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求會（章靜繪）

廣東行政學院文史教研部張求會教授，長期從事義寧陳氏家族研究，曾出版有《陳寅恪家史》《陳寅恪叢考》等著作。他最近新出版的《陳寅恪四書》（《馀生流轉》《古調猶彈》《世外文章》《爾爾區區》四種，廣東人民出版社·之間），或鉤沉拾遺，或發皇心曲，或激濁揚清，或正視得失，為研究陳寅恪提供典型范例與獨特興味。在接受《上海書評》記者專訪時，他強調：“陳寅恪先生的影響和意義：人格力量第一，思想觀點第二，學術貢獻第三。”

《陳寅恪四書》（《馀生流轉》《古調猶彈》《世外文章》《爾爾區區》），廣東人民出版社·之間，2025年1月版，1300頁，268.00元

您最初是研究陳寅恪家史的，義寧陳氏從陳寶箴、陳三立到陳寅恪三代的傳承，您曾用“從政治世界走向文化世界”來概括，我們該如何理解這一文化世家與中國近代歷史文化進程的關系？陳寶箴、陳三立對陳寅恪的影響主要在哪些方面？

張求會：是。我接觸陳寅恪，是從他的父親陳三立開始的，然后是他的祖父陳寶箴，再后來才是陳寅恪。當然，前后沒有十分清晰的界線，經常是對兩代人或三代人都會有所涉及。能夠對義寧陳氏數代人做整體性研究，也許是我的一個“特點”；不過，對每一代人都沒有研究透徹，也是我的明顯不足。

義寧陳氏三代“從政治世界走向文化世界”，這個說法是胡文輝2019年在給我那本《陳寅恪家史》作序時提出來的。文輝治學，能于小處發力，更能見其大端，稱得上舊學深邃、新學融通，在當代學界鳳毛麟角。他的這個概括就很讓我敬佩，《陳寅恪家史》的護封上就采用了這句話。

回答您的問題，也可以摘抄一段胡文輝的序言：“義寧陳氏之浮出歷史的海面，有兩個特別關鍵的節點：第一個節點是太平天國。舉人陳寶箴最大的作為，不如說是乘時而起，為義寧陳氏搭建了文化平臺，積累了人脈資源，這才有了詩人陳三立、史家陳寅恪的閃亮登場。第二個節點是廢除科舉。近代以前，中國社會重心在士紳階級，士人與官僚不分，學問與政治不分。到了西風東漸的時候，舊制度雨打風吹去，科舉亦隨之水流花謝。而科舉的廢除，不僅意味著士人立身托命之途完全改易，也意味著學問與政治完全分作兩途。在這樣的背景下，陳門子弟本來就在教育上異常用力，則選擇學問一途自是順理成章。而且，陳寶箴既淪為政治罪人，其后人棄政從文就更易理解了。”（《陳寅恪家史》，東方出版社2019年版，序）

江西義寧陳氏的轉向、轉型并非孤立的個案，廣東新會梁啟超家族也是一個類似的成功范例，可見這樣的轉型確實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我們今天之所以特別關注義寧陳氏，主要原因是陳寅恪的存在太搶眼了。

陳寅恪晚年有一首詩《乙巳冬日讀清史后妃傳有感于珍妃事為賦一律》，其中兩句最有名：“家國舊情迷紙上，興亡遺恨照燈前。”（《陳寅恪集·詩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年版，172頁）這里的“家國舊情”“興亡遺恨”，可以看作是陳寶箴、陳三立對陳寅恪的重大影響。說得煽情一點，可謂義寧陳氏的“文化基因”。從20世紀30年代至60年代，在國家、民族的生死關頭和政治、文化的轉折點上，陳寅恪繼承了家族的傳統，以他特有的方式展現出“入世”“預流”的積極姿態甚至戰斗姿態。我認為，這一點是祖父和父親對他最主要、最關鍵、最持久的影響。

