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三尺講臺育桃李，一根粉筆寫春秋。為堅持不懈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鑄魂育人，堅持思政課建設與黨的創新理論武裝同步推進，在上海市委宣傳部理論處指導下，“澎湃新聞”推出“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教學名師”系列訪談，對話2020年“上海市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發展支持計劃入選名單”中的上海學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名師”和2021年、2022年“上海市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發展支持計劃入選名單”中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教學名師”，生動展示一線“教學名師”是如何扎根中國大地、賡續中華文脈、厚植學術根基，利用三尺講臺孜孜不倦教書育人，講好有高度、有深度、有溫度的中國故事、世界故事、人民故事、時代故事的。

本文是與2021年入選“教學名師”的、上海交通大學高福進教授的訪談。

澎湃新聞：您是怎么樣進入馬理論研究教學這一方向的？有什么印象深刻的故事嗎？

高福進：說來話長。我自十幾年前正式進入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雖然我本碩博都是學習歷史學（世界史）專業的，但是由于教學和科研的“命運”可謂“多舛”：我當初博士畢業隨即進入高校后，就從事了全新專業（當時是“文化藝術事業管理”）及方向的教學和研究，這倏忽間就十年匆匆而過。隨后，伴隨著上海交通大學文史哲系及學科的建立，我又回歸到世界史學科的教學及科研了；其間由于世界史學科進展緩慢，可謂異常艱難，加上隨后成立不久的馬克思主義學院中國近現代史基本問題研究、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兩個二級學科也亟需人員。于是乎，在學院領導們的大力支持下，我隨即加入了馬院、馬學科這個大家庭之中。

澎湃新聞：長期開展馬理論教學工作，對您看待問題的視角或方法有什么潛移默化的影響？“兩個結合”的論斷對于您看待問題的視角或方法有什么影響？

高福進：由原來的學科轉到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研究，我的體會是，不同學科的教學及科研的視角的確是不同的。譬如說，我從最初的文化藝術事業管理學科的教學到歷史學方面的教學，就是完全不同的視角：前者是以文化藝術事業和產業視角，最終落腳到市場管理，而后者則是以史學理論和方法，進行歷史具象化的考證、考察及分析，從而獲得較為嚴謹和準確的史學研究觀點及結論。教學也是如此。曾經有一次我遇到母校的周振鶴教授，問及我目前在交大從事什么學科的研究和教學，我如實作答：文化市場學（其中的一門課程）。周老師則以慣有的學者風范笑瞇瞇地（也頗具幽默的抑揚頓挫的腔調）說：“那么，您是以‘文化’為先呢，還是以‘市場’為先呢？”言外之意則是，“文化市場學”這門課程，雖然是“文化”在前，“市場”在后，實際上文化只是關鍵詞，只是視角及內容，最終的目標、目的及落腳點，則是市場及其管理的。

那么，自從進入到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教研領域，我的教學就立即轉入到相關學科的教學之中了。當然，轉行的課程是《中國近現代史綱要》，對我而言，其實并不太難——一句話，都是“史學”嘛！記得2013年初春，在當時“綱要”教研室主任張玉瑜教授的指導下，我開始登上“綱要”課程的講臺。之前也是備課認真，準備充分，第一節課講得激情勃發：我充分利用之前近20年的中外文化史、中國傳統文化概論、世界文明史、歐美文化史等基礎性課程的教學經驗積淀，發揮了自己對中外古今知識點等縱橫向聯系的特長，2節課下來，竟然是效果頗佳……當然，偶然幾次的課堂教學效果極佳似乎也是“天花板”，后續幾百次甚至幾千次的課堂教學效果不佳的情況也可能是更多的。

無論如何，我們最終牢記了馬克思主義理論課程的原則和出發點：即便像《中國近現代史綱要》這類看似是“歷史學”的課程，實際上也是“思想政治理論課”，絕非是真正意義上的“歷史學課程”。“綱要”課程是從歷史學視角和方法講授的思政課，雖然其內容以歷史人物、歷史事件、歷史現象等為主，然而它的的確確是思想政治理論課。這就是這門課程的性質。

