致，臨終前囑咐臣子，要將《澄清堂帖》的原版跟隨自己一起下葬。于是，這部承載著無數(shù)心血的法帖，在一段時間內(nèi)被深埋地下。

直到北宋末年，宋太祖的永昌陵遭遇盜墓賊的 “光顧”。幸運的是，《澄清堂帖》并未被盜墓賊損毀或帶走，得以保存下來。

之后不知怎的流傳到了收藏家施宿手中。施宿對書法也頗有研究，他在泰州提舉茶鹽司廳堂 “澄清堂” 內(nèi)，對《澄清堂帖》進行了細致的拓印、裝裱和修復(fù)工作。

之后隨之朝局的變動和時間的變遷，它在不同的收藏家之間流傳，遞藏有序，先后經(jīng)過賈似道、王文治、翁方綱、吳昌碩等人之手。在此書山其后都有不同名家收藏者的題跋。

此書冊內(nèi)容含蓋較廣，可以說是盡可能的呈現(xiàn)王羲之一生之中最具經(jīng)典的傳世書作，也有人稱之為“王羲之書法百寶書”，有學者統(tǒng)計過全冊約2000余字，書冊展開后長達十米。

與其他常見法帖相比，它克服了字數(shù)少、筆路模糊、細節(jié)缺失、刻工粗糙等諸多缺點，是學習王羲之行、草書的絕佳范本。

上世紀 60 年代，利榮森得到此作，并將它捐給了香港中文大學。如今，它被收藏在香港中文大學，成為書法愛好者和研究者眼中的瑰寶。國家也將它列入 “珍貴古籍名錄”，對其進行重點保護。

清代書家王文治稱贊這部作品：“右軍行草書一冊，當是淳化閣所摹，毫芒飛動，使轉(zhuǎn)縱橫，晉人神韻，賴此以傳。《大觀》雖工致過之，精氣弗及也。此種宋刻宋拓之右軍書，真世間稀有之寶！”

何紹基也評價它：“于淳化、大觀、絳、潭、太清樓諸拓為遠勝也”。意思是《澄清堂帖》比《淳化閣帖》《大觀帖》《絳帖》《潭帖》以及太清樓所藏的那些拓本都要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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