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11月29日，沈醉獲得第二批特赦，對于還在功德林里的原國民黨軍將領而言，算是比較轟動的。

不為別的，沈醉是國民黨軍統特務，是前兩批獲得特赦的中唯一的軍統要員。

沈醉獲特赦后，自己心里都感到惴惴不安，據他在《我這三十年》里描述，他甚至不愿意留在北京工作，因為他在北京，到處都能夠見到當年曾受他迫害的共產黨人。

比如時任北京市委統戰部部長的廖沫沙。

廖沫沙是1942年調重慶出任《新華日報》編輯部主任的，沒少受軍統統特務跟蹤，到1947年國共和談失敗后，他們又被驅逐出重慶。

不過，大出沈醉意料之外的是，廖沫沙對他的態度，并不是他所想象的那樣言語譏諷，針鋒相對，而是耐心細致的勸慰他，要他不要背歷史包袱。

幾次下來，沈醉心里也就不如一開始時候的緊張。

不久之后，沈醉與杜聿明、溥儀等人一起調到了全國政協文史辦公室工作。

一

話又說回來，沈醉當年在軍統，手上其實沾了不少我們同志的鮮血的，即便是僥幸不被他殺害，也要時常受他跟蹤。

對于這部分人，沈醉多數還是能認出來的，時隔多年后再次見面，總免不了當面鞠躬致歉，但也有部分人，見面后只是面善，卻怎么也想不起來在哪兒見過。

1961年春，中央統戰部在北京宴請第一批特赦的人，沈醉、范漢杰等第二批獲得特赦的人也受邀去參加。

時任中央統戰部副部長的徐冰還專門發表了講話，并在事后笑容可掬的走到沈醉面前遞了一支煙：

“沈醉，認不得我了，我可是認得你啊。”

沈醉一時驚恐，趕緊站起身來接過煙，但對徐冰卻絲毫想不起來在哪見過。

后來還是徐冰主動提醒，沈醉這才想起來，當年抗戰時期，軍統的一個老同事吳景中專門來找他，說他在重慶街頭意外碰上了個老熟人，這個人是共產黨從延安派到重慶工作的。

吳景中現在很多人都不陌生了，他是《潛伏》里吳敬中的原型，他早年也是個共產黨人，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留學，認識不少共產黨人，后來叛變后加入了軍統。

當時，吳景中對沈醉提出，可以以同學的名義拉攏此人為軍統工作，他和沈醉在向戴笠匯報了這一情況后，戴笠放手讓他們兩人去做。

不料，這件事情并不順利，沈醉、吳景中請此人吃飯，結果就在酒桌上，被此人三言兩語含混過去。

當時，沈醉、吳景中邀請的人就是徐冰。

徐冰還跟沈醉提及，當年在拒絕他們拉攏以后，跟蹤他的特務明顯多了不少，甚至還幾次流露出想要綁架他的想法，搞得徐冰后來盡量都少出門了。

一聽徐冰提起這件往事，沈醉心頭兀自惴惴不安，但徐冰并沒有見怪的意思，反而還問他生活怎么樣等等，關切之情，溢于言表。

沈醉深受感動之余，心下著實放心了不少。

二

1962年3月，沈醉在結束了紅星公社的勞動改造后，被分配到全國政協文史委員會辦公，每月生活費100元。

沈醉后來回憶起當時的心理時，仍然忍不住感慨，他最初其實是不希望被分配到全國政協的，而是想到北京市政協，這樣做的好處是，一方面能和女兒多見面，另外一方面，則是避免見到那些建國前受過自己迫害的民主人士，以求心里上的安寧。

一直到八十年代以后，沈醉這種情緒才消了不少。

沈醉到了文史委員會以后，便埋頭撰寫回憶材料，他記憶力好，下筆又很快，所以寫出來的東西較之其他人要多不少，這些文字材料當時是按照字數付給稿費，因此每月下來，沈醉生活上都要寬裕不少。