同樣，我在此借用我們教研室主任、青年才俊鄧軍老師的一句總結的觀點，思想政治理論課包括“綱要”課程，它不是一成不變的，它是一門像水那樣“流動”的課程，是會隨著時代的發展和變化而不斷更新和變化的課程。就如同“兩個結合”論斷形成前后，其對思政課程的修訂和更新那樣。“綱要”課程也即將繼續其更新、變化，如同“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那樣、

澎湃新聞：您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是怎么看的，在教學和科研上有沒有什么例子？有沒有什么感悟與故事？

高福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是新時代以來馬克思主義理論及實踐在我國的全新發展及成果。在教學及科研方面，我們也經常使用、應用于課堂教學之中，每一位老師在與自己專業研究密切相關的學科研究結合的同時，可以深化教學，這方面的例子可謂不勝枚舉的，只是應對于各個不同學科，個性化更強一些吧。這種故事、案例應該在不同的教師之中得以更好地實施、發揮。

澎湃新聞：教研多年，馬克思主義對于您來說意味著什么？

高福進：教研多載，諸多感慨。思索良久，對于我而言，“馬克思主義”既是一種個人的意識形態信仰，也是一個集體、政黨、國家甚至民族（尤其是要強調最后這個特定的團體）的信仰。信仰，是上述集體或者共同體意識形態的核心價值觀，也是使其穩步發展以及其文明演變、進化、提升的持續性和持久性力量。所以，信仰的力量，它看似是如此之抽象，也似乎如此斷斷續續——因為隨著時代的變化比如政局動蕩、王朝更迭、文明變遷等等，有時候強大有時候又是那么弱小。然而，信仰，它亦為一種無形之力，時不時就會爆發出巨大的能量。

馬克思主義就是這種情況。它在19世紀下半葉以及20世紀上半葉爆發了巨大無比的能量，占全球面積最大的蘇維埃社會主義俄國以及占世界最多人口的中國先后在1917、1949年先后建立起這種信仰的國家政權。這就是信仰之力的歷史與現實的呈現及成效。

至今，自馬克思主義形成及其影響業已度過了一個半世紀多的歷史，其生命力依然強大。而從事與馬克思及其主義等相關信仰及學科教研的人員遍及全世界，其數量之多，幾乎遠超任何一個學科的“從業”人員。

澎湃新聞：您能聊一聊您覺得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和未來嗎？關于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體系化學理化研究闡釋的推進，您是怎么看的？

高福進：我本人“出身于”歷史學學科，而非馬學科，但是自從十多年前加入到這個學科的教研大家庭以來，也是感慨萬端，雖然也可以說是收獲滿滿。首先，從縱向視角而言，我認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及馬克思的思想繼續發展，不斷發展、變遷、演進中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和實踐——二者是相輔相成，良性循環：理論指導著實踐的發展，實踐也帶來了經驗、教訓和成果，使得理論總結繼續取得全新的觀點。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中國化理論與新中國以后的中國化理論是完全不同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與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理論特點及內容，同樣也是迥異的。其次，從橫向區域而言，馬克思主義自從19世紀中葉誕生以來，其影響力自歐洲發展到亞洲，其影響路線主要自當時的沙俄遠東至中國日本，隨后是亞洲及拉美乃至非洲等全球各個地區，至今其生命力依然“健在”，而且即便是歐美這樣的老牌資本主義國家和受其所謂的“核心價值觀”影響的地區，以馬克思主義理念和觀點作為主要或重要指導理論、思想的政黨尤其是研究機構和團體，依然普遍存在，更不用說在亞非拉這些發展中國家甚至不發達國家和地區的以馬克思主義作為核心價值觀念的國家或政黨，更是不在少數，越南、朝鮮、古巴、尼泊爾以及拉美、非洲等一些國家，要么是典型的社會主義國家和政黨執政，要么也是“左翼”派別及理念占據重大影響的地位，這方面，歐洲一些國家的政黨也是如此。

相對而言，馬克思主義的學科化、體系化研究的中心和重心，則是在外面中國。至少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段，我國依然是馬克思主義學科化體系化的主陣地。當然，歐美國家也占據一席之地，其他如傳統的社會主義國家如古巴、朝鮮、越南等，也有不同程度的體現。

