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社會科學史上，費孝通具有不可替代的意義。從概括“差序格局”“文化自覺”、翻譯和闡釋“community”（社區），到實踐區域研究、擴展社會學的傳統界限，現代中國社會學的無數個細節和瞬間都由他帶來。人們稱他費老。

他是中國社會學、人類學和民族學的主要奠基者之一，是漢語學術界最早走出書齋、走進田野，并將社會科學作本土化研究的學者之一。抗戰時期，強敵壓境，他和他的學術團隊入住魁閣，多少個夜晚，他們在菜油燈的燈光下攤開書本，背靠吱吱作響的木架讀書，開“席明納”研討。

如果讀者見到青年費孝通會發現，他還是一位愛寫專欄文章的評論家、作家，甚至寫了一本英文小說。

2005年4月24日，費孝通在北京病逝，享年95歲。今年是他逝世20周年。在學術內外，他都是費孝通，“老來依然一書生”，一生“行行重行行”，以理解中國人和中國社會為學術責任。

專題《書生費老》封面。

在費先生逝世20周年之際，《新京報·書評周刊》特別策劃了紀念專題《書生費老》，所刊文章包括費孝通的人生和學術、從中國社會學史的角度談費孝通的學術遺產、從文學和社科的角度談費孝通唯一小說《繭》，以及費孝通在魁閣時期主持的“席明納”。

本文為第五篇，內容為費孝通在魁閣時期主持的“席明納”。

專題《書生費老》已推送文章鏈接：

撰文｜羅東

現載于《魁閣》集刊封底的油畫《魁閣時代》，由云南大學藝術與設計學院教授趙力中創作。作品中的人物自左起：瞿同祖、史國衡、費孝通、張之毅、田汝康、許烺光、李有義。

從1940年冬天至1945年抗戰勝利，費孝通先生主持了“云南大學-燕京大學社會學實地調查工作站”在魁閣的工作，后來的人將這段時間的社會學研究概括為“魁閣精神”。當時，他們到云南的農村、工廠及少數民族地區開展社會調查，從選題準備到調查資料整理，再到文稿寫作，都采用了一種叫“席明納”（Seminar）的模式。

從倫敦搬到魁閣

榫卯松動，一吹風，木板就發出聲響。這是云南省一座三重檐四角攢尖土木結構的建筑，地處呈貢縣（今屬昆明市呈貢區）。人們叫它魁閣。據傳，魁閣始建于清代嘉慶年間，內建三層，下層寬大，往上逐步小一圈。抗戰時期，日軍轟炸昆明城，一群致力于做鄉村社會調查的年輕人被迫前往這里，在一層做飯洗漱，在三層布置單身宿舍（當時供谷苞和史國衡使用），另將中間層改造為一個公共的工作空間，搬進書桌六張、書架一個。書架放不下的書和資料，就放在箱子里。

在中間層，他們讀書、寫作、整理調查資料，也在此處開“席明納”。總助手是費孝通先生，他“幫著大家討論和寫作”。其形式是由一個人根據近期的調查做專題報告，其他人一起聽，或隨時評議，或待報告結束各抒己見。討論是穿插著反駁和爭論的。這群年輕人經常為某個問題“面紅耳赤”，他們敢于提出不同意見和看法，本著問題為本的態度，“平起平坐”，對費孝通本人的文章“也能改，也能駁”（張之毅語，參考自魁閣文獻之《張之毅文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12月版）。文章在得到比較充分的討論和修改后定稿，由費孝通“抄鋼筆版，和油印”。

“席明納”，這是費孝通跟隨人類學家馬林諾夫斯基讀博期間（1936年至1938年）參與的一種教學方法。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馬林諾夫斯基經常舉辦小型研討會，也即“席明納”，他引導在場的人的思路，啟發他們積極發言。這套方法一改“講解者-接受者”的師生關系，學生不再只是課堂上被動的知識接受者，而是讓他們共同參與，成為學術的報告人和評議人。