陳寅恪先生一生遭際坎坷，我隱隱覺得，那一代經歷了家國動蕩的學人很多都有豪杰氣，他們的學術成就及品性氣質與此似乎也有些關系，您是怎么看的？或者說，現在的學人對比陳寅恪那一代學人，差別是什么？

張求會：我非常認可你講的“豪杰氣”。這樣的“豪杰氣”，在不少民國學者身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不經意間就會有所呈現，留下不少佳話。今天人們常掛在嘴邊的“民國范兒”，其實就包含了這些佳話。王汎森先生當年那句“天才總是成群地到來”，很多人記憶猶新，我相信這里的“天才”并不局限于創造卓越的學術成就，也應該包括整體表現出來的卓爾不群的品性、氣質。

說起陳先生的學術成就與“豪杰氣”的關系，我的第一反應是《柳如是別傳》。陳先生以“驚天地、泣鬼神”的氣魄，拼死完成這部學術巨著，自問世以來就一直陷于爭議之中，卻堅挺地屹立到現在。大家都知道，陳先生寫這部奇書是為了“頌紅妝”，尊崇氣節、貶斥勢利這條主線貫穿始終。這方面的論述已經有很多，我現在還講不出什么新意，暫且略過，只談談他在重大關頭的選擇和堅守。

陳先生一生，戰亂、疾病、饑餓、貧窮、迫害、背叛等等人生大不幸，幾乎都遭遇了，想起來真是可憐又可嘆。

1937年，為了逃離被日軍占領的北平，他打扮成做生意的，拖兒帶女，追隨南遷的清華大學。臨行前，他讓大女兒流求背熟親友地址，以防走散，“更重要的是如果隨身帶地址簿，萬一被查到會牽累別人”（《也同歡樂也同愁：憶父親陳寅恪母親唐筼》，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0年版，133頁）。蒙難之際，仍然不忘他人安危，實屬難得。

1938年之后數年間，全家人困居香港，夫婦倆貧病交織，孩子們食不果腹，慘不忍言。最困難時，“得一鴨蛋，五人分食，視為奇珍”。相比之下，精神之苦更甚：“汪偽之誘迫，陳璧君之兇惡，北平‘北京大學’之以偽幣千元月薪來餌，倭督及漢奸以二十萬軍票（港幣四十萬）托辦東亞文化會及審查教科書等”（《陳寅恪集·書信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版，83、85頁）種種威逼利誘，均遭到陳先生的拒絕。

1942年，挈婦將雛逃離香港的經歷可謂驚心動魄：途經澳門時，陳寅恪帶著二女兒小彭作掩護，與人秘密接頭，取來路費。這才聽對方說此前先后派人五次送信，均未收到，有一次送信之人“被敵以火油燒殺一次”，“凡接信者皆被日憲兵逮問”（同前，第83頁）。在一次次生死考驗面前，陳先生和同時代的豪杰們硬生生扛了過來。

還有一次，“豪杰氣”也是溢出畫面。1953年11月22日，一個星期天的上午，陳寅恪口述、唐筼筆錄，讓昔日學生汪篯轉達出任中國科學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長的兩個條件。當時在場的友人冼玉清、助手黃萱都勸他沒有必要這樣提，陳寅恪堅稱自己“不必說假話”。黃萱問：“如果答應你的條件，你又怎么辦？”陳寅恪回答：“那我就去，犧牲也可以。”（《陳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修訂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年版，96-97頁）

我們都知道孟子有一段名言：“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按照這個標準，陳寅恪先生絕對是真正的“大丈夫”。他的“豪杰氣”，也就是孟子所講的“至大至剛”的“浩然之氣”。在陳寅恪身上，既有現代知識分子的特立獨行，又有傳統士人的堅貞不屈，二者實現了罕見的統一。

