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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戰役作為歷史已過去50多年了，但無數個疑團和不解還依然縈繞在人們心頭，國民黨先后釋放三批戰俘回大陸，那些人回來后遭遇如何？

這些“叛徒、特務、內奸”，又是怎么處理他們的呢？

在登島的萬名將士中，4千余人戰死疆場，5千余人被俘。其中，有些自愿加入國民黨軍隊，千余名甄別后放回大陸。

總共分三批釋放，1950年3月小批釋放，級別較低。1950年7月18日第二批是最大批，共529名，從臺北上火車到基隆上船，7月22日到大陳島，然后用登陸艇和小船送頭門山島。俘虜們派出兩名干部。其中一名是西北野戰軍作戰科科長潘國杰回大陸聯絡，駐浙江臨海縣駐軍21軍得知后，立即派出5條機帆船迎接歸俘，第一批歸俘被集中在杭州古蕩7兵團政治部招待處。第三批387人于1950年12月11日離開戰俘營，從臺北抵達基隆，立即上船，這次不開往大陳，而是開往福建沿海，12日抵達馬祖島，然后白犬島，13日分頭上了漁民漁船，幾個小時后，便在福建長樂連江沿海一帶分散登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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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被28軍接收，有的被巡邏民兵抓獲，立即送派出所、公安局，隨后所有歸俘們都送到10兵團福州招待所。

這只是最大的三批，以后零零星星又放回一些，最后一名回歸的金門戰俘，是253團一營一連的許道位，他于1956年1月，于一批南日島戰俘一起回歸。

900余名歸俘回來后，先后在杭州、福州成立了歸俘集訓隊，不久將131名副連以上軍官送南京，由華東軍區政治部審查。第二批排以下干部戰士在杭州接受審查，第三批排以下在福州接受審查。

先治療、休養，一個月后開始學習。學習分三個階段，開始了回歸后的漫漫征途，那是比戰場更難熬的時空。

可惜中國和美英等西方國家價值觀念完全不同，在我軍看來，戰俘就是叛徒，所以所有戰俘開始了三個階段學習。

第一階段；是政治教育階段，包括時事教育，“氣節”教育等內容。 學習文件、報紙，聽報告，針對戰俘在臺灣受到的政治教育，開展專題講座，使戰俘分清理論是非，提高覺悟。 “氣節”教育讓戰俘聽了臉紅心跳，聽報告、看電影，對照“鋼鐵戰士”李大釗、瞿秋白等先烈的英勇事跡，想想自己，絕大多數人都深感慚愧，原先覺得委屈，為什么領導上不來救我們的想法都拋到九霄云外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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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是核心、關鍵，也是集訓的主題，叫啟發反省階段，號召“忠實坦白、深刻檢討、互相幫助”，方法是個人反省與小組反省相結合；組織上全面了解，甄別材料，認真審查，作出結論。

每個人都要詳細交代，過關。 接下來第三階段； 根據交代和互相揭發情況，開始處理定性。

人的求生本性、利己的本性。在這個階段中赤裸裸的暴露出來，不管在臺灣表現好的還是壞的都拚命揭發別人，使盡全身解數，互相攻擊、揭發，夸大、渲染、捕風捉影，以求表現好、自保，免去死刑和牢獄之災。

其中。最為典型的就是原244團政治部主任孫樹亮，原來也是屬于軟弱分子之一，此時成了積極揭發的標兵。

244團政治部主任孫樹亮利用學習隊副隊長的身份，通過誣陷他人來洗脫自己，結果很多歸來人員都被判處徒刑，連被國民黨稱為“最頑固分子”的251團副團長馬紹堂也被判處5年徒刑。

而孫樹亮卻沒有受到任何懲處，這激起了歸來人員的公憤，紛紛檢舉孫樹亮在臺灣軟弱的行為，結果孫樹亮也被判處5年徒刑。

基本整出個眉目來后，開始采取行動，1951年7月21日，南京下關，華東軍區政治部第二干部招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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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一絲風，空氣如同凝固一般。大門口走廊里會議室到處布滿雙崗。歸俘們屏氣斂聲，默默端坐，都知道軍法處來人，大規模逮捕開始了。不知輪到誰，院里停了好幾輛車。

過了一會，開始點名：徐惠良、于守全、張連升、湯秉輝、閻平階、黃景新、李同順……一排長長的名單。 出示的拘捕證上，赫然蓋著鮮紅的大印： 華東軍區軍法處。 點到名的，戴上手銬，兩個全副武裝的戰士押解一個，帶到院里上車。 1951年6月，第一批槍斃的兩人，253團3營營長李子元，251團副連管理員竇永禮被押到南京水西門外，江東門鎮后的刑場，執行槍決，刑場上警衛森嚴，兩口棺材一字排開，據說因念他們過去對革命有功，由組織出面付棺安葬。

