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正當防衛制度作為刑法賦予公民的防衛權，在司法實踐中長期面臨認定標準模糊的困境。本文以刑法第二十條為核心，結合典型案例與司法解釋，系統解析特殊防衛與防衛過當的實務區分標準。通過構建“雙層次動態評估模型”，明確“防衛必要性”與“損害相當性”的判斷邏輯，旨在為準確適用防衛制度提供可操作性指引。

一、正當防衛制度的規范構造與適用困境

正當防衛的合法性源于權利與秩序的平衡，其成立需滿足五項要件：不法侵害現實性、防衛行為適時性、防衛目的正當性、對象特定性及限度合理性。刑法第二十條第三款確立的特殊防衛制度，突破傳統防衛限度要求，對行兇、搶劫等嚴重暴力犯罪賦予無限防衛權。但司法實踐中常因“唯結果論”傾向導致防衛行為被不當認定為過當，例如李某在遭遇持刀搶劫時致侵害人死亡，部分法院僅依據傷亡結果即否定特殊防衛成立。

實務爭議的根源在于三個維度：其一，侵害強度判斷的客觀化不足，過度依賴事后鑒定忽視情境緊迫性；其二，防衛限度的評價標準單一化，機械對比損傷程度；其三，裁判說理的形式化，未能充分闡釋行為時的認知狀態。這些偏差導致“昆山反殺案”等標志性案件出現反復改判現象。

二、特殊防衛的構成要件與動態評估

（一）“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實質解釋

特殊防衛的適用前提需滿足雙重條件：

行為性質要件：不法侵害須達到與行兇、搶劫等相當的暴力層級。例如王某遭遇多人持械圍毆，雖未造成實際重傷，但侵害手段已具備致命風險，應認定為特殊防衛情形。

情境緊迫要件：需結合侵害手段（如刀具類型）、實施環境（封閉空間或公共場所）、力量對比（侵害方人數及體格）等動態因素綜合判斷。在某入室搶劫案中，法院以“夜間獨居、侵害方持有仿真槍”認定防衛行為必要性，即體現情境化判斷思維。

（二）防衛限度的動態評價模型

必要性基準：以一般理性人在相同情境下的認知能力為判斷標準，摒棄“事后諸葛亮”式分析。如張某面對持械搶劫時使用鐵棍反擊，不應苛求其精準控制打擊力度。

相當性評估：將防衛損害與侵害可能造成的后果進行類型化對比。若侵害行為具有致命性（如持刀刺向要害），即便防衛造成死亡結果，仍應認定符合相當性要求。

三、防衛過當的認定誤區與矯正路徑

（一）典型誤判情形分析

結果對比謬誤：僅以傷亡結果倒推防衛過當。如趙某為阻止強奸致侵害人重傷，部分法院忽視強奸行為的嚴重危害性，錯誤認定防衛過當。

工具機械主義：過度關注防衛工具與侵害工具的“對等性”。在某案例中，法院以“侵害方持木棍而防衛方使用菜刀”為由否定正當防衛，此系對工具功能的靜態誤讀。

（二）裁判規則優化建議

引入“合理恐懼”標準：參考美國“合理相信原則”，重點考察防衛人是否基于合理判斷實施防衛。例如夜間遭遇蒙面人持械威脅，即便事后證明工具為塑料模型，仍應認定存在合理恐懼。

完善證據采信規則：建立防衛情境的“三維復原”機制，通過現場勘驗、視聽資料、證人證言等還原行為時的客觀情境。在某地鐵沖突案中，法院依據監控視頻中的動作軌跡準確認定防衛適時性。

四、裁判文書說理范式的轉型

刑法第二十條第三款的立法本意在于否定特殊防衛行為的犯罪屬性，而非創設免責事由。根據《刑事訴訟法解釋》第二百九十五條規定，構成正當防衛的應宣告“無罪”，此與未成年人、精神病人等“不負刑事責任”存在本質差異：

無罪判決：確認行為不具備犯罪構成要件，徹底否定違法性；

不負刑責：承認行為構成犯罪但因責任能力欠缺免除處罰。

實務中需避免將兩者混同，例如在錢某反殺入室搶劫案中，法院明確表述“依法宣告無罪”，既符合立法精神，也彰顯司法權威。

結語

正當防衛制度的正確適用，關乎公民權利保障與司法公信力的雙重價值。通過構建情境化判斷標準、完善動態評估體系、優化裁判文書說理，可有效破解“唯結果論”困境。未來需通過司法解釋細化“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認定標準，并發布指導性案例統一裁判尺度，最終實現“合法不必向不法讓步”的法治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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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法濤律師，河南鄭州著名冤假錯案刑事辯護律師，律師團負責人，首席刑事辯護律師，14年刑事案件辦理經驗，專門辦理全國各類重大、疑難和復雜的刑事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