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李鴻章的形象，由清廷主導的知識分子廣泛參與，共同塑造。

評論李鴻章的人，大多與現實的政治相勾連，受到其政治觀念的影響。

因參與評價的個人或群體影響力和控制的資源不同，他們在塑造李鴻章形象的過程中，影響也有差異不免有主次之分。

朝廷眼中的“忠臣”

光緒二十七年十月，李鴻章病逝于床榻。清廷在他曾經立功的地方建祠祭祀，并在京師特建專祠，享漢臣未享之榮耀，對他一生給予了極大肯定。

李鴻章曾入翰林，是協理大學士一品大臣，且有大功于社翟。根據清代大臣謚號的規定，光緒皇帝授予李鴻章“文忠”的謚號，并且親自執筆，先后作了悼念李鴻章的御制碑文、祭文多篇。

從這些文字中，我們看到的是李鴻章“危身奉上”、“鞠躬盡瘁”的高大“忠臣”形象。

清廷稱贊他是個“器識淵深才酞宏遠”的“草臣”，贊李鴻章一生“力疾從公未克休息忠靖之忱老而彌篤。”任職總督直隸兼充北洋大臣期間，“匡濟艱難輯和中外老成謀國具有深衷”。

對李鴻章的外交功績，清廷更是贊譽有加。據《國史本傳》記載光緒皇帝曾多次下詔稱贊李鴻章的外交功績。

光緒皇帝反復強調的是，李鴻章作為臣子對君主的忠誠。

這一點無可厚非，站在皇帝的角度，李鴻章對清朝廷盡心盡力，確實是當之無愧的“忠臣”。

碑文、祭文中朝廷多次稱道李鴻章在外交中所表現的“忠誠”。尤其稱譽庚子事變中李鴻章通過外交斡旋力保清廷不滅的功績。

基于李鴻章的功績和他一生的種種表現，清廷給予了李鴻章“忠”的蓋棺定論。

清流眼中的“奸臣”

清末，中國政治變化劇烈，各種思想激蕩著國家內憂外患。

一些翰林、御史、言官號稱“清流”，他們崇尚理學以維護名教為己任好氣節薄功利重人品輕才能。

面對中國落伍于世界，遭遇外族入侵，國內矛盾重重民變此起彼伏，他們提不出改善社會、實現國家獨立富強的辦法，依然執著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綱常禮教，對李鴻章興辦洋務帶給中國社會的進步視而不見。

面對晚清政府對外戰爭的失敗，他們民族情緒高漲，對負責北洋事務、主持清末外交的李鴻章過分鞭撻，卻很少從理智上分析外交失敗的原因，只是井噴似的發泄自己的民族主義情緒，將李鴻章放在朝廷和民族的對立面，罵他是出賣國家利益的奸臣。

甲午戰爭后，清流派猛烈地抨擊李鴻章。一批以翁同和、李鴻藻等為首的清流，固然對李鴻章所倡導的洋務不以為然，更對李鴻章所主導的外交提出了批評。

特別在甲午海戰以后，九卿科道紛紛上書參勃李鴻章，尤其那些清流名士對李鴻章抨擊更甚，他們紛紛上書，認為李鴻章應該為國家利益的喪失負責。

其中有人更將李鴻章比作宋之秦檜、蔡京和明之嚴篙、仇鶯甚至是比他們更加壞的“奸臣”。

文化名流胡思敬也說李鴻章是個“獻媚宮閑”、“固寵求榮”、“多藉言利”善迎合的奸臣。在他眼里李鴻章成為一個媚主固寵的勢利小人。

洋務派眼中的“功臣”

在李鴻章大力提倡洋務時，身邊有一群與他主張一致的人和助手，他們給予李鴻章很高的評價。

直隸總督袁世凱認為，李鴻章所辦洋務能讓國家富強。還有工部左侍郎盛宣懷，也肯定李鴻章辦理洋務的功績。

他們對李鴻章辦理洋務的肯定，顯然不同于當時官方主流，對李鴻章的功績敘述，不論是先前御制的多篇祭文、碑文《國史本傳》還是后來民國趙爾哭等人所編《清史稿》，都只稱李鴻章剿發平捻和辦理外交的功績。