勃洛尼斯拉夫·馬林諾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1884年4月7日-1942年5月16日），生于波蘭克拉科夫，英國社會人類學家。

由于馬林諾夫斯基“席明納”的參與者來自世界各地，他們雖來英國留學講英文，卻都夾帶著這樣或那樣的腔調口音，所報告的田野材料也充斥著地域性極強的表述。據費孝通的集子《師承·補課·治學》（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年7月版），那個時候，他到場是不知所措的，難以適應，只好躲在角落“噴煙”，觀察周圍人研討，漸漸也就理解了其精髓。馬林諾夫斯基對他說：“學術這個東西不是只用腦筋來記的，主要是浸在這個空氣里。話不懂，聞聞這種氣味也有好處。”這個觀點經費孝通轉述，換為中文又多了某種妙不可言的奧秘。

《師承·補課·治學》，費孝通 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年7月。

在課堂無非就是帶上課本聽老師講，認真做筆記，逐步消化，化為腦子里的東西。而如何抓住彌漫開來的“氣味”似乎并無立竿見影的辦法，一場“席明納”開始了，一人主講，眾人開談，你一言我一語，要在“眾說紛紜”之中捕捉到每個人的觀點是不太能做到的。況且費孝通當時的知識儲備也不夠。我們不知道他當年躲在角落的某個日子是否忽然清楚了某份來自非洲的田野調查報告，但是他善于觀察和反思，顯然已經認可了“席明納”。人與人在現場的關系既不同于師徒制也不同于師生制，其氛圍只可意會，經常浸染于此種氣味中總是能形成一些“氣味、思想意識”。

這才有了接下來的發展。20世紀40年代，他將“席明納”帶到魁閣，至改革開放年代，他又多次在社會學恢復重建時期中倡導引入“席明納”。

“席明納”也是傳統

檢索“席明納”“Seminar”，我們會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除了社會學和人類學，其他學科在談到它時大多都是在說，建議采用這種研討會，改變傳統的教學方式。

請注意此處的“傳統的教學方式”，也就是說，人們認為“席明納”是新興的、時髦的，或者說至少是比較前沿的教學方法，而絕不是傳統。社會學和人類學此兩種學科的師生因為費孝通先生主持的魁閣，是知道“Seminar”的。若非如此，大概也缺乏了解。其實，在大學院系和科研院所，由導師主持的讀書會、研討會、研討班非常普遍，成員多為本系導師門下學生，少則四五個人，多則數十個人，定期或不定期聚在一起讀書、研討，其過程也是一個人或兩個人主講，其他人發言。他們只是未必將它叫作“席明納”或“Seminar”。

紀錄片《象牙塔》（Ivory Tower，2014）畫面。

“席明納”是一種傳統。盡管發源于何時何地未可知，其痕跡在早期的現代大學也是有的，如19世紀，德國歷史學家蘭克（Leopold von Ranke）在柏林大學（現洪堡大學）改變單向的講授模式，舉辦研討會。這也是現代大學建制和科研發展的必然結果。碩博士研究生歸于一個院系，師從導師，是學生，也是初出茅廬的研究者。他們會為“席明納”帶來新鮮的見聞和材料。只不過可能需要一些如何做報告的提示，費孝通說，馬林諾夫斯基在場就會示范一個人怎樣分析問題，為眾人打樣。師生在“席明納”的平等對話，也是在練習和實踐學者之間的學術對話。費孝通對此總結，這是“學者之間的對話”，通過集體辯論和思想碰撞推動學術創新。

再說回一般意義上的“Seminar”，且將它叫作研討會、研討班。凡對這個問題作討論的文章，其實都會注意到“Seminar”的歷史，沒有人會說它是一個還未經介紹和實踐的形式。就像剛才說的，有趣的是，人們還是在講要用它改變傳統的教學方式。大概只能得出這樣一個結論：這不是一個事實表述，而是一種指向過去的反思，傳統與現代、對話和傳授，也不是截然斷開的兩種狀態。人們不過是希望借助一個概念來表述某種愿景罷了。換言之，良好的學術對話往往可遇不可求，也因此才不斷將希望寄托于被討論得少的、還有陌生感的概念，認為它擁有一種力量，只要一場教學方式以此命名，仿佛參與者都會自覺地遵照其要求去做，自動調整行為符合概念的定義。