李子元在金門戰斗中，于10月25日下午被俘，當時尹俊18師警衛營猛攻林厝，李子元率領3營守在林厝東邊高碉堡附近地堡里，李子元率部打退二次進攻，第三次18師沖上來的時候，彈藥打光，再打就是白白送死，李提前西方化，高叫；“別打了，繳槍了。”率領身邊還剩下的17人放下武器，繳出輕、重機槍各一挺，卡賓槍十余支，還有隨身攜帶的作戰命令、作戰草圖等物。

當時除了3營戰士外，253團1連副連長郭阿堂也在其中，也隨李子元一起投降。

李子元是泰興人，40年入伍，一步一個臺階，從戰士當到營長，所有戰友都對他印象不錯，在戰俘營表現也不錯，只是提前思想解放，戰場投降，被認為是罪不可赦叛徒，第一批被槍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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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級干部竇永禮，37年入黨、入伍，經過八年抗戰，三年國共戰爭，槍林彈雨里，6次負傷，是三等殘廢；當過戰斗英雄，生產模范。

戰斗結束后，坐在海邊等敵人來俘虜，后來進古寧頭聯系領導，東張西望找不到人，剛喊聲；“劉團長”，就引來一槍，趕快鉆進一間民房里，敵兵追來，在門口把槍栓拉的嘩嘩響，大喊；“看見你了，還不趕快出來，繳槍不殺，國軍優待俘虜。”

老竇高舉雙手，走了出來，束手就擒，這在共軍看來已是叛徒，后來到了戰俘營，還幫助國軍指認干部，監視干部，自然是罪不可赦，第一批槍斃名單也就輪到他了。

傅作義在北平叛變后，部下一連長不滿其叛變，他會開飛機，駕駛小型軍用飛機一架，飛往西安，當時西安已在西野控制之下，再次被掌握，西野作戰科科長潘國杰覺得新鮮，要過飛機癮，拉著司令部作戰參謀洪亮（特殊人才，懂幾國外語），上了這架飛機。

結果被滿臉落腮胡子的張連長飛往臺灣，成了從空中掉下的兩個高級戰俘，與金門戰俘關在一起，洪亮后來在戰俘營里被殺，潘與金門戰俘一起被釋放。故有此天方夜談一說，但確是實實在在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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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營長主動帶隊投降，屬非殺不可，那么其他人為什么要殺呢，讓我們細細看來，第二批槍決人員共四人，于1951年9月28日下午一點執行，地點仍舊是南京水西門外、江東門鎮后的刑場，警衛森嚴，四口棺材一字排開，對徐惠良、張連升等三名金門戰俘，和一名大膽島戰俘（估計是帶領部隊投降的營長包成）。

徐惠良是29軍軍部參謀，浙江寧波鄞縣人，16歲參加新四軍，金門戰役時是29軍司令部參謀，非常精明強干。登陸后一直為自己爭著來金門而懊悔，兩天來多次徘徊于海邊，想方設法要回大陸。

只要能回去，哪怕受處分，也比在金門打死強。

便找了位船老大，軟硬兼施，求船夫開船，船老大說；白天有飛機、軍艦，晚上一定送你們回去。

下午三點，身邊沒有戰斗兵了，徐心理發慌，跑到王劍秋那里，看到打的厲害，于是又跑到東邊，和82師245團一個小衛生員一起胡亂打槍，打了兩下，槍不響了，兩人又急又怕，把手槍扔進海里，坐在石頭上商量，四目相望，淚水長流。

徐說；干脆主動跑到國民黨那里去投降，反而不會殺我們。他站起身就走，小衛生員也默默跟上。

徐回歸后交代：“我們兩人一起向東邊跑去，在路上拾到一支步槍。心想：如果交給對方，他們會相信我是原國民黨俘虜兵，被迫才干共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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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路上，一個敵人在高高的岸上揮舞步槍大喊；‘繳槍！’我們搖動帽子，表示投降。因海岸太高，只得繞著往上走，經過海灘邊上，看見一條船，船上跳下與我一起來的軍部報務員湯德里、張國弟和五、六個運輸兵。

他們問我情況如何，我說：‘完了，打也是死，不如隨我們一起早點投過去。’他們聽說后也同意了，于是一起走，254團小衛生員走在最前面。走了20多米，一班敵人叫：‘站住。’我和小衛生員搖帽子表示投降，在一個凹坑處繳了槍。此時約為26日下午4點，地點在林厝西北海邊。”

徐帶頭率領近十人主動投降，進了戰俘營后，徐由于對各級干部很熟，指認了大量干部，因此不可能逃過一死。

雖然他竭力乞求審訊人員，我還年輕，判5年、10年都可以，希望能留一條命，結果還是一命嗚呼，

他白當了多年中共軍部參謀，連黨這個基本政策都不懂，可以寬大敵人戰俘，但決不會寬大自己的被俘人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