現在的學人，在某些具體方面已經或者即將超越陳寅恪，這一點毋庸置疑。學如積薪，后來居上，十分正常。再說今天各方面的條件（尤其是硬件方面），比陳先生當年不知好了多少。但是，最根本的一條則沒有可比性，那就是為人為學之德。這一點，只能搖首嘆息。不說也罷，免得唐突了陳先生。

在《馀生流轉》這一冊中，您主要考辨了陳寅恪先生在1949年后的一些重要事件，我們知道，彼時一流學者大都選擇留在大陸，陳寅恪先生之留下，有什么特別或偶然的原因嗎？

張求會：一流學者在1949年的去與留，是一個非常值得深入研究、持續關注的話題。其他學者的選擇，我所知有限，不敢評論。陳先生的去留，早就有了結論：“陳先生最后未能離開廣州固是事實，但我們決不能說他自始至終從來沒有考慮過‘避地’的問題，因為已經有足夠的材料證明他不但有過‘避地海外的念頭’，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曾經付諸行動。”（《陳寅恪四書·馀生流轉》，廣東人民出版社2025年版，第81頁）這是史實，無論能不能接受，都無法改變。

陳先生研究歷史，強調“了解之同情”，我們也應該用這種方法研究他的這段經歷。2009年、2015年，我先后接受過鳳凰衛視和央視紀錄頻道的采訪，對這個問題有過解說。這兩段視頻，網上都能找到。我在這里再補充四點：

其一，陳先生為了“避地海外”而一連兩次向友人有所請托，都發生在1949年5月，而廣州解放是1949年10月14日，也就是說，這兩件事是新中國建立、廣州解放之前的“舊事”。這兩個時間節點，務請研究者、評論者多加留意。

其二，陳先生及其夫人對于即將到來的新政權有所疑懼、意欲閃避，既有因為不了解而害怕這類人之常情在起作用，也有某些偶然因素在起誘發或促進作用。在整個過程中，陳夫人唐筼女士更像主角，較之陳先生更加主動、積極。

其三，晚年的陳先生，就其病殘之軀而言，最希望獲得太平安穩、衣食無憂、有醫有藥的生活條件。但是，放眼海內外，很難找到可以滿足這些條件的地方。退一步講，就算有這樣一個所在，當時的陳先生也未必符合“用人單位”的要求。

其四，“避地海外”的念頭之所以萌發，接下來的行動之所以發生，用今天的話來說，更多的考量無非是努力爭取確定性、穩定性，以對抗非確定性、非穩定性。探究這段舊事，更大的意義在于吸取教訓，始終為一流學者提供充滿確定性、穩定性的必要環境，因為他們從來都是國之瑰寶。

關于陳寅恪先生的一樁公案，即劉節尊敬老師乃至代老師挨斗的故事，您大概已經將所有能發掘的材料窮盡了，可是我們仍不能得到一個比較明確的答案。作為學者研究，固然要尊重事實，不做過度闡釋，如果暫時懸置學者的立場，您傾向于如何判斷此事的真實性？

張求會：先說一個最近找到的新材料。我在《馀生流轉》里引用了2013年4月17日《南方日報》“廣東世紀學人”專欄里的一篇文章，即該報記者采訪劉顯曾、劉頌曾兄弟后撰寫的《劉節：史家風骨士子魂》。其實，這篇文章不是完整版。當年劉顯曾先生根據記者的采訪提綱作了認真回答，但在見報時，有不少文字被刪略了。今年2月28日，劉顯曾先生病逝。他的表弟洪光華博士為了紀念他，特意輯錄了這些被刪文字，在微信公眾號“劉節先生研究”予以公布。其中有這樣一段對話：

南方日報：陳寅恪先生在中大任教時，兩人亦師亦友，你怎么看待這種關系和感情？據說每逢過年去陳寅恪先生家拜訪，劉節先生都會對老師行下跪叩頭的大禮，您見過這樣的情景嗎？