這是因為這種理想的學術對話還是太少。

對話的精神

上世紀末，謝泳在《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8年第1期發表過一篇論文《魁閣——中國現代學術集團的雛形》，對魁閣作了專門研究。參與過魁閣的具體人數無法計算。但是他認為當時剛三十出頭的費孝通始終將魁閣作為一個學術共同體，從來沒有將自己置于其他成員之上，對費孝通的道德水準給了極高的評價。這篇文章對魁閣的研究獨到而詳實，其史料和結論對學術界評價魁閣起了很大的作用。

攝影師鄧偉鏡頭下的費孝通。

可以說，沒有費孝通先生本人的堅持和胸懷，“席明納”不可能展開，至少不會以后人所知的方式展開，它可能戛然而止，成員可能因為文稿討論后的署名問題不歡而散，或者變為學術八卦在坊間流傳。1943年，費孝通去美國芝加哥大學訪學，將“席明納”的部分成果翻譯成英文出版，一是學生史國衡的China Enters the Machine Age（《昆廠勞工》），二是他與張之毅合著的Earth?bound China（包括《祿村農田》《易村手工業》和《玉村農業和商業》等）。他甘心為學生做幕后工作，尊重并且積極推廣他們的知識勞動。不禁為之感慨。反觀竊取學生論文，或者在學生論文上添名——過去多年學術期刊要求作者“副高級職稱以上”也間接推動了這種做法——的做法，從未在學術界上消失過。

除了翻譯為英文的，成員另外的成果還包括田汝康的《芒市邊民的擺》、谷苞的《化城鎮的基層行政》和胡慶鈞的《呈貢基層權力結構》等。

以魁閣命名的集刊《魁閣》。圖為第一期，趙春盛主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6月。

我們無法看見發生在魁閣的一次完整的“席明納”，只知他們選了要做的題目，擬定研究方法，向其他人征求意見，然后各自去做實地調查，一心搜集資料，回到魁閣整理材料，初步分析，接著研討（張之毅夫人劉碧瑩的回憶是“回來見面就爭論”）。或已經寫成文章再繼續研討。

學術是一項有關知識的活動，對話是其基本精神之一。閱讀論文、專著，撰寫書評，或者寫“文獻回顧”“文獻評述”，均為對話。在文字外進行的面對面交流，也是對話的一種不可替代的形式，它包括作為研討會的“席明納”，還有動輒數百人注冊參會的學術會議。遺憾的是，學術會議因為規模大、時間受限，報告人和其他人不可能展開充分的交流，何況不知從何時起，忽略問題不爭或熱烈吹捧似乎才是某種不成文的現代參會禮節，而活躍的學術對話總是不容易發生。當然，在學術會議能聽到比較成熟的研究，這是“席明納”提供不了的。當一個學者坐在偌大的會議現場，當一個人畢業后陷入繁碎而匆忙的工作流程之中，或許會想起多年前在學校讀書時，跟隨導師參加讀書會的日子，無論是叫讀書會也好，還是研討會、研討班也罷，一起認真地討論這件事是叫人難忘的。也是這個道理，魁閣的這群年輕人數十年后還在不斷回憶當年交流的場景。除了魁閣本身的光環促使后人“催促”他們回憶，最重要的還是激發了他們思考的“席明納”。多少個日子，他們停不下來，把“席明納”開到晚上十一二點：借著一旁菜油燈發出的燈光。

魁閣時期，在看書的費孝通。圖為《書生費老》專題封面局部。

“席明納”不過是“Seminar”的音譯。“Seminar”不是可以改變“傳統的教學方式”的新方式，它就是傳統。

本文系獨家原創內容。作者：羅東；編輯：李永博 西西；校對：薛京寧。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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