當然，像沈醉這樣一些人，盡管只是在文史委員會辦公，但出入待遇一律都是參照正式的全國政協委員的，平常購買日用品，在大禮堂吃飯，沈醉經常碰上熟人。

一次，沈醉從禮堂后門進入餐廳，迎面便撞上時任全國政協常委的閻寶航。

沈醉對閻寶航并不陌生，這主要是因為當時閻寶航當時是以全國政協常委的身份主持文史資料委員會的工作，負責征集、整理文史資料。

也就是說，當時沈醉他們寫的這些資料，都是要交給閻寶航的。

當年，閻寶航在沈陽基督教青年會工作時期就認識了張學良，后來成為張學良身邊非常重要的幕僚，九一八事變以后，閻寶航逃亡到北平，并組織了“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西安事變后，閻寶航還致力于營救張學良，可惜后來未獲成功。

閻寶航受張學良推薦在蔣介石身邊工作，雖然備受信任，但他積極營救張學良，堅持主張抗日的行徑，則犯了蔣介石的忌諱。

蔣介石為了分化打擊“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下令成立了“四維學會”，并在四維學會安插復興社的骨干分子，戴笠也在“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大肆安插特務，久而久之，這個組織的活動自然就分崩離析。

閻寶航本人在抗戰時，上過軍統的黑名單，這件事情也是沈醉見到他以后難以啟齒的重要原因。

不過很有意思的是，當時閻寶航身邊還有個中年人，沈醉看著面善，卻想不起來在哪兒見過，后來還是閻寶航介紹，沈醉才恍然大悟：

“他是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的高崇民。”

閻寶航當年創建“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就是和高崇民在一起的，兩人自然是老相識。

高崇民和閻寶航一樣都是東北人，1929年當過張學良的秘書，并深受其賞識，九一八事變以后，從事抗日救亡運動，后來出任東北民眾抗日救國常務委員兼總務部副部長。

也因為這個緣故，從1935年開始，高崇民就遭到了國民黨當局通緝，在天津隱居期間，他接觸到了共產主義思想，并與同樣隱居天津的共產黨人多次暢談。

至1938年8月，高崇民到延安一行后，堅定了跟共產黨走的決心。

三

沈醉知道高崇民，還是在抗戰時期，當時高崇民從戴笠手中拿了一筆款子開辦了一份進步刊物，在當時是受軍統監視的。

有意思的是，1941年高崇民在重慶結婚，戴笠還專門去送過賀禮。

戴笠心里很清楚，高崇民這樣的人有影響力，輕易抓捕不得，所以對他監視的很緊。

抗戰勝利后，高崇民被我黨派去東北工作（高崇民1946年7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東北解放區安東省政府主席。

當時，軍統已經派了特務上門抓捕高崇民，但高崇民卻在特務嚴密監視的情況下從重慶跑到了上海，緊接著走海路到了東北。

高崇民是如何到東北的，沈醉一開始并不清楚。

一直到多年后，兩人相熟了，沈醉才了解到，原來高崇民當年是躲在軍統設計委員王化一家中。

王化一這個人也是個東北人，曾在張學良身邊任職，閻寶航、高崇民創建“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此人是常務委員兼軍事部長。

出乎意料的是，當年戴笠組建軍統局設計委員會，力邀王化一任委員。

也許是出于工作的需要，王化一接受了邀請，加入了軍統，表面上是為蔣介石、戴笠工作，但實際上是是從事進步工作。

高崇民當年躲在王化一家里，是得戴笠身邊的大小特務無論如何也想不到的事兒，不僅如此，王化一還親自送高崇民登上一艘美國的船到東北。

特務們壓根就想不到這一點。

根據各方面資料記載，當年為了抓捕高崇民，戴笠請出了叛徒袁曉軒。

袁曉軒是遼寧開原人，早年畢業于東北講武堂，后來投身東北軍中，不久后加入中國共產黨，期間從事東北軍與我黨之間的秘密聯絡，對閻寶航、高崇民都十分熟悉。

1939年，袁曉軒出任八路軍駐洛陽辦事處處長，曾陪同朱德與衛立煌談判。

1942年，洛陽八路軍辦事處撤銷后，身為辦事處處長的袁曉軒卻并沒有回延安報到，不久之后正式叛變投敵，出任任國民黨特種政治問題研究室副主任、策反委員會上校策反專員、重慶特區特點小組少將組長。

袁曉軒因為對高崇民很熟悉，后來就受軍統委托監視，幾乎把高崇民陷于死地。

沈醉之所以對高崇民愧疚，原因也正在于此，如果不是王化一替他掩護，那么高崇民十有八九是躲不過軍統的搜捕的，甚至極有可能犧牲在1949年11月的重慶他屠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