劉顯曾：關于拜年三跪九叩的事，我倒沒見過。但平時他對陳公公那種尊敬的態度是在生活中都能感受到的，所以我在文章中曾說他對陳公公是“一日為師，終生為父”。我覺得他對別的老師可能也是這樣的，例如他對王國維、梁啟超也是一樣的，只是陳公公和他有了這樣近便的條件。

有一說一，有二說二，即使傳聞有利于塑造父親的光輝形象，也不能說違心的話。劉顯曾守住了底線，不愧是歷史學家劉節的兒子。劉顯曾在這篇文字里雖然沒有談到父親是否代替陳公公挨斗的事，但是他那種實事求是的精神完全適用于探討這個問題。在沒有新的史料出現之前，我對此還是持否定態度，也就是說，這件事的真實性很值得懷疑。

與“過度性闡釋”相比，我更擔心“選擇性呈現”或“選擇性遺忘”。我愿意把分散在《馀生流轉》不同地方的兩句話整合在一起，再說一遍：

即使劉節逢年過節從未行跪拜之禮，即使劉節從沒有代替陳寅恪挨批斗，即使劉節并沒有為老師、師母送終，依然削弱不了陳、劉師生偉大人格的無限魅力，依然改變不了師生二人飽受無情迫害的慘酷事實，依然消解不了悲劇何時重演的深憂巨患。重提這樁可了于一時但難了于一世、可了于一人但不可了于一族的公案，自有其意義和價值：一旦“選擇性呈現”和“選擇性遺忘”成為群體性習慣，誰又能確保災難只會“選擇性重現”而非“必然性再臨”？

您在《古調猶彈》這一冊中通過日記分析了六位學者與陳寅恪先生的交往，吳宓與陳寅恪先生的關系極好，您能談談他們之間的關系嗎？傅斯年似乎與陳寅恪先生曾有些齟齬，這主要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張求會：正好今天（4月13日）我從報紙上看到《吳宓師友書札》（吳學昭編，商務印書館2025年3月出版）的書訊，于是第一時間托朋友下單購買，因為想看看有沒有新的材料，特別是他和陳寅恪的往來書信。吳學昭女士是吳宓著作整理、研究的第一功臣，她的《吳宓與陳寅恪》初版本及增補本對于陳寅恪研究也發揮過很有力的助推作用，我在《陳寅恪四書·爾爾區區》里專門有一篇書評談論這本書。

陳寅恪、吳宓確實“關系極好”，彼此都將對方視為摯友，這一點早已成為世人皆知的定論。我對吳宓先生的關注，主要緣于研究陳寅恪先生的需要，雖然發表過幾篇文章，但談不上專精的研究。《陳寅恪四書·古調猶彈》之所以沒有選用吳宓日記，一方面是因為《吳宓與陳寅恪》等成果早已將日記的精華發掘得七七八八，另一方面是涉及陳寅恪的文字特別多，如果采用其他各篇的寫法（摘錄正文、添加按語），那么這一冊書的厚度可能和其他三冊書對比懸殊，不成比例。

陳、吳二人，至少在我們這些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文史研究的人看來，都是足以讓靈魂震顫的大神。吳宓先生其人其事，尤其讓人覺得不可思議，很多時候會使讀者感到難過又難受。吳宓先生留下的作品，總量上比陳寅恪先生豐富得多，而且不斷在增加。但是與之不相匹配的是，對吳宓的研究總覺得缺失了一些重要的東西，給人的整體感覺，有點像俗話說的“撓不到癢處”。比如對他的性格分析，沒有專門的心理學（統稱）背景，我看很難講得清楚。我不揣谫陋，舉一個自身的例子。十多年前，我用新出的《吳宓書信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年版）作素材，寫了一篇《裂痕初現：1948-1949年的父女情》（載《東方早報》2012年2月12日），嘗試著從家庭生活、個性因素、時代變革相交織的維度，對比陳、吳兩家父女情的同異。這么多年過去了，我依然認為：導致陳、吳二人1925年后學術成就、社會影響逐漸形成落差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陳寅恪娶了一個好太太。與妻子琴瑟和諧、互為知己，堪稱陳寅恪一生最大的幸福。

