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給中國人看的文字，似乎應注重他們自己所能做的事，而不宜注重外國人應該怎樣幫助他們獲得外國提倡的那種行為，那是不中用的而且也是不應有的。

因為一則易流于寄生的習性，再則別人畢竟是靠不住的。“匪今斯今，振古如斯。”世界上不自私自利的國家，恐怕很難找。中國是能以自己的力量自救的國家，我相信中國所有的愛國志士，個個都很希望中國能慢慢地自己奮發起來。

▌“假使我是一個中國人”

假使我是一個中國人，當我自問應該如何救國的時候，那么，我覺得應當有兩個方針：一個是保守，一個是改進。因此，一方面應該保存那些從中國古代文化遺留下來的精粹，并且是西方所沒有的精粹；另一方面，也需盡量采用和傳播西方從科學上得來的知識和技能，以輔助中國文化的不足。

要想調和這兩個方針，本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但也不是完全不可能。關于中國的各種問題，我所要提出的主張，就是盡量使這兩個方針不發生沖突。

關于中國人的第一種優點，我以為是用活動的目的去判斷活動，而不只是以活動所費力氣的多少去判斷行為的習慣。

我們居住在西方的人，常常都朝著這方面想：以為力氣這東西，它自身就是好的。我們很贊美動亂和戰爭，但是簡直不能做任何有理性地享受一點安適的閑暇。我們的文化，越來越趨向于丑惡、粗陋和墮落，所以它將有自己毀滅自己的可能。如若不然，除非有些企圖實現一些理想的事，能夠來代替那些無目的的碰運氣才好。

在中國的古代，已經對優美高尚的理想有了一種尊敬，就是現今的中國人對于行為的決斷，也要預先有一個動機，然后才肯開始行動。這一種優點就是中國的美學和中國人愛好和平的來源，并且也是受過教育的中國人能夠明確一致的原因。

不幸沉思這種美德，在實際做事上，有相伴而來的遲緩和懈怠的毛病。假如中國還能實行閉關主義，那倒不要緊，但是處在許多更加有力的國家支配之下，不和他人發生關系的獨立，是萬萬不可能的了。

中國受外人的管束，無論是武力的也好，經濟的也好，或僅是精神方面的也好，總是很倒霉的事。要想避免這一層，只有革新的中國人努力奮斗才能辦到。但是，對于一切的先決條件，必須要保證國家的獨立。沒有獨立，什么都說不上，自然更別談建設“新中國”了。

▲羅素（前排右一）在中國講學期間　　

▌未來中國應該如何建設

假如中國的獨立保持了，那么，中國人應該自己依次完成下列四項重大的工作：

1.公德和群力的增長；

2.好政府和穩固政府的建設；

3.普通教育和專門教育的擴充；

4.用中國的資本和技能去開發中國實業上的財富。

現在讓我們一個個地依次講下去：

1. 中國積習相沿的道德是私德。它的根基在家庭，不在社會。社會上的種種罪過，例如賄賂、勒索與玩忽職守，等等，一般人都視為無足輕重，不甚介意。但從事實上講，在現今這個世界上，不講公德的害處比不孝要多得多。

依我來看，介紹一種較高于現在所流行的誠實和勤于公務的標準到政界去，到一切公共機關去，是那些受過新式大學教育的人所特有的職責。倘若腐敗的官僚存在一日，富有資財的外國人，就一日可以利用金錢來引誘他們去出賣國家的利益。同時軍閥們的橫行和擾亂，也不能阻止他們不繼續下去了。

所以要改造中國，還需要一大批誠實的人、光明磊落的人、能專心而且肯賣力的人去從事于政治和行政。在這一批人里，應該以留學生作為他們的中心。

2.只要那些有團體精神和維新思想的人，要想肅清中國全國的紛爭和擾亂，就可以成功；要想建設良好而且有條不紊的政府，也可以成功。

政府不穩固堅強，什么事情都不能辦。如果一個國家在政治上軟弱無能，對外則外侮不能抵御，對內則軍閥們橫征暴斂的行為也不會停止，那么，以中國人的經營去發展事業上的財富，也是不可能的。

假如公立的教育經費無著落，那么所謂擴充教育也不能達到目的。總而言之，良好穩固的政府是絕對重要和必須的。就是那些與政治關系初看似乎很遠的事，沒有這樣的政府，也是不行的。

我以為這是很明顯的事實：中國穩固的政府，必須建設在聯省自治上。各省的自治范圍可以讓它很廣。關于這件事情，我認為1912年的憲法起草委員鑄成了一個錯誤。差不多和美國相仿的憲章，比較單一制的約法，大概成功的機會大得多。現在要緊的事兒是必須得找出一種為大多數輿論所能擁護的政體，并且加以宣傳。這種政體是什么，據我看來，恐怕一定是聯省自治了。

