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中國化的關鍵節(jié)點

公元3世紀以后，受佛教西來的影響，河西地區(qū)逐漸興起了石窟開鑿之風。此后的5世紀到9世紀，我國的石窟開鑿進入鼎盛和輝煌期。在這個發(fā)展過程中，涼州因其東西交匯的地理區(qū)位，和相對安寧、富庶的政治經(jīng)濟環(huán)境，以及特定統(tǒng)治者的大力提倡，而成為佛經(jīng)翻譯的中心、佛教昌隆的圣地，河西一地成為石窟富集之地；我國的石窟開鑿，也逐漸從龜茲模式（克孜爾石窟）過渡到?jīng)鲋菽Ｊ剑ㄌ焯萆绞撸M而演化為平城模式（云岡石窟），并在龍門石窟的營造中，最終完成了中國化進程。

“涼州模式”是考古學家宿白先生在其名文《涼州石窟遺跡和“涼州模式”》（《考古學報》1986年4期）中提出來的。宿白先生將“涼州模式”的造像特點總結(jié)為：一般都有高大塑像，石窟以方形或長方形廟塔窟為主，很少有深鑿窟；主要佛像有釋迦、彌勒；窟壁以繪千佛為主；佛、菩薩面相渾圓，身軀健壯，形體高大。“涼州模式”來源于于闐、龜茲兩個佛教流派的融合，天梯山石窟就是這個融合的結(jié)晶。只不過我們今天看到的天梯山石窟，已遠非百年前的面貌。1927年古浪發(fā)生大地震，對天梯山石窟造成了毀滅性的破壞，九層貫樓和大部分洞窟被毀，完整幸存者8窟，另有大佛未受毀壞。所以，現(xiàn)在的天梯山石窟，與以前根本無法相提并論。宿白先生在東西石窟造像的對比中，在文獻資料的印證下，以動態(tài)發(fā)展的眼光去研究涼州石窟，獨具慧眼，其結(jié)論也得到學界的廣泛認同。

之所以稱“模式”，關鍵還是在于其對后來石窟的影響上。沮渠蒙遜開鑿天梯山石窟，并以此為例，繼續(xù)開鑿張掖馬蹄寺石窟、肅南文殊山石窟、敦煌莫高窟等。這些石窟中，天梯山是當仁不讓的核心，規(guī)模遠大于其他（莫高窟7世紀時才形成規(guī)模）。

“涼州模式”影響的一個典型例證，是高昌石窟。元嘉十九年（442年），北魏拓跋燾派兵清剿盤踞在敦煌的北涼殘余勢力，沮渠無諱、沮渠安周率部繼續(xù)西逃，流亡到高昌，河西大族和高僧也隨之而來。沮渠氏鳩占鵲巢，奪占高昌，并建立佛寺，將“涼州模式”反哺到高昌。高昌故城殘跡猶在，其間出土了《涼王大沮渠安周造祠碑》，可以為證。另據(jù)宿白先生的推論，永靖炳靈寺石窟也受到?jīng)鲋菽Ｊ降挠绊憽１`寺石窟最早開鑿于西秦乞伏熾磐時期，熾磐曾禮敬曇無讖、玄高等僧人，“西秦高僧或從涼州來，或向涼州去，可見西秦佛教與涼州關系密切。而西秦于炳靈興建龕像之時（420—431年），也正與北涼沮渠蒙遜在涼州南山斵窟安置佛像的時間（412-428年）相近，因此，參考炳靈西秦龕像，推測涼州石窟或許沒有大誤。”（宿白語）

“涼州模式”影響下的杰作是云岡石窟。太延五年（439年），北魏拓跋燾親自領兵滅北涼，俘虜沮渠牧犍，“徙涼州民三萬余家于京師”，涼州僧人玄高、師賢、曇曜以及大批工匠都隨遷至平城（今山西大同）。在平城，師賢擔任北魏首任“沙門統(tǒng)”（佛教領袖），曇曜為第二任。正平二年（452年），魏文帝拓跋浚下令，讓曇曜主持修造武州山石窟（今云岡石窟）。曇曜以涼州工匠為主，繼承又有創(chuàng)新，鑿成了云岡石窟中最具代表性的精品——“曇曜五窟”。五窟塑像面部豐滿，造型雄偉，簡練傳神，頗具天梯山石窟大佛氣象，尤其是其中的第20窟，早已成為云岡石窟的名片。

太和十八年（494年），孝文帝遷洛，北魏的政治中心從遙遠的大同遷到了天下之中的洛陽。他們在洛陽南部的“伊闕”，督造了舉世聞名的龍門石窟，完成了石窟修造的中國化進程。此前的中國石窟都帶著較為濃厚的犍陀羅和秣菟羅的藝術風格，而龍門石窟則更多體現(xiàn)出佛教與中原漢文化融合后的特征，褒衣博帶、秀骨清像以及風格上更加精美華麗，成為龍門石窟有別于此前石窟的特點，而這，顯然是中原漢文化的基本元素。龍門石窟之后，以龍門風格為主的石窟之風，再次“反哺”和西行，影響了天水麥積山石窟、敦煌莫高窟等，這時候的石窟，完全是一派中國風。佛教雕塑、思想等終于完成了中國化，而從佛陀西來到中國化的完成，其間橫梗著一個跳不過去的地點——涼州，和一個繞不開的藝術階段——涼州模式。

本文來源：中央紀委國家監(jiān)委網(wǎng)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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