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理解和應對世界貿易格局的重構？（二）

經濟學家 華生

不久前董輔礽基金會召開內部的春季研討會。會上談到特朗普政府上臺還不足百日，但是美國給世界帶來了兩個令人震驚的變化，一個是從啟蒙時代以來的價值理性和文明尺度似乎被顛覆，另一個是二戰以后由美國建立和主導的世界經濟貿易秩序開始動搖解體。發言時我沿著這個評論追問了一個問題，那么這二者更深層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是特朗普個人的瘋狂和特性改變了美國、沖擊了世界，還是有更深層的原因將特朗普第二次推上美國的權力頂峰？

就第一個問題而言，西方文明發展到二十一世紀受到了巨大的沖擊和挑戰，當然不是從特朗普開始的。因為早在20世紀90年代初冷戰結束，美國一時成為世界上沒有挑戰者的霸主，在哈佛大學知名學者福山已經開始談論“歷史的終結”時，同為哈佛大學的亨廷頓教授就清醒地看到，美國在20世紀末將如同曾為日不落帝國的英國在19世紀末時一樣，“凡是認為歷史已經終結的社會，通常是歷史即將衰微的社會”。

在他發表的《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等系列著述中，亨廷頓指出在全球化過程中由于人口結構的變化和流動，世界已經開始發生各民族國家與文明力量對比的變化，強調雖然西方文明過去幾百年中在全球取得了勢如破竹的節節勝利，但其他文明從來無保留擁抱和渴望的只是西方的先進科技而非價值文明。因此富裕起來從而開始奢侈頹廢的西方面臨的中心問題是能否應對外部文明的挑戰和制止與扭轉內部的衰敗進程。當然“衰弱并不是成直線型的。” 歐洲的衰弱早已開始，美國的衰弱正在路上。“文化在世界上的分布反映了權力的分布。……文化幾乎總是追隨著權力。”“亞洲人和穆斯林都強調他們的文化優越于西方文化。……亞洲的自信植根于經濟的增長；穆斯林的自我伸張在相當大程度上源于社會流動和人口增長。”

就西方社會內部而言，他認為無論是歐洲還是美國，“在當今世界上，對社會安全的最大威脅是來自移民。”美國國內的多元文化主義的發展將使美國不再成其為美國和西方，誰是美國人即美國的國民性面臨著的嚴峻挑戰。當然，亨廷頓的觀點當時被很多人認為是危言聳聽，其文明沖突的說法也引起很大的爭論，因為同一種文明內也有劇烈沖突，不同的文明之間也未必一定發生沖突。但不能不承認，他在20世紀九十年代初就指出的西方國家及其文明已從頂峰滑落是非常有遠見的判斷，而且正是他當時就指出的文化多元主義和西方傳統價值觀之間因移民問題激化的日益嚴重的社會撕裂，是推動西方文明受到根本性挑戰的深層原因，而特朗普只是因為他毫不掩飾地高舉反移民反文化多元主義、保衛西方傳統保守主義價值的旗幟才走上美國的政治舞臺中央。

第二個問題其實與第一個問題也有關聯，80年來美國主導的世界經濟貿易秩序的瓦解當然也不是從特朗普開始。二戰后，美國建立和主導的世界經濟秩序是以美國當時雄霸全球的經濟實力為前提的。但是，隨著舊的殖民地體系的瓦解，資本逐利的全球化導致資本、財富和科技特別是制造業向非西方國家擴散，美國的GDP從占全球的50%以上下降了一半僅占四分之一左右，制造業產出更是從占全球的一半下降到今天的只剩15%左右。歷史上大國興衰和更替的過程表明，經濟規模的持續攀升是在全球民族國家競爭中取得和保持優勢的基礎和最鮮明的特征。二戰后以聯合國憲章為代表的新的國際秩序，基本上排除了僅僅靠武力來擴張國家實力的地盤和經濟規模的可能，經濟實力本身的競爭更是成為大國競爭的主要賽場。

