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來自四川的女黨員，她21歲離開故鄉后就再沒回去過；23歲時，她懷著身孕與結婚只有半年的丈夫依依惜別，余生再未能相逢；一年多以后，24歲的她把只有14個月大的兒子送到孩子的堂伯父家寄養，又是一次后會無期。而三次永別，都只是為了一件當時要實現信仰就不得不去做的事：革命。

她明明是個地道的川妹子，卻隱姓埋名在東北抗日根據地，有時候甚至要裝作啞巴來應付日寇和偽軍的盤查。在經歷重傷被俘、逃脫后再次被捕，受盡各種極端酷刑之后，她在開往刑場的車上，用沒了指甲的手給兒子留下一封遺書。犧牲時，她只有31歲。

她就是在東北乃至全國家喻戶曉的抗日女英雄趙一曼。令人無限唏噓的是，直到她犧牲16年后，她的姐姐才通過一張20年前寄出的照片得知妹妹去了東北；而她的兒子，則直到28歲才知道原來自己的母親就是著名的抗日英雄趙一曼，流著熱淚在檔案館里抄下了母親在刑車上給自己寫的遺書。

01、 不斷沖破舊家庭束縛的青春之歌

趙一曼原名李坤泰、李一超，字淑寧，到東北參加工作時化名趙一曼，于1905年10月25日出生于四川宜賓（縣）距離縣城120多里的一個地主家庭，在8個兄弟姐妹中排行第7，是家里最小的女孩，因此備受父母寵愛。她8歲進入家里的私塾讀書，13歲那年，父親去世，家里便由深受傳統思想影響的大哥和大嫂當家了。

隨著五四運動的爆發，馬克思主義和以科學、民主為旗幟的新思想也以銳不可當之勢傳到了趙一曼的故鄉。趙一曼的大姐夫陳佑之是我黨在宜賓地區的組織創建者之一，通過他，正值青春期的趙一曼接觸到了《新青年》、《婦女周報》等進步刊物并深受其影響，產生了推翻階級壓迫、解放女性等想法。

但在當家的大哥大嫂眼里，這顯然都是些離經叛道的“危險”讀物，因此不但強烈反對她讀這些，連趙一曼進城讀書的愿望也不由分說地拒絕了。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1924年，18歲的趙一曼以洋洋灑灑的三千字長文《被兄嫂剝奪了求學權利的我》控訴了舊式家庭對她的束縛。

在大姐夫鄭佑之的幫助下，這篇文章發表在由向警予主編的《婦女周報》上。

“我自生長在這黑暗的家庭中數十載以來，并沒有見過絲毫的光亮……我極想挺身起來，實行解放，自去讀書。奈何家長哥哥專橫，不承認我們女子是人，更不愿送我讀書……請全世界的姊妹們和女權運動者，幫我設法，看我如何才能脫離這個地域家庭，如何才能完全獨立？”
——節選自趙一曼《被兄嫂剝奪了求學權利的我》

思想迅速成熟的趙一曼越是想學習新知識、新思想，就越是受到哥嫂的極力反對和阻撓。無奈之下，1926年正月的一天，對外面的世界向往已久的趙一曼趁哥嫂出門之際，背上簡單的行囊離開了山溝里這個讓她失望透頂的家，也從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在二姐李坤杰的幫助下，趙一曼先到宜賓縣城的女子中學讀書，期間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并參與組織和領導了“五卅”運動一周年之際，由宜賓黨團組織發動的“抵制仇貨”愛國運動。運動取得了勝利，但組織和參加運動的愛國學生卻遭到反動當局的報復，被開除了學籍。

好在他們很快就進入宜賓縣黨部創辦的中山中學女生部就讀了。1926年11月，在大姐夫陳佑之和二姐李坤杰的關心下，21歲的趙一曼離開故鄉，前往武漢報考國民黨在那里設立的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即黃埔軍校武漢分校）。從此，趙一曼再也沒有踏上過故鄉的土地。

