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西“文化碰撞”之時西方已經完成了“從宗族社會到公民社會”的演進，相形之下“宗族社會”便顯得成了中國的專有特征了。

而近代以來中國的啟蒙、現代化與激進思潮又是在救國救亡的民族危機背景下發生，人們痛感國勢孱弱、國家渙散，在強國夢中很難產生對大共同體本位的“國家主義傳統”的深刻反思，個性解放與個人權利的近代意識主要是沖著小共同體桎梏即“宗族主義”的束縛而來，便成為理所宜然。

從嚴復、梁啟超到孫中山都在抨擊宗族之弊的同時發展著某種國家主義傾向，盡管這種國家主義所訴求的是現代民族國家而非傳統王朝國家，但它畢竟會沖淡對“大共同體本位”之弊的反思。

在此潮流中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也是反“儒”而不反“法”，在對宗法禮教發動激進抨擊的同時并未對“儒表法里”的傳統作認真的清理，個性解放的新文化在反對宗族主義的旗號下走向了國家主義，后來在“文化dageming”中發動的“批儒崇法”、反孔揚秦（始皇）運動便是這一邏輯的結果。

當然，所謂反宗族主義不反國家主義并不是說那時的人們只反族長不反皇帝，中國人那時對皇權專制的批判不亞于對宗族桎梏。

然而這種批判的主流只是把傳統專制當作皇帝個人的或皇帝家族的“家天下”來反，而缺乏對大共同體扼殺公民個人權利（甚至也扼殺小共同體權利）的批判。

除了愛國救亡取向的影響外，中國人接受的西學中存在的“問題錯位”也是重要原因。

西方的近代化啟蒙與西方個性解放思潮都是針對他們那小共同體本位的中世紀傳統而來，而國家主義在他們那里是一種近代思潮——正如民族國家在他們那里是近現代現象一樣。

尤其是在近代化中實現民族統一的德國及出現過“人民zhuanzhi”的法國，左、右兩種國家主義都很流行。

偏偏兩次大戰之間的歐洲又是個“國家主義的黃金時代”，那時輸入中國的種種國家主義思潮，更進一步加劇了只反宗族主義不反國家主義的傾向。

所有這些因素的綜合結果，便造成了中國傳統的批判者與捍衛者都把目光盯著宗族主義的現象，造成了“中國傳統社會是家族本位社會”的誤解。

至于近古以來宗族組織在中國的“逆邏輯發展”則是一個復雜的現象。

近古出現的許多宗族是地方官僚甚至官府出面組織的“官辦宗族”，它本身就是大共同體本位的產物而不是什么“倫理自治體”。

更多的宗族“官辦”色彩沒有這么鮮明，但地方官府和鄉紳在宗族組織化中的作用同樣很突出。

值得指出的是以科舉制為前提而形成的“鄉紳”這一階層，他們被今人稱為“地方精英”，他們因為張口儒學閉口禮教而被人視為“宗族本位”的代表。

實際上，科舉作為一種制度本身就是直接否定察舉、士庶、門閥之制的宗族色彩的。

士子們打破了宗族身份界限而完全以個人身份接受專制國家的“智力測驗”，由此被網羅入國家機器。

他們在外任官時完全是食君祿理君事的“國家雇員”，在家鄉也由政府（而不是由社區或宗族）的優免政策保障經濟利益與政治權勢，其“權威資源”完全是自上而下的，其主要角色也只能是“國家經紀”而絕非“保護型經紀”。

這一點在明末大亂中表現得至為明顯：當時地方上那些守土自保、既抗拒“流寇”也抵制官府的“土寨”幾乎都不是由鄉紳而是由無功名無縉紳身份的平民富戶主持的。

當然，在籍鄉紳——未入仕的候補官員和致仕返鄉的前官員——與任職當地的外籍“朝廷命官”相比，能夠多考慮一些地方利益與鄉土關系，但他們與科舉制以前的士族、宗主，與國外的領主、村社首領相比，那點“地方性”就太不足道了。

同時，“地方利益”也不等于宗族利益。

由于科舉本身是非宗法的，科舉出身者未必在宗族中居優勢地位（如長房、嫡派等），由他們組織的宗族雖未必像關中的“里甲化宗族”那樣不倫不類，也難免有違自然血緣譜系，行政考慮高于“倫理考慮”，這離血緣小共同體自治就更遠了。

因此，宋元以來的宗族興盛未必與地方自治有關，更未必與大共同體本位的傳統相悖。

毋寧說，由科舉出身者（更不用說由當地官府）控制“宗族”之舉本身就是“儒表法里”的一種形式，是大共同體本位的一種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