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爾巴尼斯在悉尼舉行的工黨選舉之夜活動上慶祝贏得選舉。

文丨馮祎（發自澳大利亞墨爾本）

編輯丨漆菲

與加拿大極其相似，澳大利亞中左翼政府在剛剛落幕的大選中成功守住執政權。

當地時間5月3日晚公布的初步計票結果顯示，現任總理安東尼·阿爾巴尼斯（Anthony Albanese）領導的工黨以壓倒性優勢——截至發稿時已經贏得89席，戰勝了彼得·達頓 (Peter Dutton) 領導的由自由黨和國家黨結成的聯盟黨，并能實現單獨組閣（總共150席）。阿爾巴尼斯也成為自2004年約翰·霍華德（John Howard）以來，該國首位成功連任的總理。

三年間，阿爾巴尼斯完成了從“新手司機”到“掌舵人”的蛻變，得到足夠多的民心。在他的領導下，澳大利亞的通脹率下降至目標范圍內、國民連續五個季度實現工資增長；他創造了比歷屆政府更多的就業崗位，并完成了減排方面的立法。

但迎接他的將是多重危機：在國內，物價飆升讓數百萬人苦不堪言，高昂的房價讓年輕人只能靠租房度日，政府則面臨巨大財政赤字；在外部，美國總統特朗普被認為正在“摧毀”澳大利亞的經濟和安全根基。不少學者指出，當前全球局勢的緊張程度堪比二戰前，連任成功的阿爾巴尼斯需要高度重視戰略安全問題，以便應對更為復雜的國際局勢。

◆截至發稿前的大選實時數據，工黨獲得壓倒性勝利。

選擇“更正常”的領導人

無論專家、媒體，還是民眾，都將此次選舉看作一場殘酷卻缺乏激情的“比賽”。

“一打雞蛋的價格是多少？”澳大利亞聯邦大選第四場電視辯論中，當選民拋出這個問題時，阿爾巴尼斯的答案是“7澳元，如果你能找到的話”，聯盟黨候選人達頓則說，“大概4.2澳元”。而連鎖超市Woolworths一打雞蛋的實際售價為8.8澳元。很顯然，達頓錯得太離譜了。當晚辯論節目的投票環節，50%的觀眾選擇了阿爾巴尼斯，達頓的支持者僅是他的一半。

◆4月27日，阿爾巴尼斯和達頓進行第四場也是最后一場選前辯論。

5月1日，權威民調機構YouGov通過澳聯社公布的數據讓聯盟黨汗顏：其初選支持率從上周的33%大幅下滑至31%，創下歷史最低紀錄。與之形成對比的是，工黨的初選支持率達到33.5%，上升了0.5個百分點。

在兩黨制下的優選投票中，工黨同樣以53.5%的支持率領先于聯盟黨的46.5%，這一成績甚至超越了工黨在2022年大選中的得票率。首選總理的投票中，阿爾巴尼斯以50%的支持率大幅領先于達頓的35%。后者的“凈滿意度評分”亦從上周的-10下降至-18。

如果把統計時間擴大到半年內，會發現澳大利亞的選情與加拿大存在驚人相似。民調分析公司The Poll Bludger對各大民意調查進行匯總后發現：去年年底時，聯盟黨的支持率占優，但自今年3月下旬以來，情況發生逆轉，新南威爾士州、維多利亞州、西澳大利亞州、南澳大利亞州的票倉都在向工黨傾斜。

一夜之間，博彩業賠率暴跌，阿爾巴尼斯成為最熱門人選。澳大利亞媒體直呼，對于誰將成為下一任領導人，“賭徒們似乎已經拿定主意了”。

競選之初，身為自由黨領袖的達頓本以為這是一場針對阿爾巴尼斯不滿的全民公決。這一次他將以正義姿態出現，并與國家黨結成更強大的聯盟黨。如果取得勝利，他將成為自1929年大蕭條以來首位推翻僅執政一屆政府的反對黨領袖。

◆阿爾巴尼斯和達頓。

然而，特朗普上臺后的一系列瘋狂行為，讓千里之外的澳大利亞大選變成一場關于價值觀和風格的較量。

“特朗普可能不利于民主，但反過來看，他讓選民們更理智了。”澳大利亞政治評論員布魯斯·霍克（Bruce Hawker）直言，此次大選中，特朗普這個變因是如此“真實”，他讓澳大利亞選民開始重新審視“領導力”本身的意義，“很多人出于恐懼轉而投給‘更正常’的領導人”。