1927年初，趙一曼如愿以償地成為黃埔軍校第六期213名女學生中的一員，她們也是我國軍事院校史上招收的第一批女學員。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趙一曼參加了由惲代英改編的以學生為主體的獨立師，在迎擊軍閥夏斗寅、保衛武昌的戰斗中取得了勝利。隨后，她又被組織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

從最初走出山區，與那個反對她讀書和學習、接受新思想的舊式家庭決裂，到離開故鄉，投身革命事業的巨大洪流，再到受命留學，為參加更為重要和艱苦的革命事業做準備，趙一曼的每一步都走得看似決絕，實際上卻在不斷地貼近自己的理想。

她以看似“決絕”的行動，不斷突破在頑固的舊式家庭中出生和長大的自己，去尋找和建立一個屬于新時代的、負有偉大理想和革命使命的全新自我。這一系列的突破，也是趙一曼獨特的“青春之歌”。

02、 她為什么先后離開新婚半年的丈夫和只有一歲的兒子？

1927年9月，趙一曼和一批年輕人一起，在上海吳淞口外登上一艘前往蘇聯的商船。由于是第一次搭乘海輪，趙一曼暈船十分嚴重，不僅頭暈目眩，胃里也時常“翻江倒海”，難以平靜。這時候，一個叫陳達邦的男人進入了她的視線。

見她獨自一人止不住地難過，陳達邦對她噓寒問暖，給她端茶送飯。在異國他鄉的船上，異性的關懷備至和貼心照顧尤其使人感到溫暖。陳達邦比她大5歲，也是黃埔軍校的畢業生。登陸后，二人同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并時常一起討論。

長時間的相處和共同的革命理想，加上在船上就帶給彼此的溫暖，使兩顆年輕的心靈終于碰撞出了愛情的火花。到莫斯科的第二年，也就是1928年4月，二人在莫斯科結為伉儷。

平靜而幸福的生活，總是因為短暫而顯得尤為珍貴。二人的幸福時光沒有持續多久，趙一曼就因為舊疾復發而不得不中斷學業進行休養。同時，由于莫斯科氣候嚴寒，不利于養病，加上國內急缺婦女干部，黨組織在綜合考慮之后，決定安排趙一曼回國工作。

本應只是一次普通的暫時分別，這對新人卻嗅出了不同的味道。趙一曼此時已經懷孕在身，本可以向組織提出生產之后再回國，但她認為這是組織的安排，不能討價還價；當丈夫提出陪她一起回國時，她也以不能因為家庭影響黨安排的學業為由拒絕了，要丈夫安心完成學業。這時候，他們結婚才剛半年。

陳達邦為趙一曼戴上一枚金戒指，又送給她一塊懷表，讓她無論如何多保重，注意安全。他們心里明白，在戰事頻仍、危機四伏的年代，每一次分離，都有可能就成為永別。后來的事實證明，這對即將為人父母的新婚夫婦，此次離別也成了后會無期。

趙一曼回國不久就被安排到湖北宜昌建立黨的地下交通站。但是在1929年2月初，臨產的趙一曼卻被房東攆了出來，因為按照當地風俗，孕婦在哪里懷孕就要在哪里生產，房東認為不是在她家懷孕的，在她家生產會破壞她家的風水。

沒有丈夫，沒有親人，挺著大肚子的趙一曼在街上漫無目的地游蕩，終因體力不支，暈倒在一家屋檐旁邊的草堆里。一個好心的搬運工人收留了她，不僅為她隔了半間棚子出來，還安排他的妻子為趙一曼接生。當晚，她誕下一個男孩兒，為他取名“寧兒”，取“健康安寧”之意。生逢亂世，這是每一位母親對于孩子最為深切的祝福。

但是，寧兒來到這個世界的第一年，卻過得一點兒也不安寧。還在月子里時，收留他們母子的搬運工人因為賭博打架被抓進警察局，趙一曼拿丈夫給她的金戒指把他贖了回來。但一個家徒四壁的人家卻拿得出金戒指，不免令人生疑。為了不被發現，趙一曼只好抱著寧兒重新找地方落腳。