澎湃新聞：如何讓同學們更好地去理解馬克思主義，能舉個具體的例子嗎？

高福進：若是讓同學們更好地理解馬克思主義，只是讓他們學習《共產黨宣言》或泛泛地說一句“真理的味道有點甜”（即便再講此故事），是遠遠不夠的。一句話，還是要結合自己的學科研究的積累，充分挖掘“活學活用”或可以“融會貫通”的資料、知識點，深入淺出地結合現實生活來發揮及拓展可能會更好。譬如，“馬克思主義”與“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兩組對應的概念深入淺出地講好講透的話，就是不錯的結果。

馬克思主義是馬克思、恩格斯共同建立的理論和思想，是世界文明史尤其是思想史上最重要的理論和思想之一，也對后世產生了極大的影響的思想。不過馬克思主義者則是在短短一兩個世紀內因馬克思主義的巨大影響力而形成的大批理論家及其踐行者。具體而言，“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則是具有明確的時間和地域所限，它是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逐步形成的一種理論，也就是與毛澤東思想形成同步，是毛澤東本人提出并發展起來的，適合于中國革命和建設、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以及新時代以來的全新的實踐——是一種理論與實踐密切結合的不斷發展、變化、更新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全新的成果。

澎湃新聞：您覺得大學生思政課重不重要，怎樣上好思政課，關鍵在哪里？

高福進：我們最近也是經常性地正式討論或非正式地交流這個問題：大學生要不要上思政課，要上多少門思政課？

答案是：第一個問題是不用回答的，答案是肯定的。那么關鍵是第二個問題，要上幾門思政課。每一門課程的主事人都堅持強調自己的重要意義。然而，無論如何，較為一致的意見是，思政課數量可以優化和調整。因為重復性有兩點，一個是人生階段的重復，亦即同學們自中小學到博士生階段都在上一些重復性的內容；二是多門思政課課程內容的嚴重重復，如此就毫無新意了。為此，這個問題，必須要最終要積極、切實、有效地得到解決的。

那么，最重要的是，如何上好這些課程呢？關鍵是在于任課教師個人。關于“如何上好思政課”的話題，全國上下無時無刻不在大大小小的時間段和場所進行著不斷的討論及備課。我是真正的“過來人”，每年參與類似會議不計其數，但是所獲得結論其實也是很簡單的。那就是：上好思政課，關鍵在個人。一言以蔽之，就要全身心投入，花時間花精力去備課，如“綱要”課程要熟悉大量的可以深化拓展的人物、故事、案例，這一切都建立于可靠的原始文獻和論證材料的基礎之上的。另外，就是，所有的思政課應該有真實生動、經得起時間檢驗或者是適應于不同歷史時期歷史時段的案例，案例不是越多越好，而是深化細化有故事打動人為主。

澎湃新聞：您覺得目前的思政課教師隊伍怎么樣？面臨什么樣的機遇與挑戰？

高福進：這個問題，我幾乎沒有發言權。當然，我也可以提出自己的看法。

當前，我國高校以及其他各種機構和單位的思政課隊伍持續性發展、壯大，尤其是在高校中，思政課老師包括專職及兼職的人員在新世紀以來逐步發展壯大，當前有人說“飽和”，當然，也有各種各樣的復雜情況的。無論如何，我們目前高校、科研院所、中等規模以上的國營及民營企業、各種事業單位等，思政課教師隊伍或者相關從業人員，都需要穩定且常規性地發展；要形成一定的規律；要“穩步前行”，要逐步擴充或刪減。一句話，要“穩”字當頭，穩中前行。

當然，思政課教師隊伍以及思政課教學和科研情況所面臨的挑戰也是充滿著復雜性，無論是國內年輕一代的成長起來及其所接受的各種新生事物尤其是科技革新、革命所帶來的精神面貌與獨立發表觀點的挑戰，抑或國際復雜局勢尤其是歐美國家在意識形態領域譬如那種“顏色革命”的挑釁、打壓等等，這些挑戰都是我們思政課教師隊伍所面臨的問題，需要及時應對。毋庸置疑的是，與上述挑戰并存的是機遇。這就是意識形態領域里的“辯證法”，我們都應該同時抓住它們。既有困難，也有機會；既有挑戰，亦有機遇——此為顛撲不破的規律。理解這一點，我們才能夠解決諸多臨時出現的棘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