在美國的經濟實力顯著下降的情況下，二戰后由美國建立和主導的原有世界經濟秩序就不再自然而然地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早在200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薩繆爾森就在一篇論文中指出，隨著發展中國家的科技進步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當其逐步從低端產業轉向中高端產業，即便不考慮關稅和其他貿易壁壘，自由貿易也不會像經典貿易理論所說的那樣會使發達國家必然受益。從1993年開始，美國包括商品和服務貿易的經常項目下的逆差不斷擴大。2003年股神巴菲特撰文指出，美國貿易赤字持續增加，標志著美國對外負債從而美國資產越來越多地為外國所持有，這樣遲早會出大亂子。

世紀之交由互聯網興起而開始的信息革命進一步加快了科學技術在全球扁平化的迅速擴散，發展中新興國家的后發優勢越來越得到強化。制造業的大量外移使美國和西方國家某些基礎的供應鏈也不知不覺地開始受制于人。盡管美國傳統的建制派特別是民主黨人喜歡談論軟實力，但誠如亨廷頓所說，“軟實力只有建立在硬實力的基礎上才成其為實力。”美國硬實力的不斷下降導致與其原有的全球野心和國際布局與義務不再相稱。如果說一百多年前的由歐洲發端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是西方文明由盛而衰的第一個信號，2008年由美國發端的全球金融海嘯則是西方經濟加速持續衰落的一個新的拐點。

當然，亨廷頓并不真的認為西方特別是美國將會失去在全球的優勢地位，更沒有認為西方文明將會被任何其他文明取代，而是試圖警示和喚醒西方的旗手美國看到多極世界的潛在趨勢，在還不太晚的時候調整戰略和自我更新。因此他強調，“文明始終壓倒一切的教訓是，許多事情都是可能的，但任何事情都不是不可避免的。文明能夠，并且已經自我改革和更新。……西方是進行自我更新，還是任憑內部持續的腐敗加速其終結或者屈服于其他在經濟和人口方面更充滿活力的文明？” 他認為西方文明的價值不在于它是普遍的，這是西方正在衰弱的力量所不能及的，而是要保存、維護和復興西方文明獨一無二的特性。因為它是啟蒙時代以來人類自由、民主、法治、人權和經濟與文化自由思想的發源地和唯一的源泉。“美國和西方的未來取決于美國人再次確認他們對西方文明的責任。”不難看到，今天特朗普主義者宣稱他們正是以這樣的使命感在進行歷史性的變革和世界秩序重建。

歷史就是這樣吊詭，建制派在美國的衰落中感覺尚好、揚湯止沸、得過且過，讓自我膨脹、反復無常而又極其厚顏的商人特朗普喊出了“讓美國再次偉大的口號”，似乎上帝只能靠這樣的另類去拉響挽救西方文明的警報。但是，對于30多年后更加變化了的世界，全然不講道義道德從而嚴重損害了美國軟實力的特朗普主義者，真能推動重建美國的硬實力嗎？

巴菲特的黃金搭檔、2023年底以99歲的高齡謝世的查理·芒格令人難以置信地早就看到了這個詭異的歷史變幻。芒格2011年接受CNN財經頻道采訪中，在回答特朗普是否會成為一個強有力的總統時說，他也許相當果斷，但他絕非理想的決策者或管理人。自己最不愿意看到成為美國總統的人就是特朗普，因他的個人品質不適合擔任總統職務，如他的虛榮和嚴重的浮夸等太多的不良品質。2016年特朗普首次當選總統的一年后，雅虎財經的主編采訪芒格時問道，一年前我們談話時你說特朗普表現出某種形式的病態，你今天怎么評價他？芒格回答，我現在不想評論了，因為今天雙方過度的仇恨沒有好處，只會適得其反。我最近重讀了一遍《羅馬帝國的衰亡》，讀完之后我對當前的政治環境感覺好多了。如果你也讀一下的話肯定會對現在的世界有更好的感覺。我想今后會有一天，那些討厭特朗普的人會希望他回來。我不認為我會活到那一天，但是我確信那一天會來臨。

那么，在特朗普首次上任的一年后，就以超人的慧眼預見到他會（離開后再）回來的芒格，他究竟看到了世人沒有看到的什么呢？（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