寧兒半歲時，趙一曼被調到南昌的中共江西省委，與一名姓王的同志假扮成夫妻，作為工作上的掩護。僅僅過了三個月，由于叛徒出賣，江西省委機關遭到嚴重破壞，趙一曼不得不在雪夜抱著兒子走了整整一晚躲避敵人的追捕。后來，趙一曼把陳達邦送的那塊懷表充作路費，母子倆才得以坐船到上海，向中央報告江西省委的變故。

思前想后，為了孩子不再跟著自己到處東躲西藏、顛沛流離，也為了能夠安心工作，趙一曼決定按照回國之前與丈夫的約定，把孩子送到陳達邦的堂兄家撫養。出發之前，她抱著兒子在照相館拍了兩張照片，一張寄給莫斯科的丈夫，一張交給在武漢的同學，請她想辦法寄給在宜賓的二姐李坤杰。

1930年4月，只有14個月大的寧兒（長大后名叫陳掖賢）被送到武漢的堂伯父陳岳云家撫養。此后，趙一曼只能在繁忙的工作間隙，一遍一遍地思念著不在身邊的兒子。直到她6年后犧牲，母子也沒有再見過面；而寧兒更是在28歲時，才得知自己親生母親的悲壯故事，忍不住泣涕漣漣，淚如雨下。

雖說戰亂年代，每個人隨時都可能遭受與親人的骨肉分離，但無論什么年代，骨肉分離都是一件令人感到萬分痛苦的事，尤其是像趙一曼這樣與丈夫、兒子相守如此短暫、分離又都如此漫長的。身處和平的人們，再轉頭回望那個戰火紛飛的年代里的痛別，心頭也不免平添幾分悲憫。

03、“我要一生進行革命，要一心一意，一貫到底”

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礦，還有那滿山遍野的大豆高粱；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還有那衰老的爹娘。九一八，九一八，從那個悲慘的時候，脫離了我的家鄉，拋棄那無盡的寶藏，流浪!流浪，整日在關內流浪……
——歌曲《松花江上》

1931年9月18日夜，盤踞在我國東北的日本關東軍故意炸毀沈陽柳條湖附近的南滿鐵路路軌，卻嫁禍于中國軍隊，并以此為借口炮轟我東北軍北大營，制造了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僅僅四個月，東北就全部淪陷。日本在這里建立了“偽滿洲國”傀儡政權，開始了對東北3000多萬同胞長達14年鐵桶般的殘暴統治。

“九·一八”事變后，黨中央派出大批優秀干部深入東北進行抗日救亡運動。“趙一曼”這個名字就是她在東北工作期間使用的。1932年春，趙一曼到達沈陽，先是在大英煙草公司和紡紗廠做女工，隨后在這年秋天到了中共滿洲省委駐地哈爾濱，領導哈爾濱總工會的同時，做滿洲省總工會的籌備工作。

趙一曼先是擔任滿洲總工會秘書和組織部長，一年后兼任哈爾濱總工會代理書記。她與同樣來自上海的工作搭檔“老曹”假扮成夫妻的模樣。白天，老曹外出工作時，趙一曼就要上街買菜，回家洗衣、做飯，儼然一個“家庭婦女”的形象。其實，她是通過“買菜”來傳遞黨的文件和消息。一到晚上，她就要在遮蔽嚴實的房間里一直工作到深夜。

趙一曼和老曹曾經成功領導了著名的哈爾濱電車工人大罷工，二人配合十分默契。但是1934年3月，我黨在哈爾濱的地方黨組織遭到破壞，老曹被捕犧牲，趙一曼也暴露在危險之中。她憑借嫻熟的化妝技術把自己裝扮成一個戴著面紗的俄國貴婦，用幾句俄語巧妙地擺脫了特務。

7月，趙一曼轉移到哈爾濱東南山區珠河（今尚志）縣抗日游擊區，成為這里的縣委特派員和婦女會的負責人。不久，趙尚志、張壽篯（李兆麟）等領導的珠河游擊隊改編為東北人民革命軍第三軍，活動范圍涉及珠河、濱江、賓縣等十余個縣。