另外，也許是相關材料依然有待訪尋、補充，至少目前看來，在陳、吳半個世紀的交往中，兩人其實處于不完全對等的地位。陳年長吳四歲，這種無法改變的先天優勢，一輩子如影隨形，不知不覺間演變成了學識、見解、成就等諸多方面的后天“優勢”，使得他者眼中的吳宓在許多時候更像陳寅恪的“迷弟”。借用“迷弟”這個流行詞語，可能稍稍涉嫌對吳先生的不尊敬，但確實是我的一種感覺。

傅斯年與陳寅恪的齟齬，成因很復雜，有相當的必然性，也有很大的偶然性，不能一概而論，更不能簡單地評判孰對孰錯。二人的關系，我在《古調猶彈》和《爾爾區區》里都有涉及。從現有材料來看，張旭東所言“偉大而又曲折的友誼”依然是對陳、傅關系最好的概括，很難被推翻。張旭東的文章（《陳寅恪與傅斯年》）不難找到，我的小書里也有補充，不再贅言。

關于陳寅恪的研究，您覺得在當下最大的意義是什么？研究中最大的困難是什么？

張求會：在《陳寅恪四書》的某次分享會上，有一位書友讓我對陳寅恪先生的影響和意義排一個順序。我想了想，給出了這樣的答案：人格力量第一，思想觀點第二，學術貢獻第三。研究陳寅恪，在當下或將來的意義，也可以對應這三點，排在第一的永遠是人格力量。古人常說“道德文章”，“道德”第一，“文章”第二。這個排序，很中國，也很持久。

我在《陳寅恪四書》的后記里寫了一句話，這句話是某日凌晨半夢半醒間想到的，周邊產品的設計者看中了它，在明信片上印了這句話，不少讀者也表示喜歡它。我把這句話搬過來，希望它為將來作一個見證：“只要陳寅恪先生在其著作中警示過的那些問題還得不到解決，那么，一切通過還原歷史場景、揭橥真實意愿來幫助人們準確理解陳先生的作品都不會是無用的。”

陳寅恪研究，排除是否“敏感”這樣的無聊因素，最大的困難還是材料問題。一是材料的開放性使用，二是材料的真偽性辨別。各舉一個例子吧。

《馀生流轉》里有一篇文章《〈陳寅恪授史圖〉初探》，圍繞著陳寅恪在住宅二樓走廊上為學生開課的一張舊照片而做文章。我利用聽課學生的回憶材料，結合相關文獻，考證出這張照片的拍攝時間應該是1957年3月8日。同一天拍攝的還有另一幅照片，展示的是陳寅恪在黃萱幫助下開展科研工作的場景。我推測，兩幅照片的主題都是配合中大落實知識分子政策的宣傳需要。這個推論，幸好在該校百年校慶之際，從陳寅恪故居新布展的圖片說明中得到了間接證明，但是沒法查驗官方檔案。類似這樣的苦惱，遠不止這一處，估計一時半會兒無法解決。

另一類煩惱，短時間內也解決不了。真材料用不好，一般來說，其概率不會太高；材料真假難辨，概率就低不了，而且隨著陳寅恪信札的拍賣價格不斷攀升，概率可能還會越來越高。《陳寅恪四書》第三冊是《世外文章》，里面有三封書信在真實性上存在著爭議，尤其是最后兩封。我在這冊書的導語里這樣寫道：“（收藏家）W君認為，‘文’‘物’不可分離，‘物’假，‘文’亦假。‘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此之謂也。竊以為，‘文’真‘物’亦真當然最理想，但也不能排除‘物’偽而‘文’真的可能性。俗話所稱‘照貓畫虎’（我改稱為‘照虎畫貓’），或許可以為之下一注腳。”這里的分歧和爭議還會持續下去，各有各的理，但對于依賴材料做研究的人來說，不得不慎而又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