◆澳大利亞塔斯馬尼亞州首府霍巴特，一處投票站外貼滿了反對達頓的橫幅。

輿論戰中，工黨會將特朗普的極端表現與達頓的保守立場做類比，從而喚起選民的“免疫反應”。

阿爾巴尼斯出身貧寒，是家族中唯一一個完成中學學業的人，被媒體評價為平易近人、理性務實、又非民粹主義者。無論是在應對阿爾弗雷德颶風（今年3月在新南威爾士州和昆士蘭州等地發生的強暴雨和洪澇災害）還是貿易沖突時，他都適時展現了領導力，為數不多的“黑料”之一是公開支持巴勒斯坦。

反觀警察出身的達頓，他在擔任移民及國境保護部長、內政部長、國防部長等高級職務時，讓人印象最深的是對待移民時的強硬立場，以及廣為流傳的“種族主義”惡名。澳大利亞教育部長杰森·克萊爾（Jason Clare）等人曾將達頓稱作“長期種族主義者和仇外者”。

◆5月3日，反對黨領袖達頓與家人在布里斯班一所學校內的投票站拉票。

此次大選，達頓的競選口號是“重回正軌”，為此，他承諾會實施一系列復蘇計劃——更強大的經濟、更便宜的能源、更低的通貨膨脹、更負擔得起的住房，以及更優質的醫療保健和更安全的社區——但他始終未能提供可信的經濟政策和可行的改革議程。

尤其面對工黨一系列關于解決育兒、房貸、大學債務等現實痛點的計劃時，達頓頻繁更改立場。例如，他明明試圖吸引公務員的選票，但又支持“禁止公務員居家辦公”的政策；有關天然氣儲備方面的政策也解釋得含糊不清，并在臨近大選時推翻了原先的減免電動汽車稅收的承諾；他多次提出“讓澳大利亞40年后擁有核電”這樣遙不可及的愿景，并且不愿透露資金來源。

達頓曾稱，如果當選，未來會住在悉尼的基里比利（Kirribilli），這引得大家質疑其“關注點可能更偏向于生活享受，而非國家的治理”——基里比利是可以看到悉尼歌劇院的著名豪宅區。

◆5月3日，悉尼一處投票站。

YouGov公共數據部門主管保羅·史密斯（Paul Smith）指出，聯盟黨的支持率下滑，與達頓在民眾中“不受待見”有著直接聯系。與加拿大反對黨黨魁波利耶夫爾類似，達頓同樣在大選中丟掉了自己在Dickson的選區。

澳大利亞社會政治市場研究與輿情公司Roy Morgan進行的選舉調研結果顯示：關于“誰更不值得被信任”這一問題，達頓的投票率比阿爾巴尼斯高出一倍多。這是1993年以來，反對黨遭遇的最嚴重的信任危機——當時的聯盟黨領袖約翰·休森（John Hewson）在民調中領先總理保羅·基廷（Paul Keating）長達兩年，最終卻在選舉中敗給后者。

此次大選中，約300萬名選民提前投票，而在1800萬合法選民中，千禧一代和Z世代（1995-2010年出生的人）的人群占比高達43%，首次超過嬰兒潮一代（1946年-1964年出生的人），他們被認為是這次大選的“不確定因素”。此前的調查顯示，“首投族”一般對政治不熱衷，更傾向于將選票投給小黨或是獨立議員。

◆澳大利亞采用“偏好投票制”，所有年滿18歲的公民都必須參加投票。

大選被特朗普陰影籠罩

“你是否信任中國和美國領導人？”這是4月16日舉行的第二場電視辯論中，對兩位主要候選人的詰問。

阿爾巴尼斯對此回應稱，他信任特朗普，且“沒有理由不信任”中國領導人。他強調，盡管澳中兩國政治體制不同，但雙邊貿易對澳大利亞經濟至關重要；同他一同參與辯論的達頓則稱，由于自己對兩位領導人都“不夠了解”，所以難以作出判斷。