剛到珠河的趙一曼與當地群眾同吃同住、一起勞動，很快就與老鄉們打成一片。她借著燒火做飯、看孩子，做針線活以及教婦女們認字、唱歌的機會適時宣傳抗日救國的道理，還組織了抗日婦女會，組織女村民為抗日游擊隊縫制軍衣、軍鞋，為游擊隊送情報、送給養。

作為地道的南方人，趙一曼在生活習慣上雖然能夠盡可能融入當地，但口音卻難以迅速改變，也就成了最容易暴露自己的軟肋。

有一次，挎著雞蛋籃子的趙一曼和同住的當地人呂媽媽被偽軍堵在村子里盤查，之前呂媽媽就交代過她一句話都不要說。因此敵人盤問時，呂媽媽給趙一曼遞個眼色，趙一曼就心領神會地裝成啞巴的樣子，“啊-啊-啊”地沖著偽軍叫了幾聲，呂媽媽告訴他們，這是她的啞巴閨女，偽軍才放過了她們。

此后，趙一曼和呂媽媽真的像母女一樣形影不離，深入群眾家中動員和組織抗日力量。尤其是呂媽媽的兩個兒子和一個兒媳先后犧牲后，她更是把趙一曼當作自己的親閨女一樣疼愛。

她到珠河不久，人們就發現她是一個能文能武的全才，而且軍事才能尤為出色。

當時，珠河地下黨弄到一批槍支，但是沒辦法運到村里來。趙一曼自告奮勇，把槍和子彈都用油紙包好，藏在糞車里。結果過崗哨時，盤查的守城捂著鼻子讓她趕緊走。趙一曼也就圓滿地完成了任務。

還有一次，三軍一師二團在侯林鄉遭到四五百日偽軍圍困。情急之下，趙一曼率領游擊連對敵人后方發動突襲，使得我軍轉敗為勝。

當時，珠河游擊區有好幾位姓李的女黨員，同志們為了方便區分，把她們叫做“白李”、“黑李”，趙一曼則因為長得清瘦，被同志們喚為“瘦李”；但在不知情的人當中，因為趙一曼能文能武，和三軍軍長趙尚志一樣聰明睿智，令敵人感到神出鬼沒，便被誤認為是趙尚志的妹妹。

當被問起為什么要給自己起“趙一曼”這個名字時，她說：“我喜歡‘一’，我原來叫一超，現在叫一曼，‘一’表示我要一生進行革命，要一心一意，一貫到底。”

1935年秋，日軍對珠河游擊區變本加厲，實行瘋狂的“歸屯并戶”、“集團部落”政策，迫使居民們全部搬遷到鐵絲網圍起來的大屯子里集中居住，企圖徹底切斷抗聯隊伍與居民們的聯系。

三軍主力被迫向方正、勃利和湯原一帶轉移，開辟新的游擊區，趙一曼帶領的游擊連則被編入三軍一師二團，由她擔任團政委，帶領二團留下來開展游擊戰爭，以牽制敵人的兵力。

04、兩度被俘、寧死不屈的女英雄

由于根據地遭到敵人的嚴重破壞和持續進攻，二團的處境舉步維艱。 1935年11月15日，趙一曼和團長王惠同以及50多名戰士被敵人包圍在左撇子溝附近。突圍過程中，王惠同受傷被俘，隊伍被打散，趙一曼的左腕也受傷了。

她和宣傳部長周伯學、16歲的婦女會員楊桂蘭、戰士老于和交通員劉福生五人潛入小西北溝的一間空房子養傷，一周后被搜山的偽軍發現并包圍。老于和劉福生在戰斗中犧牲，趙一曼的左大腿骨被一粒子彈擊中。她昏迷后，和楊桂蘭一起被捕了。

敵人抓了兩名群眾，用擔架把趙一曼抬下山，又找了一輛牛車把她運往縣城。車子每顛簸一下，躺在車上的趙一曼就要忍受無比的巨痛，但她始終連呻吟都沒有一聲。大腿上的傷口處，鮮血汩汩地往外涌，褲管都被浸透了。

趙一曼被捕（劇照）

半昏半醒的趙一曼不忘找機會告訴楊桂蘭，審訊時就說自己只是趙一曼他們找來照顧傷員的，讓她把一切責任都推到趙一曼身上。抓不到真憑實據的敵人，果然在28天后釋放了楊桂蘭。