▲羅素（前排左二）在中國公學留影

3. 除非是有教育上的進展陪伴著，否則任何國家的進步都不牢固、不結實。要想中國真能達到穩固堅強的境地，有兩件必需的事情，而這兩件事都是非靠教育不可的，那就是民主政治和工業制度。

民主政治之所以必要，一則因為它自身就是好的；再則還是避免少數又蠢又倔強、居于領袖地位者的唯一方法。工業制度本身雖然不好——因為在它的自身，我把它當作禍患看待，但是對于維持中國的獨立，是絕對的需要。不過在中國人有自己經營實業的可能之前，必定要有一批受過特別訓練的專家和精巧的工匠。

我有時這樣想：留學歐美的中國學生，多是太偏于理論方面的研究。舉個例子來說明：研究經濟學的人雖然不少，但學習怎樣實際經營大規模的實業的人，則寥寥無幾。其實說起來，研究怎樣實際地經營實業，對于中國的用處較之于只學理論的經濟學或許還多得多！

偏重理論的情形，也可以從請到中國的外國教員中看出。兩相比較，實業家總是比講空理論的人少。當我在北京演講哲學的時候常是很難過地覺得我所給的知識，遠不如一位礦業工程師或者一個精于鋼鐵工業的人所能給的有價值和有益處。這樣的實業家，依我的意見是應該多多地請到中國來教導那些能實地去應用知識的人。

要想中國成為一個西方式的民主國家，普及初等教育，是萬不可少的。但要實現普及的初等教育，必須有兩件現在還沒有辦到的事情：一是充足的稅收；一是教師適當的供給。

賦稅的收入，在穩固的政府成立以后，可以源源而來，但絕不能在那樣的政府未成立以前，就能實現普及的初等教育。儲養師資的師范學校雖已開辦，但是還需要增加。其增加的程度，應該以能供給每一個鄉村一位適宜的教員為標準。也許如此大規模地增辦師范學校，也要在民主立憲政府成立以后才能做到。

▲伯特蘭·羅素（1872年5月18日—1970年2月2日）

4.實業的財政收入，特別是鐵道和礦山，是維持中國獨立的命脈、全局的要點。中國是富有礦產的國家，外國的企業者，久已垂涎三尺，想來開發它了。只要礦權和路權一旦落在外國人的手里，就一天沒有法律的保障來維護中國真正的自由。倘若實業的資源能夠完全存留不用，那么，工業制度在中國還不必急于采用，但這是絕不可能的事情。

關于經營實業這方面，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是中國人自己開發；二是外國人來“越俎代庖”。我極希望中國人能夠自己經營，不顧及外人來“染指”。因為中國的文化，是我素以愛慕和欽羨的。假如經濟大權掌握在西方人的手里，不管是屬于私人也好，或是屬于國家也罷，中國的文化勢必不免為西方所代替。

我們西方的文化，已經受了工業制度的改變，故實業一經發達起來，中國文化將起相似的變化，是自然而然的道理。我雖然熱愛中華，但并不盼望中國完全沒有改變。中國此時頗有大大的根本改革的需要。不過我希望此處所謂改革順著中國前進的軌道，顧及中國的歷史，從中國的過去走出來，而不應該先是以西方的思想和行為去做不分青紅皂白的代替。

我相信，以一種聰明審慎的態度去采納西方的知識，中國一定能夠走進一個光明偉大的新時代，并且還能夠解決許多本文所不能解決的問題。在那些我們沒有辦法解決的問題中，或者對于我們的一個根本問題，如工業制度如何才可以使它成為人類的仆役，如何才可以使它不至像現在成為殘酷的魔王，也許都會有相應的解決。

▲伯特蘭·羅素

中國蘊藏的能量非常大，所以無須大量的軍備，也無須極端的愛國主義去抵抗外人的侵略，就可以成功了。但是，這兩件事稍微來一點，予以相當的提倡，卻是必要的，不成問題。本來這是一種禍患，不過這種禍患的責任應該由西方的國家和由它們所教出的大弟子——日本來負。

我希望中國不要過多地提倡國家主義，只要足夠自衛，就可以了，切不可過多。從中國人的品性上看，達到這樣的結果，我想是不會使我失望的。他們一定不至于會成為人類的災禍。但是，在達到自衛的過程中，假如中國被逼迫去除知識以外的東西，什么都要模仿西方人，那我就悲傷嘆息了！因為中國人的人生哲學，我相信，一定是高于我們西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