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五年十月，深圳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與北京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聯合舉辦了一次為期兩周的全國比較文學講習班。來自全國多所院校和學術機構的130名學員參加了這場文學盛會，我也是其中之一。

八十年代，比較文學在國內正值興盛。改革開放推動了學界對外來文學思潮的引介與研究，希望借此拓展視野，不但讓外國文學走進國門，也讓中國文學走向世界。當年許多文學研究者紛紛投入到這股熱潮之中，希望能夠趕上這場改變學術生態的升級換代。

當時的深圳還未有今日的繁華，不少地方仍保留著漁村的痕跡，還能看到低矮的磚瓦房與高樓大廈新舊交疊，街頭巷尾充斥著各地的口音，顯露出這座城市的開放與包容特色。深圳大學剛建校兩年，校園嶄新，一切都顯得富有朝氣。

講習班的課程安排豐富，每天都有密集的講座和學術活動。講員則是匯聚了當時國內外比較文學界的頂尖學者，包括國際知名文學理論家詹明信（Fredric R. Jameson）、美國比較文學學會前會長艾德禮（A. Owen Aldridge），兩岸三地及海外華裔比較文學名家葉維廉、樂黛云、袁鶴翔、胡經之、黃維梁、黃德偉等，可以說群星薈萃。

作者與葉維廉教授夫婦合影

第一場講座由北京大學的樂黛云教授擔綱。她當時兼任深圳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所長，作為中國新時期比較文學研究的奠基人之一，樂教授是一位思維前瞻、不斷探索和突破的創新型學者。她做了一場題為“比較文學在中國的復興及其研究范圍”的報告，她的演講風格高屋建瓴，為學員們梳理了比較文學的發展脈絡，并討論了其在中國的未來走向。我曾在遼寧的一次學術會議上聽過她的講座，覺得她擅長化繁為簡，將復雜的學術問題講解得清晰透徹，既深入，又不失親切感。在八十年代的文學熱潮中樂教授可以說是一個符號性的學界文化領袖。

另一次重要的講座是由香港中文大學的袁鶴翔教授為我們帶來了關于中西文學關系的探討。他學問淵博，對中西古今文學理論如數家珍，同時善于由淺入深地引領大家進入學術殿堂。他提到自己從香港新界乘車來深圳，一路上看到荒涼的海濱漁村逐漸變成繁華的現代城市，這本身就象征著中國比較文學的發展，還記得他在課堂上說道：“深圳這座城市每天都在變化，這讓我想到了中國比較文學的發展與未來——它同樣需要不同文化元素的碰撞、融合與再創造。”深圳作為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是中國與世界交匯的重要窗口，經濟發展如此，文學交流亦然。

作者與袁鶴翔教授合影

講習班課程介紹了許多最新的西方文學理論，對我們來說充滿了新鮮感，有些名詞和術語更是從未聽聞，比如“基型論”“啟悟主題”“接受美學”等等。講員們課堂上旁征博引，信息量極大，課余時間我們這些學員們便湊在一起溫習筆記或討論，試圖在幾杯清茶的功夫里盡速消化新知。

歐美文學理論究竟如何在中國語境下運用，這也是大家十分關心的話題。并非任何的西方理論都能原封不動地適合中國文學的分析，如果一味生搬硬套，恐怕適得其反。課堂上講員講了一個流傳于文學圈子的笑話，有人用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解讀李商隱的《夜雨寄北》，硬說那是一首描寫男女歡愛的艷詩，其實是斷章取義，完全背離了詩作的本意，也顯露出一種走火入魔似的學術偏執。

在此期間主辦單位還專門展出了大批國外和港臺的比較文學出版物和專業資料，這些都是大陸學者較難見到的資訊，我們自然十分珍惜如此良機，如饑似渴地借閱和復印，記得我自己就帶回去很多有價值的復印材料，回到學校后同事之間爭相傳閱，反響熱烈，對后來的學習研究不無裨益。

作者與遼寧省參加中國比較文學學會成立大會的部分成員合影。右起劉介民，彭定安，王建忠。

學術交流并不局限于課堂。有一次，樂黛云教授在家中設小型座談會，邀請艾德禮教授及部分學員參加。夜里華燈初上，樂教授的家中燈光柔和，四周擺滿了座椅和沙發，大家或坐或站，暢談文學研究的種種話題。