趙一曼被拉到縣里之后，偽濱江省警務廳特務科外事股長大野泰治見趙一曼傷勢嚴重，怕她很快死去，就連夜進行審訊。結果無論他們怎樣折磨她，用鞭子抽她腕上的傷口，還是用鞭桿戳她腿上的傷口，幾次審訊下來，敵人都一無所獲。

經過對其他被捕人員的審訊，大野泰治判定趙一曼是“一個以珠河為中心，把三萬多農民堅固地組織起來的中心指導者。”

趙一曼則忍痛怒斥日本無恥的侵略行徑和“偽滿洲國”陰謀的險惡用心，讓他們不用白費心機了。當被問到“為什么進行抗日活動”這樣可笑的問題時，趙一曼回答：

“我是中國人，日本侵略中國以來的行動，不是幾句話所能道盡的。中國人民反抗這樣的日軍難道還用得著解釋嗎？我們中國人除了抗戰外，別無出路。”
——大野泰治《日本侵略者殺害抗日英雄趙一曼的經過》

趙一曼的堅強不屈令敵人更加確信她是反滿抗日的重要人物，于是在被捕五天后，敵人把她送到哈爾濱，關在偽濱江省警務廳地下室的看守所。警務廳特務科研究了大野泰治對趙一曼的審訊情況，也認定趙一曼是一個非同一般的人物。

為了得到重要情報，他們決定把腿部傷口已經潰爛、隨時有生命危險的趙一曼送到哈爾濱市立醫院進行監視治療。

醫生發現，趙一曼的傷口已經化膿，左大腿骨粉碎性骨折，20多塊小骨頭連同未取出的子彈一起嵌在血肉當中，隨時都可能危及生命。好在她的主治醫生張柏巖是一位醫術精湛的愛國者。經過他三個月的悉心治療，趙一曼已經能夠拄著拐杖在醫院里散步了。

張柏巖醫生

日軍為了迷惑群眾，制造自己的“親和”形象，在報紙上發布趙一曼被捕的照片和消息，說“紅妝白馬女匪首”對住院治療異常感激。

1936年4月上旬，敵人為了便于審訊，把傷勢好轉的趙一曼從多人病房轉移到單人病房，并對她開始了一次又一次輪番的審訊、毒打和折磨。趙一曼仍舊和以前一樣面無懼色、毫不屈服。

“我的主義就是抗日，正如你們的職責是以破壞抗日會逮捕我們為目的一樣，我有我的目的，進行反滿抗日運動并宣傳其主義，就是我的目的，我的主義，我的信念。”
——趙一曼在此期間對日本審訊者所說的話

令人意外的是，在這樣危險而艱苦的環境中，趙一曼竟然成功策反了看守她的偽警察之一董憲勛和看護她的女護士韓勇義。她高尚的民族氣節和寧死不屈的精神也深深地感染著他們。

6月底的一個雨夜，在三人的周密計劃下，趙一曼坐上了韓勇義和董憲勛事先雇來的小汽車，下車后坐轎子到了董憲勛的叔叔董元策家里。第二天晚上，又在董元策的幫助下乘坐村民魏玉恒的馬車奔向山區尋找游擊隊。

不幸的是，就在馬車距離游擊區只剩二十多里時，趙一曼被發現她逃脫的日軍追上，再度落入魔掌。

再次抓到趙一曼的日本人這次對她更為兇狠。哈爾濱警察廳特務科的日本特務、特高股長林寬重（外號林大頭）親自審訊趙一曼。他幾乎用遍了當時的所有刑法，也始終沒能從這個身形瘦小的中國女人嘴里獲得一條有價值的信息。

“竹簽一根一根地扎進指（趾）甲縫內，再一根一根拔出來，換成更粗更長的簽子再一根一根扎進指（趾）甲縫內……鐵簽燒紅后扎進一個個指（趾）甲縫內；最后，把翹裂開的手指、腳指甲一片片拔下……不斷地用鞭子把兒蘸著粗鹽捅她手腕和大腿上的槍傷傷口，是一點一點地往里擰，碰到骨頭后再不停地攪動傷口……趙一曼女士臉色灰白，冷汗涔涔而下，未發一聲呻吟……昏迷了過去。審室里充滿了刺鼻的皮肉燒焦的糊味……”
——日寇對趙一曼的審訊報告中對趙一曼受刑的記錄