達頓早前曾稱贊特朗普“精明”，但在競選中，他刻意與特朗普拉開距離，以回應澳大利亞國內的反對聲浪。恐怕連他自己都忘了，特朗普在去年的美國大選中獲勝后，他在第一時間表示祝賀，還贊許道：“美國一直是世界上一股勢不可擋的正義力量，當我們的親密盟友強大且處于最佳狀態時，世界也處于最佳狀態。”

今年1月初，阿爾巴尼斯在西澳大利亞州首府珀斯進行訪問時，政治記者Jacob Greber記錄了這樣一幕：一向沉穩的總理出現了目瞪口呆的表情，他當時盯著手機，反復瀏覽特朗普在社交媒體發表的一篇帖子——特朗普在帖子中公開辱罵加利福尼亞州州長，不滿其對洛杉磯山林大火的處理方式，阿爾巴尼斯對此表示震驚。

Jacob Greber在專欄文章中寫道：“特朗普混亂的貿易戰、對待盟友時的反復無常不僅顛覆了全球金融市場，也顛覆了人們對政治的期許。”

如何應對特朗普，成為澳大利亞新政府的最大考驗。尤當美國是其最親密的安全盟友，中國是其最大的貿易伙伴，處于美中競爭加劇的地緣夾縫中的澳大利亞顯得進退兩難。

澳大利亞研究機構Resolve和Lowy的最新民調顯示，68%的受訪者認為特朗普的再次當選對澳大利亞不利，澳大利亞民眾對美國的信任度也降至20年來最低水平。值得注意的是，工黨選民中，三分之二的人對特朗普持負面看法，遠高于聯盟黨選民。

◆民調顯示，澳大利亞人對美國的信任度降至20年來最低。

在對澳大利亞20個邊緣席位選區的選民進行調查后發現，65歲以上的人大多認為，能處理好澳美關系對他們把選票投給誰至關重要，而他們更傾向于達頓；至于18歲至34歲的年輕選民，則更傾向于阿爾巴尼斯。如前文所述，千禧一代和Z世代選民數量高達43%。但大多數人認為，澳美同盟十分重要。

4月30日，特朗普在白宮接受采訪時說，他知道阿爾巴尼斯渴望與他討論關稅問題，并表示“我會和他談談”。阿爾巴尼斯隨后接受澳大利亞廣播公司（ABC）采訪時表示，對方的言論是“隨口一說”，并坦言；“我不會熬夜打電話，我正在競選。如果我們獲勝，我會計劃與特朗普通話。”

◆阿爾巴尼斯表示勝選后才考慮與特朗普通話。

當前，美國對幾乎所有澳大利亞進口產品征收至少10%的關稅，并對包括鋼鐵和鋁在內的特定商品征收25%的關稅。10%屬于特朗普政府征收的最低關稅稅率，這是因為一直以來澳大利亞對美國都是貿易逆差。

但此舉依然損害了澳大利亞的關鍵行業，比如牛肉產業——美國是2024年澳大利亞最大的紅肉出口市場，出口額超過60億美元。

阿爾巴尼斯將特朗普的關稅政策描述為“一種經濟自殘行為”，還稱“美國的關稅新政違背了我們兩國伙伴關系的根基。這不是朋友之間的行為”。競選期間，阿爾巴尼斯因未能與特朗普通話開啟關稅談判而承受了不少指責。今年1月初，他曾信誓旦旦稱“澳大利亞不會遭受美國任何不利的關稅”，還形容兩國關系將保持“完美”。如今可以說慘遭打臉。

難在中美之間左右逢源

去年11月，當被問及哪個國家對澳大利亞的安全構成最大威脅時，達頓表示：“我國情報機構和國防機構最大的擔憂與中國有關。”阿爾巴尼斯的回答則顯得更加“圓滑”，他坦言：“中國是亞太地區的主要大國，影響力日益增加。我們的關系很復雜，因為中國是我們的主要貿易伙伴。”

大部分媒體認為，阿爾巴尼斯比達頓更能處理好與中國的關系。

一直以來，達頓都被看做對華鷹派的代表。2021年，擔任國防部長的他不但就“網絡攻擊”“知識產權”等議題攻擊中方，還一度污蔑“一帶一路”倡議。2022年大選時，時值俄烏戰事爆發、中國與所羅門群島簽訂安全條約，達頓當時說，“維護和平的唯一辦法是為戰爭做好準備”，如此表態令人費解。