可見，洋務派與朝廷和清流派在評定李鴻章為“忠臣”面前，并無不同意見，所不同者在褒揚的重點不同。

朝廷和清流派多肯定李鴻章剿發平捻和辦理外交的功績，而洋務派則大力贊揚李鴻章辦洋務的貢獻。

實際上，洋務派借肯定李鴻章而肯定洋務運動，實際上是肯定他們自身。

維新派眼中的“同志”和“英雄”

康有為和梁啟超是維新派的核心人物。康有為曾上書李鴻章，對其評價甚高，贊其“深明逆順明辨是非”，是維新的同志，并感謝他對維新事業的幫助。

康有為對李鴻章的稱贊，雖然很大程度是為了策反李鴻章，希望從政治上得到李鴻章的援助，但也不乏對李鴻章價值的認同。至少康有為認可李鴻章與自己一樣，希望通過政治改革實現救亡圖存。

與康有為相比，梁啟超對李鴻章的評價，要全面深刻的多。因其“不學無術”，梁啟超認為李鴻章“為時事所造之英雄，非造時事之英雄”。具體來說，“李鴻章不識國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勢，不知政治之本原，……”

梁啟超“惜李之才”，認為李鴻章是忠臣、儒臣、兵家、政治家、外交家。其才華與霍光、諸葛亮、郭子儀、王安石、曾國藩等相比，不逞多讓，比肩當時各國名臣如梅特涅、稗斯麥、格蘭斯頓、伊藤博文等也無不可。

但李鴻章終因其“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內治，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民”昧于大局，無法成為拯救國家造就時事的英雄。

革命派眼中的“漢奸”

二十世紀初，孫中山領導資產階級革命大力宣傳革命思想，他們主張“驅除勒虜恢復中華”，強調滿漢之別。在這段時間，他們視為清廷服務的漢人為大漢民族的“漢奸”，李鴻章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

革命派刊物《檀香山新中國報》說李鴻章“實中國之民賊”，并且和梁啟超一樣，否定平發剿捻為李鴻章的功績，稱這只是“珍滅同類、剝喪民權，謂為勒粗之功臣，則有之謂為中國之功臣則未也。”

這顯然比之梁啟超對李鴻章的批評更加的激烈，但二者都明顯的將效忠民族和國家，與忠于一家一姓的王朝觀念分開了，這就影響了李鴻章在他們眼中的形象。

《香港中國日報》“自古無才不足以濟奸前人論之詳矣。如西漢之王莽東漢之曹操唐之李林甫盧祀南宋之秦檜此皆有過人之才以竊取高位而清之李鴻章則更駕而上焉。……李鴻章僅能為滿清朝廷保其私產而不能為國家擴其利益也。”

顯然在作者眼中，國家利益與滿清朝廷利益不同，不僅不同，甚至還相沖突。這與清末清廷給李鴻章的蓋棺定論，以及李鴻章身后傳統文人將他比作諸葛亮、郭子儀等完美忠臣形象，做了徹底的顛覆。

顯然在革命者眼中，李鴻章等人是為滿人服務殘殺同種的“漢奸。

清末，中國社會開始走向近代，但傳統文化在人的思想中依然根深蒂固，對人物的評價更是影響深遠。

作為一個政治人物，尤其是身處清末那樣一個矛盾復雜社會大變革的時期，李鴻章不可避免的因為其政治主張，遭受來自各個不同政治群體的非議。他們各自秉持對中國未來社會的構想，對李鴻章口誅筆伐。

史家和普通知識分子對李鴻章的評價意見也相左，但大多保持了傳統人物評價的視角，曰道德如何、才干如何、品格怎樣等，始終無法擺脫彰善癢惡的鑒戒史學模式。

不過也有部分知識分子從傳統中走出來了，開始站在民族國家的立場上，來評價李鴻章在歷史進程中的地位和作用，體現出史學的近代化方向。

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時期評價李鴻章的人，大多是當時事件的親歷者，他們雖然能夠真實的反映當時人們對李鴻章的印象，但也難免會受自己的主觀感受所左右。

其典型表現就是，評價者偏執于李鴻章某事或某領域的言行和影響，形成局部印象，然后將這種印象推而廣之，作為李鴻章的整體評價保存了下來。

這種情況，頗有盲人摸象往往以偏概全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