經過對趙一曼一個多月的審訊和慘無人道的折磨，日本人發現無論如何也不能使這個倔強的女人屈服，便決定把她送回抓捕地點珠河縣，游街示眾后處死。1936年8月2日凌晨，敵人把趙一曼押上赴珠河的火車。趙一曼知道自己的最后時刻就要來臨，內心反而無比平靜。

她對得起黨，對得起祖國和人民，卻唯一放心不下日思夜想6年的兒子寧兒。6年前，她把兒子送往陳岳云家寄養時，小寧兒才只有14個月大啊！想到這里，趙一曼不顧身體的傷痛，向押送她的日軍要了紙筆，用已經沒有了指甲的雙手，含淚寫下了給兒子的遺書。

“寧兒：
母親對于你沒有能盡到教育的責任，實在是遺憾的事情。母親因為堅決地作了反滿抗日的斗爭，今天已經到了犧牲的前夕了。母親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沒有再見的機會了。希望你，寧兒啊！趕快成人，來安慰你地下的母親！我最親愛的孩子啊，母親不用千言萬語來教育你，就用實行來教育你。在你長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記你的母親是為國而犧牲的。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日
你的母親趙一曼于車中”

這簡短的一百多字，飽含了一位即將離世的母親對于尚未成年的兒子多大的深情啊！

1936年8月2日，黨的好女兒、年僅31歲的趙一曼在珠河縣小北門外英勇就義。

05、簡短的結語

趙一曼犧牲后，她的故事很快傳遍了東北的大街小巷。人們都知道趙一曼這個名字，和她在東北的英雄事跡，知道她是共產黨員，是抗聯的英雄，卻很少有人知道她的真名是什么，來自哪里。就連曾經待趙一曼如親閨女的呂老媽媽，也只知道她姓李，來自上海。

因為按照黨的紀律，地下工作是不能和家里聯系的，也不能和原來所在的組織聯系。

1950年，糅合了幾位“抗聯”李姓女共產黨員事跡的電影《趙一曼》上映。1952年，苦尋妹妹多年的李坤杰突然收到妹妹20多年前寄給自己的照片，同時知道妹妹在九·一八事變之后去了東北參加抗聯。

1956年，《工人日報》的記者帶著李坤杰手上那張妹妹和兒子合影的照片到東北給曾經與趙一曼朝夕相處的戰士和鄉親們辨認，他們一眼就認出那是他們的趙一曼！記者又到哈爾濱市檔案館，意外收到了日本人拍攝的趙一曼被捕和在病床上的照片。兩相比對，趙一曼就是來自四川宜賓的李坤杰的妹妹李坤泰無疑了！

也直到這一年，趙一曼28歲的兒子陳掖賢（寧兒），才知道自己的母親原來就是東北無人不知的抗日英雄趙一曼，也才在東北烈士紀念館里飽含熱淚抄下了母親留給他的遺書。

長大后的陳掖賢

我們不能遺忘歷史，也不能遺忘英雄。正如美國政治家基辛格在他的《論中國》中所說：“中國人，總是被他們當中最勇敢的一批人保護得很好。”

華夏兒女的血脈之中，歷以來就有一種不怕犧牲、永不屈服的特性，從而在歷史上留下了一曲曲慷慨悲歌。

也正是因為這種蘊藏在血脈中的力量，所以中華民族每次到了最危險的時候，總會有無數的志士仁人前赴后繼地挺身而出，用他們的血肉筑成鋼鐵般的長城，捍衛著身后的國家和人民。

今天的我們雖然無須回憶烈士所受的非人的摧殘和折磨，但應當銘記這位堅韌不拔、堅貞不屈的民族英雄在那段波瀾壯闊的歷史當中，所宣示的一名中國共產黨員的意志和氣節。