艾德禮教授作為主賓談到了美國比較文學界的近況，也表達了對中國比較文學發展的看法。他特別提到，看到這么多年輕人投身這一領域，感到十分欣慰。他那時已屆七十歲，精神矍鑠，說話中氣十足。在談到自己未來的研究計劃時，他說到了正打算撰寫一篇關于乾隆的詩歌在歐洲翻譯與傳播的論文。

“乾隆皇帝的《盛京賦》曾在歐洲引起關注，伏爾泰甚至親自致信乾隆，以表達對其詩歌的欣賞。”

在說到盛京一詞時，他用的英文單詞是Mukden，這是滿語盛京，今天的沈陽。

“伏爾泰居然曾寫信給乾隆？”有人訝異地發問。

艾德禮教授當時微笑答道：“是的，只可惜乾隆并未理睬他。”

此言一出，眾人哄然大笑。樂黛云教授也搖頭笑道：“這就是文化交流中的趣事了。”

作者夫婦與艾德禮教授在美國合影

艾德禮教授是講習班的特邀講員，他對歐美十八世紀文學關系的研究極為精深，因為他學識淵博，被同行稱為“一座行走的圖書館”（a walking library），晚年又轉向對中國文學與歐美文學關系史的探討，深受中西比較文學界的敬重。

那一晚大家談了很多，從古典詩歌的英譯，延伸至當代歐美文學在中國的譯介，再及中西文學傳統的異同和比較文學中國學派的突破，座談會的氣氛熱烈，成為那一次講習班活動中不可多得的難忘記憶。

兩周的講習班不僅讓我們在學術上受益匪淺，大家彼此也結下了深厚的友誼。我在這里結識了令我敬重，后來多年保持師友之誼的劉以煥先生。他當時是黑龍江社科院文學所的研究員，精通古希臘語、拉丁文及多種外語。劉先生平易近人，常常帶著我們幾個年輕人，介紹我們與學界的前輩認識，提掖后進不遺余力。

作者與劉以煥研究員合影

還有我的比較文學引路人劉介民教授，他當時是遼寧省比較文學學會的主要組織者，也是國內研究比較文學卓有成就的知名學者。當年他給予我很大幫助，常常給我以學術上的指導，并寄信與資料，及至我遠離故土負笈美國，他還寫信勉勵和關心我的留學生活，讓我心存感念。

作者與劉介民教授合影

除了白天的課程之外，講習班在晚間還安排了一連串的自由學術活動，其中包括了多場學員與講員的對話。我們的講員之一，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的許子東教授，當時已經憑借《郁達夫新論》在學術界嶄露頭角，今天因為常出鏡《鏘鏘三人行》而廣為人熟知。白天他為我們講解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與張賢亮之間的文學淵源，晚上他又參加我們的自由討論。我們這一群年齡差不了多少的同代人圍坐在長桌旁，自由輕松地暢談當今文壇的種種現象。許子東本人也曾寫過出色的小說，但是因為他的批評文章更出名，淹沒了他的小說家的名氣。他談了很多文壇的的軼聞，他的口才和文筆一樣的好，明快、透徹。

還有一天晚上，幾位朦朧詩代表人物突然現身，為我們的文學沙龍帶來不小的騷動。徐敬亞、王小妮、呂貴品等人一起加入了我們的討論。徐敬亞的沉穩深刻，呂貴品的慷慨激昂，王小妮的嫻靜細膩，都給我們留下了深刻印象。徐敬亞當時任《深圳青年報》的文學副刊編輯，他除了談論詩歌之外，還談到了深圳的發展，他說深圳并非一片文化沙漠，雖說是一個新興城市，因為地處港澳文化圈的輻射范圍，它變成了東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紐帶。四十年后回顧深圳的發展，無論經濟成長還是文化變遷都不能與四十年前同日而語了，不但晉升到中國最強GDP的城市之列，在文化版圖上亦占據著日益顯著的地位。

八十年代是一個各種觀念交鋒、思潮激蕩的時期，社會洋溢著變革的氣息。比較文學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興起，以跨文化的視角拓寬了學術的邊界，也為思想的解放提供了新的契機。四十年匆匆而過，雖說當年的比較文學講習班已成往事，然而那股深圳金秋的氣息仿佛仍能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