◆達頓與反對黨高級發言人布里奇特·麥肯齊在維多利亞州與當地競選者會面。

但隨著大選臨近，達頓卻換上了一副“新面孔”——當他被問及聯盟黨政府是否會繼續推動與中國的貿易關系時，他毫不猶豫地說：“當然，澳大利亞與中國的關系將比阿爾巴尼斯政府時期更加牢固！”

考慮到過往記錄，當他一邊說出“我很親中”，一邊承諾五年內將國防開支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例從現在的略高于2%提高到2.5%時，只會讓人感到不適。

外界認為，達頓頻頻做出親華表態是想要吸引華裔選民的支持。上屆大選中，自由黨在華裔選民中遭受重創——華裔人口最多的15個選區中，自由黨的得票率下降了6.6%，而澳大利亞有超過120萬華裔。今年2月，達頓任命大衛·科爾曼（David Coleman）為反對黨新任外交事務發言人，后者與華人社區有長期合作。

今年農歷春節，達頓更是一反常態，現身悉尼唐人街與市民合影，并用中文恭賀：“新年快樂，恭喜發財！”

◆阿爾巴尼斯在悉尼參加農歷新年慶祝活動，與華裔選民互動。

談到聯盟黨對華交往的歷史時，達頓提到了阿博特政府時期兩國簽署的自貿協定。在此之前，聯盟黨政府與中國的關系在務實友好和懷疑否定之間搖擺不定。之后的特恩布爾政府由于對華為開啟禁令，致使中澳關系有所惡化。莫里森政府2019年上臺后，發起對新冠疫情源頭的調查，讓兩國關系跌至冰點。

直到阿爾巴尼斯政府上臺，中澳關系有了顯著改善。三年來，中國逐步解除了對澳大利亞價值200億澳元的貿易壁壘，恢復對話和部長級交流，阿爾巴尼斯在澳大利亞華裔群體中也極受歡迎……

即便如此，阿爾巴尼斯第二任期的挑戰只會更加艱巨。隨著中美貿易戰升級，勢必會讓新一屆澳大利亞政府左右為難。尤其在特朗普已經“明示”希望澳大利亞加大軍費開支、跟美國戰略目標保持一致的情況下。

國家安全方面，澳大利亞始終與美國站在統一戰線——過去幾年出臺的反外國干涉法、在北部增加軍事基地建設、參與菲律賓附近海域的聯合巡邏都能佐證。而在經濟領域，澳大利亞短期內也找不到能夠替代中國的市場，無論政府承認與否，澳大利亞對華經濟依賴已經達到1940年代以來的最高點。

◆阿爾巴尼斯宣稱，將使用“解決爭端”的方式來應對特朗普的關稅新政。

一直以來，澳大利亞靠著對華售賣鐵礦石、煤炭、葡萄酒和教育，賺得盆滿缽滿，與此同時，中國向澳大利亞出口了各種食品、資源和服務。但如今，這種高度互補的貿易模式已經趨于飽和。

澳大利亞媒體提到，該國的礦業大佬們原本對中國市場充滿信心，因為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和基建能夠帶動新一輪的礦業繁榮。但隨著中國不再單一依靠大規模基建拉動增長，而開始在科技領域發力，這些人的希望可能要落空了。

臨近大選，打算赴澳留學的中國學生收到了一則壞消息。工黨最近宣布，若連任，將把國際學生簽證費用從現有的1600澳元上調至2000澳元，以加強對教育產業這一主要移民來源領域的管理。

國際教育是澳大利亞第四大出口產業，總價值高達510億澳元。中國是澳大利亞最大的留學生來源地，去年的數字接近15萬人，占國際學生總數的22%。

◆為了應對移民壓力，工黨承諾今年將國際學生新生人數上限定為27萬人。

去年7月時，國際學生的簽證費已從710澳元漲至1600澳元，導致42%的潛在赴澳學生另尋出路。在外界看來，澳大利亞圍繞移民問題的緊張局勢，以及全球前五的高房價，正在嚇退國際學生——截至今年3月底的九個月內，國際學生簽證申請數量較上年同期下降了30%。

教育專家表示，一旦執行新政，澳大利亞的留學產業或將面臨與加拿大類似的崩潰——2023年8月至2024年10月，由于針對國際學生的負面情緒升溫，加拿大作為留學目的地的興趣暴跌了30%。如今，加拿大已從全球排名第一的留學目的地跌至第四位。

排版 / 徐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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